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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福海 发表于 2017-10-20 16:51:06

第一编 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建立与巩固（1931年9月?1949年9月）

                                                          第一编　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建立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斗争（1931年9月—1949年9月）






      富裕的历史源远流长，据境内小登科文化遗址的考古证实，早在第四纪晚期就有人类在此地繁衍生息。春秋前，富裕一带属岁貊人的活动地域，战国秦汉时期属夫余人的居住区，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豆莫娄居住地，唐代为室韦乌素固部人居住地，至辽代，属突吕布室韦居留地。突吕布室韦部，金代属上京路治下的蒲峪路，元代为成吉思汗幼弟贴木哥斡赤斤的封地。明代属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福余卫所辖。清初这里归盛京总管管辖，顺治十年（1653年）归宁古塔昂邦章京管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在旧瑷珲城设黑龙江将军，富裕地区遂为将军所辖。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清政府设置吉林通往瑷珲（亦叫黑龙江城）的交通驿道，塔哈尔、宁年驿站设在富裕境内。
       17世纪中叶，由于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的达斡尔族，被迫南下，定居于嫩江流域。为了抗击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令从征的女真族的后裔满洲八旗官兵的家属，由吉林迁到黑龙江。现居住在富裕县三家子村的计、孟、陶三姓，就是这一时期由吉林水师营迁来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平定新疆准噶尔叛乱后，将厄鲁特蒙古一部，迁至乌裕尔河流域驻牧。他们以其姓依克明安名旗，称依克明安旗。旗府设在今富裕县富海镇大泉子村。富裕属依克明安旗辖地。民国二年（1913年），龙江府改为龙江县。富裕隶属于该县的第四区，即富裕(今富路镇）、宁年（今富裕镇）两乡。县境东部归依克明安旗管辖。民国十八年（1929年）经民国政府批准将两个乡和齐市附廓段部分独立设治，于同年12月8日成立富裕设治局。1933年改为县公署，富裕由此建县，隶属黑龙江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1932年3月成立了伪满洲国。1932年5月日军占领宁年（富裕）车站，同年10月日本参事官进驻县城。从此，富裕人民在日伪政权的残酷统治下，开始了长达14年的苦难生活。为反抗日伪政权的残暴统治，富裕县各族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斗争，直至1945年8月取得了抗日斗争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进步青年群众组织——民主大同盟成员于1945年10月来富裕开展革命工作，他们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筹建民主政权，与敌伪残余势力展开斗争。1946年1月9日富裕县城解放，1946年4月25日建立县民主政府。1946年6月10日，中国共产党富裕县委会成立。（对外称群众工作委员会，1950年3月改称中共富裕县委员会）
1948年10月14日，县委会驻地由富裕（今富路镇）迁至宁年（今富裕镇）。
       中国共产党富裕县历史是从1946年6月中共富裕县委会建立开始的。富裕县委会成立后，从秘密建党到公开建党，召开党代会，整顿党组织，使党组织逐渐走向成熟。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清剿土匪斗争、支援解放战争、发展经济及各项事业等，到1949年10月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第一章　　富裕人民的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富裕人民驱逐日寇，保卫家园，探寻救国富民的斗争此起彼伏。影响比较大的是富裕县宁年区杨家屯村杨贵棠，他带领农民自卫军配合马占山军队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东北抗日联军小队长、中国共产党党员田绍文带领抗联战士在富裕一带从事了抗日活动，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一、富裕民众的抗日活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武装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四个多月内，东北全部沦陷，富裕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亡国惨痛中。
南京政府在日本的大举侵略面前一再退让，奉行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起就提出了收复失地，坚决抗日的正确主张。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三省事件宣言》，之后又发表了大量的反对日本侵略的宣言，并作出了许多反对日本侵略的决议。在这些抗日文告中，都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侵略嘴脸，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誓死捍卫领土主权，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将侵略者赶出中国的决心，号召各地各阶层群众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在广大民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从而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斗争精神，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反蒋抗日的爱国主义高潮。觉醒了的东北广大民众和众多官兵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拒不执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命令，自发地组织起救国军、义勇军、自卫军等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抗击日本侵略者。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总指挥张学良派遣驻守在黑河警备司令兼骑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总指挥。马占山临危受命，匆忙赶往齐齐哈尔并发表了抗战宣言：“当此国难之秋，三省之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救危亡……”并进行军事部署。此时，大批日军也在张海鹏伪军的配合下，从吉林省洮南大举向黑龙江进犯。双方在齐齐哈尔泰来县江桥镇的嫩江大桥一带展开激战。经过两个阶段16天的江桥抗战，马占山的军队给敌人以重创，歼灭敌伪军数千人，日本侵略者损失惨重。但终因寡不敌众、孤立无援，于11月19日退出省城齐齐哈尔。为防止日军追击，马占山部队在撤退前还破坏了铁路和通讯设施。
       在马占山将军率领部队退出齐齐哈尔之时，马占山与宁年乡（今富裕镇）杨屯村杨贵棠取得了联系，达成了军民共同抗日的主张。11月20日，担负阻击日军任务的徐景德团长在杨贵堂的协助下，在宁年车站南苇塘与前来追击的日军交火，日军损失大部，逃回齐齐哈尔。
马占山率领抗日军队在江桥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打响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枪，从此拉开了东北人民的抗日的序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扬言不出几个月便可占领全东北的妄想，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勇气，也唤起了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信心和决心。
       在中国共产党将日本侵略者逐出东北，坚决进行抗日斗争正确主张的影响下，富裕县民众踊跃参加抗日义勇军，有组织地或自发地成立了抗日救亡团体，纷纷举起抗日大旗，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坚决不做亡国奴，涌现出了一批思想进步，誓死保卫国土家园的仁人志士。


杨贵棠领导的抗日农民军
      宁年区杨屯村杨贵棠、李广和领导的农民军的抗日活动在富裕及周边地区影响较大。杨贵棠是民国年间富裕县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是宁年区杨屯村大地主杨群连的次子，是国民党立法委员杨致焕（字炳文）的胞弟，在平时抗击土匪袭击百姓的斗争中，杨贵棠行侠仗义、有勇有谋。在抗日斗争中，杨贵棠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日热忱和爱国情怀。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日本侵略者的累累罪行震撼着每个中国人，作为爱国爱民的杨贵棠，他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在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主张和马占山江桥抗战的影响下，他决心起来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抗争，他毅然将原来组织起来抗匪护屯的保卫团改为农民义勇军，并扩充了人员和武装。
       杨屯村的农民军在杨贵棠、李广和的带领下纪律严明，勇猛善战，在省内远近闻名。在马占山就任黑龙江省代主席之时，为加强这支队伍的力量，专门为农民军发放了300支枪，5万发子弹。
       1931年11月19日，在江桥抗战到了最后阶段，孤军奋战的黑龙江守军马占山部队受到了不断增援的日军的大炮、飞机、坦克强烈攻势，伤亡惨重。马占山命令部队撤出战场，并命令徐景德团阻击日军，吩咐徐景德在情况紧急之时可向宁年杨屯方向转移，并派兵飞马通知杨家屯农民军首领杨贵棠。
当徐景德团长率部队从江桥撤退到杨屯村时，受到了村民们的热烈欢迎，村民们端来热腾腾的饭菜慰劳从前线归来的抗日官兵。杨贵棠与徐景德研究制定了伏击计划，一旦日军追来，在宁年车站南五家子一带苇塘中设伏击圈，以骑兵一部诱引敌军，将敌军引入埋伏圈后骑兵返身杀回，与两翼的部队及农民军形成三面夹击之势歼灭敌人。
       以日军多门大佐支队长为首的400多名日军骑兵队不知是计策，向埋伏圈追来。前面的侦查员回来报告说发现了马占山部队的溃兵。多门大佐用望远镜观察到前方一队人马队形不整，正在争先恐后地狂奔。多门大佐下达了迅速追击的命令。日军狂奔着进入了包围圈，被埋伏在芦苇丛中的守军和农民军围堵在苇塘里。等多门大佐反应过来是遭到伏击时，已经伤亡惨重。多门大佐急忙令部队撤退，但为时已晚。此役多门大佐中弹身亡。敌人骑兵几乎被全部歼灭。自这次苇塘阻击战后，杨贵棠的农民义勇军威名远扬，抗击了日本侵略者，震慑了周边打家劫舍的土匪，同时也引导了一些土匪参加到抗日的斗争中来。
       韩玉禄是富裕县小来克人，绿林出身报号“天下顺”，人唤“北霸天”。九一八后，他毅然将手下300多人的队伍组建起“抗日义勇军”并自封旅长。1932年10月18日，日军出动一辆铁路装甲车，护送付武装的满铁调查班到宁年车站进行“预定铺设新线调查”。杨贵棠得知后，便迅速和韩玉禄取得了联系，韩玉禄立即率领他的抗日义勇军从小泉子赶到杨家屯村与杨贵棠农民军会合，深夜偷袭日军进驻的宁年车站。由于领路人误入水中发出了声响，偷袭被日军发现，双方展开了激战。日军被义勇军和农民军逼至车站候车室抵抗，双方激战到天亮。村井中佐后藤少佐等日军10人，重伤3人。江湾村农民姜常竹在战斗中奋不顾身，杀死3个日军后，不幸壮烈牺牲。第二天敌人派部队增援，杨贵棠和韩玉禄率队撤离了战斗。此次袭击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增强了义勇军和农民军联合抗击日寇的信心。塔哈尔阻击战
       1931年11月22日，马占山召集各部在克山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着重研究部署对日军布防问题。会议决定在齐齐哈尔与克山之间设立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富裕的塔哈河一带，由程志远旅以涂全胜为团长的第五十四团驻守；第二道防线在宁年站与富海站中间，由程志远旅以朱凤阳为团长的第五十二团驻守；第三道防线在泰安镇（今依安镇）与鳌龙沟之间，由程志远旅以周作林为团长的第五十三团和由吴松林旅以王克镇为团长的第三团驻守，程志远为总指挥。
       12月14日，疯狂的日军继续追击马占山部队。日军铃木旅团骑兵百余人沿着齐克公路在行至宁年塔哈尔（今富裕县塔哈镇）附近时，受到马占山部队的第一道防线阻击，守军团长涂全胜奋力抗击，双方激战约半个小时，由于守军无障可设，情况十分不利，并且伤亡了3名排长，士兵多人，不得不且战且退，撤至宁年与富海之间的第二道防线。日军也有很大伤亡，撤出战场休整。15日，马占山调程志远部前往支援，另调苑崇谷部和正在训练的“学生团”前来支援。
       17日至18日，日军铃木团也逼近第二道防线。日军增援达上千人，与守军展开了大规模激战，战斗十分激烈，守军顽强战斗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使日军损失惨重。这次塔哈尔阻击战成为江桥抗战后的又一次较大战斗，不但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而且为马占山部队向东北部发展赢得了时间，同时也增强了人民反日抗日的决心，激发了东北人民抗击侵略者的信心和勇气。九一八江桥抗战以来，在呼海、齐克两路的阻击战中，日伪军被歼灭1700余人，受伤1400多人。


义勇军击毙伪县长
       江桥阻击战后，富裕县被日本侵略者视为军事要地，调重兵把守，加强了对富裕各交通要道的军事管制。处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富裕人民，深深地陷入国破家亡的痛苦之中，反日情绪十分高涨。当时任富裕县设治员（相当于现在的县长）的孟宪忠看到国民政府的溃败，日本侵略者的不可一世，面对风雨飘摇的富裕县，面对国民党统治的无力，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派人去省城齐齐哈尔与汉奸吉祥联系，想方设法打通日方的关节讨好日本人，另一方面派代表赴海伦慰问马占山部队，从而保住了自己设治员之职。后期，由于马占山部队抗日力量的减弱，孟宪忠便加紧了与日寇的联系，成了与人民为敌汉奸走狗。而对马占山则是虚与委蛇。富裕县人民不甘侵略者的欺辱，对孟宪忠两面派的行径表示坚决反对，强烈要求孟宪忠抗日。
       在富裕周边各县，抗日队伍不断涌现，鼓舞着富裕人民的抗日决心。1932年6月，苑崇谷部营长孙德润（群众称孙指挥）在依安县三兴镇再度竖起抗日旗帜，号召富裕、林甸人民起来抗日。在孙指挥的领导下，组成了林富抗日义勇军，战士达4000余人。6月27日，这支部队浩浩荡荡开进了林甸县边境，开始攻打伪政府控制下的林甸县城。经过三天苦战，义勇军于29日攻破城府，夺取了伪政权的枪支弹药，开放监狱，带走了汉奸设治员（县长）。30日，义勇军乘胜攻入富裕县富裕镇（今富路镇）设治局所在地，设治员孟宪忠被抓获，收缴大小枪械30余支。义勇军在返回三兴镇参加义勇军大会的路上，行至三兴镇西时，突然天空飞来了4架敌机，义勇军在散开隐蔽和组织土炮向敌机射击时，突然发现设治员孟宪忠躲进深草之中并向西逃跑，一名战士举枪朝孟宪忠射击，将其击毙。


大泉子村和小泉子村阻击战
       富裕县是齐齐哈尔北部的交通枢纽，分别有齐克铁路和公路两条交通线。抗战初期，马占山部队撤退就是走的这两条交通线。马占山在撤离省城时，布置了两路人马在这两条线上负责阻击尾随日军的任务。马占山将吴松林旅布置在公路沿线上实施对日军的阻击。吴松林旅是江桥抗战最勇敢最坚决的一支劲旅，对日军杀伤很大。在部队撤离江桥时，吴松林积极请战担负阻击任务。马占山准许了吴松林的请求，并要求他完成阻击任务后不要恋战、不要追击，马上跟进，在泰安（今依安）会合。
       依克明安旗王爷府坐落在大泉子村。一日得到情报，日本鬼子已经朝依克明安旗方向追来。吴松林将两连部队分作三部分，在王爷府周围布置了一个口袋阵，在王爷府的院里还设有几挺机枪。1931年深冬的东北，天气寒冷，战士们埋伏在雪地里，日军进入包围圈后，他们将进入包围圈的日军打得晕头转向。大部分敌人被打死，有十几名小股敌人冲出包围圈向南河套逃跑了。吴松林部队打扫战场，带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去追马占山的大部队去了。
逃跑的这小股日军跑到了三马架屯，被邻近的五马架屯报号“西江好”的一些人发现，他们会同附近的老百姓把日军团团围住，俘虏了全部日军，缴获了十几条枪。他们把日军押送到了泰安县城交给了马占山部队。
       1932年10月24日，由于泰安镇西大营的日军被马占山部队围困，驻扎在省城齐齐哈尔的日军总部派骑兵第十八联队赶去支援。联队由总队长宓户功男中佐率领300多名日军。马占山抗日部队得到消息后，命令所属朴炳珊部队在大泉子村和小泉子村附近设伏。日本增援部队在西新屯处遇到朴炳珊部队顽强阻击，抗日战士越战越勇，后援力量越来越多，在上千名中国抗日军民的围攻下，日军被打得狼狈不堪。战斗一直持续到25日下午四点，日军才有一部分冲出重围退到了依克明安旗贝子府凭借炮楼顽强抵抗。抗日军队在小泉子东南，河套北至铁路构筑了战壕作为防线，同时炮击贝子府守卫的日军。由于日军有炮楼和围墙做掩护，久攻不下，双方僵持。27日，驻齐齐哈尔日军总部将救援的弹药、粮食、军用物资及配备有先进装备的一支部队运抵。28日，抗日军队以红枪会为先导，向盘踞在贝子府的日军发起总攻，遭遇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伤亡很大，不得不退回小泉子村。下午，日军组织60多人的一小部分部队诱战南行，朴炳珊部队误以为诱战的日军是主力，集中兵力向南围歼，日军诱战部队误入了乌裕尔河河套内，除一人逃跑外，其余人员全部被歼灭。日军见诱战失败，遂迫使4名蒙古族群众带路，出动20余辆牛车运载军需物资，两个联队尾随在后，边前进边烧荒开路，连续突破了抗日军队的两道防线，冲出包围圈撤回省城。


雅州村农民军袭击日本军列
       在乌裕尔河畔的雅州村农民袭击中和车站的日军专列。1932年10月23日，以雅州村村民刘子英、黄奎为首的20多名农民军得知有一列军列将从中和车站通过，刘子英和黄奎决定袭击。在鬼子专列进站前，他们利用蒙蒙细雨和雾气的掩护，装扮成铁路工人，控制住了中和车站。当军列开进车站并开始减速时，刘子英等人纵身跳上了装满日军的车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开了车门，用从鬼子手里夺来的机枪向鬼子扫射，几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打死打伤50多名日军。
       富裕人民在抗击日本侵略，保卫家园的斗争中前赴后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退让和不抵抗政策，最终导致了东北的全部沦陷，富裕人民也落入到了日本统治之中。


                                                                                                     二、富裕的沦陷
   
       东北被日本侵占后，日本关东军首先在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拼凑地方伪政府。在东北最早出现的省级伪政权（傀儡政府）是1931年9月26日以汉奸熙洽为首的“吉林省长官公署”。由它统辖吉林省军政、民政两权，并委任一批汉奸官员。在辽宁，日军推出汉奸赵欣伯、袁金铠、于冲汉等组成的“奉天地方维持会”，改辽宁省为奉天省。黑龙江省的伪政权组成较晚，由于黑河警备司令兼第三旅旅长马占山率军奋起反日，延缓了日军侵占黑龙江省的时间。日军占领齐齐哈尔之后，首先指使地方劣绅出面组织维持会控制局面，到1931年底，日军策动原哈尔滨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组织伪黑龙江省政府。1932年1月6日，张景惠赴齐齐哈尔就任伪省长。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伪政权的拚凑，网络了一批汉奸政客，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的第一步。
       1932年3月9日，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末代皇帝溥仪被日本关东军推上伪“满洲国”皇宫“执政”，伪“满洲国”宣告成立。年号“大同”。
伪“满洲国”建立后，黑龙江省就被日本统治了。1932年10月15日，日本侵略者正式接管了富裕县并实施了对富裕的法西斯统治。伪“满洲国”龙江省公署委派马毓年为富裕设治员，治所迁至兴杨镇（今富裕镇）。同年11月16日，马毓年调省，张亭馨任设治员。1933年4月，治所从兴杨镇迁至隆昌镇（今富路镇）。同年6月，富裕县设置局变为县公署。张亭馨为县长。10月5日，日军参事官（后改为副县长职）谷田传一进驻富裕公署为参事官，后又派警务指导官本村武男和石滕大演等人，到富裕监督管理县行政和军事事务，加强了法西斯残酷统治和镇压。县公署下设警务科、行政科、总务科、地政科和开拓科。富裕县当时人口不足3万，警察、侦探和警护团就达数百人。
       日本侵略者根据伪“满洲国”国情需要，在各地设立了协和会，1933年7月13日，日本关东军在富裕设协和办事处，部长由县长兼任，事务长由日本人充任。设置了日本人参事官和警务指导官，操纵着政权。
       1933年10月22日，伪“满洲国”公布《暂行保甲法》，改中华民国区乡制为保甲制。1936年又将保甲制改为街村制，保、甲分别改为村、屯。日本人行政区划体制的变化是为了更加残酷地压迫中国人民。


                                                                            三、日本侵略者对富裕的疯狂掠夺


       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长期霸占中国，进一步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向东北地区输入大批移民，以建立了开拓团、成立“开拓会社”的形式，强占大量土地，满足侵略扩张对粮食等物资及兵员的需要。1939年10月22日，日伪政府制定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纲要》，为变东北为“大东亚粮谷兵站基地”，在拟定的东北这块殖民地的《经济建设纲要》中所规定的目标是达到：“有事之际，必须的资源，以现地开发为主，达到国内自给自足，并供应日本的资源不足”。富裕县地处平原，人烟稀少，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加之铁路穿境而过，交通便利，使日本侵略者觊觎。
       在富裕建立“开拓团”疯狂掠夺经济资源。1935年，日本当局从日本国石川县动员了先期日本移民来到富裕，在班代屯（今龙安桥镇）筹建设立开拓团，称盯野开拓团（俗称南红部）。先来的日本移民负责打井、脱坯、开垦土地。1939年开拓团从班代屯搬迁到距龙安桥镇40华里处，占地7000多公顷；种植谷物、水稻、豆类等作物；设有团长、副团长，设立了6个分部，各分部设有1至2个部头；包括85户400多口人；设有学校、医务所、机械库、烘炉、油坊等。同年，日本侵略者又在今龙安桥镇雅州村建立了白山开拓团，位于今龙安桥镇兴裕村西南两华里大土岗处。也设6个分部，所在地设有学校、医疗室等各种设施，以保障各分部生活所需。共有50多户350多口人，各户都雇佣中国人放牧、赶车和做各种农活。各开拓团以农业为主，农田经营方式都是土地由集体开垦，归各户经营。雇佣中国人做长工、短工。各团长配手枪，各户的青壮年都发一支长枪，他们有服兵役的义务。从1939年开始，日寇先后在富裕县建立雅州、盯野、白山、哈川、五棵树及宁年等地建立起日本“开拓团”。
       在富裕建立“满洲拓植会”。富裕县建立满洲拓植会是在1935年，会社总机关设在省会齐齐哈尔，它主要负责管理各县开拓团。富裕县的“满洲拓植会”位于今富裕镇繁荣村西北侧，占地面积4000多公顷。“满洲拓植会”的开拓点在今二道湾镇新兴村一带，拓植会社配有汽车、拖拉机、马匹、车辆及奶牛。团长和副团长及翻译官整日骑着马挎着枪手持望远镜指挥生产，日本人不干活，所有苦力都是中国人，生产的粮食运往日本国内，满足日本侵略中国的需要。
       日本侵略者为了补充兵源的不足，1940年至1941年，日军从日本国内动员大批青少年，转运到东北各地，建立众多的义勇军训练所。仅在富裕县就建立了五棵树（今富路镇富峄村马场）、哈川（今友谊乡富有村）建立两处训练所，共收纳近300多名日本青少年。五棵树义勇军训练所建于1940年，所部设在五棵树，共120人，都是年龄在20岁左右的青年。他们分6个班，各班分别住在张家窝铺（今富峄村马场）、陈家围子（今旭东村）、西大岗子（今大岗子村），哈川义勇军训练所始建于1940年，共有157人。这两个义勇军训练所都设团长、副团长和教练，性质是半军半农，农忙季节参加农田劳动和护路，农闲季节参加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服兵役补充前线。1944年，日本当局就从这两个所调集了一些学员上前线。1945年春，这两个训练所又从一面坡等地迁移来数百名日本青年。


                                                                               四、富裕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剥削与压迫


       1933年4月日本参事官进驻富裕县，富裕人民遭受了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精神上摧残。日本侵略者占领富裕后，开始对中国人灌输法西斯思想，实行奴化教育。为了销蚀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斗志，使东北人民成为他们任意宰割的顺民，对百姓强制推行愚民政策。他们还推行鸦片政策，致使烟毒泛滥，吸毒者与日俱增，不仅使许多人丧失了民族意识和反抗意识，而且成为丧失劳动能力的废人。
       政治上残酷压迫。日本侵略者推行法西斯统治。除派一批日寇掌握行政、司法、警察大权，所有权力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外，还派出特务人员严密监视百姓言行，百姓稍有不慎就被以反满抗日罪名投进监狱。警务科特务股被称为“活地狱”，凡是被警察署和特务抓去的嫌疑分子，都被施以法西斯酷刑。
       1936年，日寇在省会齐齐哈尔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国事犯”大检举，许多爱国人士和热血青年被抓入狱。宁年警卫队也会同伪警务科对知识分子和群众进行思想犯检举，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富裕人民整日惶恐不安，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1940年，伪“满洲国”公布了国兵法，募兵制改为征兵制，凡19岁的男青年都要当兵3年，他们入伍后，要受到严格的训练和法西斯制度的管教。群众说：“当上了国兵就掉进了火坑”。1941年“大东亚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抓劳工十分频繁。每当接到上边要劳工的命令时，县公署动员股协同警察署全部出动，不分昼夜到各村强行拉夫，有钱的地主富农可出钱幸免，被抓的多是穷人。全县3万多的百姓，每年被抓的不下千人，撇下妻儿老小，被送往大兴安岭一带修筑工事、筑铁路，因冻饿及惨遭毒打而死者时有发生。即或有侥幸生存下来的，因修筑的工事怕泄露机密，往往会被惨无人道的日寇活埋或枪杀。不合格的被强行编入“勤劳奉仕”队，服劳役三年。1945年春，富裕县的一支勤劳奉伺队被派到查哈阳做劳工，一次病死3人，工棚失火烧死11人，轻重伤10余人。中国人遭受着日寇的摧残。
       经济上疯狂掠夺。1932年8月5日，日本侵略者公布了《满洲经济方策案》，后又发布了《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这两个文件主要强调日本侵略者的“产业统制”。人们生活和工作的一切都由日本株式会社经营管理，就连屠宰猪羊和日常生活用品也都在统制之列。对东北的土地进行瓜分，富裕县的日本“满洲拓殖会社”和“满洲国开拓总局”以低价强买土地9万垧，占全县土地的三分之二。“满洲拓殖会社”除在宁年车站设立农场直接经营外，还由“开拓团”种植一部分，其余租给农民，按垧收取地租，每到年底群众拿不起地租就要被毒打甚至被关进大牢。一般年成每垧地收粮食400—800公斤，遇上年成不好有水灾或旱灾粮食减收，可每户出荷的粮食是必须交的，加之“报国粮”，一年每户农民就要交出收获的三分之二以上，使许多农民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农民要生存，就得租用开拓团、满拓植会社的土地，辛苦一年除交自己各种名目的出荷粮外，自家所剩无几。当时实行“粮食出荷”，使农民苦不堪言，所谓的“粮谷出荷”，即强制农民按官定的数量、价格、时限，必须把粮食交售给日伪的“兴农合作社”，出荷是日语出售的意思。指强制性征收百姓粮食，是日本侵略者掠夺粮食资源的重要手段。每到收获季节，侵略者和他们的走狗们便利用督励班、工作队、别动队到农户家翻箱倒柜，交不出粮食的就会被打得死去活来。
    生活上虐待。1939年6月，日伪当局推行物资配给制度。对富裕县民众的针、线、油、盐、布等生活用品实行“配给”，谁私自买卖粮食就以“经济犯”论处。


                                                                         五、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


       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历了由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的过程，局部抗战是从东北地区开始的，时间是从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在东北三省，除各种抗日义勇军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依靠群众，直接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把魔爪伸向全国，并于1937年发动了武装侵略全国的“七七事变”。在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逼蒋抗日。在中国共产党及全国各界各族人民的呼吁和推动下，形成了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局面。全国开始进入全面抗战时期。
       在全国抗战形势的鼓舞和推动下，东北地区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出现了新局面。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号召人民行动起来，为光复东北国土而奋斗。各族青年踊跃参加东北抗联，不少伪军、伪警察也携械反正，加入抗联队伍。
党在东北沦陷区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沦陷区的抗日斗争，是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同各地的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并组织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从1932年起，先后组织了由汉、满、朝鲜、蒙古、回等民族的爱国志士参加的十余支抗日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
       中共中央先后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领导东北抗日联军，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宁安、汤原、海伦等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步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1939年4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李兆麟，总政委冯仲云（1940年5月任），金策（1941年7月任），总参谋长许亨植，下辖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四个军。他们在黑龙江北部十余个县境内，坚持游击战争，先后开辟朝阳山、阿荣旗、甘南等游击区。在嫩江两岸活动的抗联部队，在半年多时间内与敌作战40余次，攻占讷河等城镇，歼敌25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余支。东北抗联和东北人民的英勇斗争，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统治，牵制了大量的日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1940年，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党在敌后的工作。为了加强对东北沦陷区的领导，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东北工作委员会，后又指示晋察冀和山东分局分别成立专门机构，先后向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派出干部，开展武装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领导沦陷区人民进行反日斗争。
1940年，由共产党员田绍文率领的一支抗日队伍开始在富裕地区活动。


抗日英雄田绍文
       田绍文（又名田子文），原籍辽宁省兴城县，1907年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其舅父参加抗日义勇军邓铁梅部队，转战辽宁。1934年，他投奔其哥哥田绍阳（又名田子阳）至黑龙江省富裕县的刘黄毛子屯（今绍文乡绍文村）落户。
       1937年，田绍文参加了东北人民抗日队伍，转战北部边境线一带以及讷河、德都等县。1939年春，讷河人民抗日先锋队成立，田绍文由于作战勇敢被任命为小队长（排长）。1939年9月18日，东北抗日联军某部与讷河人民抗日先锋队密切配合，兵分三路攻打讷河县城，此次战役大获全胜，活捉了伪军团长孙承义等大批日伪军警，击毙日军10余人。同年9月25日，参加了抗日联军攻打克山的战斗，击毙日伪军30余人，胜利占领了克山县城。
1940年秋，受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三支队的派遣，共产党员田绍文作为第八大队第一中队第三小队的小队长，带领共15人的抗联队伍，转战于富裕、依安、讷河等地，在远离大部队给养、生活战斗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开展游击作战。
　    在抗日战斗中，田绍文队伍人员逐渐减少。一次，田绍文带领3名战士在老虎岗公路边伏击两辆日伪汽车，失利后，田绍文带领一白姓蒙古族战士与一名重伤员潜回刘黄毛子屯（现绍文乡绍文村）的高粱地里躲藏，不久伤员牺牲，另一白姓战士走失，只剩田绍文一个人孤军作战，于是他决定暂时潜伏下来，伺机继续与日伪进行不屈的斗争。
       1942年2月12日，田绍文化名邓海楼，来到离家近20里的前廉堡（现绍文乡民乐村）地主宋来福（又名宋海乐）家扛活。
田绍文就借此机会，给穷苦兄弟讲抗日斗争的故事，宣传抗日形势和救国救民的道理。田绍文同时还经常联系当地的百姓，谁家有忙不过来的活计，他都会主动去帮忙，当地的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老邓、邓大哥、邓大叔…，天气逐渐转暖，田绍文当上了宋家的长工。
1942年6月20日，田绍文和长工们正在前廉堡（现民乐村）西南铲地，这时福合警察署两名骑马的警察持枪向这里走来，问道“谁姓邓？”田绍文怕连累了乡亲们，当即挺身而出。他们把田绍文捆绑至县城。日本特务股长中谷几三当日即对田绍文进行了严刑拷打，威逼他交待出同伙，身份已暴露的田绍文大义凛然的回答：“我是抗联战士不假，抗联攻打讷河县城，封锁北大营，你们团长都成了我们的俘虏，你能把我怎么样？”
田绍文后被送至齐齐哈尔监狱关押，期间他经常教狱友唱革命歌曲，向他们讲述抗联的故事，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监狱的警察钦佩他的勇敢，便暗中出主意让他承认是土匪，以便取保候审；狡猾的敌人还让他的哥哥到狱中探望，妄图利用他哥哥搞说服。可这一切对田绍文都是枉费心机。
1943年1月，田绍文在齐齐哈尔“矫正院”英勇就义。为了永久纪念这位抗日英雄，富裕县后来把田绍文从事抗日的光明区改名为绍文区（现绍文乡），把田绍文所在的村改为绍文村。
富裕人民迎来抗战胜利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全国掀起了全面抗日的高潮。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中、华南、华东等地区对日进行了顽强作战，形成了强大的抗日阵营，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
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确定了1944年的斗争方针是：“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完全孤立。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通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苏军对日作战，沉重地打击了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缩短了对日战争时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各抗日根据地对日伪发起了猛烈的全面反攻。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上午9时，苏联飞机轰炸齐齐哈尔日本兵营，驻扎在富裕县城的日军以防空为名，组织伪职员、群众修筑工事，并把日本开拓团的200多人集中到县城，发给枪支弹药，准备负隅顽抗。22时，苏联红军伞兵在宁年西北东房子（现友谊乡宁年村东明屯）和小榆树（现友谊乡宁年村小榆树屯）之间的草原上降落。9月，苏联红军200多人开进富裕县城，打开日伪仓库，把粮食、布匹发放给穷人。苏联红军在富裕县驻防直至1946年4月22日回国。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日本人全部集中到红部所在地，到学校内开会，由团长铁东吉次和拉木嘎牙讲话。“日本国战败了，天皇宣布投降，我们灾难当头，政界不能迁送故自讨方便，能走则即走，不能走则为天皇效忠。”讲完话后，有不少日本人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往龙安桥方向走去，有的就地投井自杀，剩下的近70多人，被团长关进屋里，头蒙棉被，浇上汽油点燃，一时间火光冲天，哭喊声连成一片，最后几个当官的也跳进火里自杀身亡。此时，离此地不远的庄稼地里，雅州村村民邹景江捡到两个求生的小女孩，他出于人道主义把她们抚养成人，成为日寇侵略中国的见证人。
8月22日，盯野乡开拓团各分部100多日本人全部集中于南红部，由团长丹吉八郎讲话后，有的奔齐齐哈尔回国，但绝大多数不想走的站成几排后，由几个当官的用枪将他们打死，团长服药酒自杀。日本制造的侵华战争，使多少中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也使多少无辜的日本军民饱受兵戈之祸，家眷落得道尽途穷，命丧他乡，这是日本帝国主义造成的深重灾难。
8月28日，苏军开进宁年。从此，富裕县结束了长达14年之久的日伪统治，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广大人民群众兴高采烈、欢欣鼓舞。
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近代中国在外敌入侵时屡战屡败的历史，是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摆脱了束缚在自己身上的枷锁，废除了帝国列强强迫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中华民族从此由衰落转向复兴。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根本转折，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由此走向胜利。经过抗战改变了中国内部力量的对比，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为新中国代替旧中国准备了精神和物质条件。

第二章　　富裕县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一方面通过发动内战来消灭人民的革命力量，出兵占领东北，采取掠夺性地接收，另一方面组织收编日伪残余势力和土匪劣绅来扩大巩固在东北的势力。富裕县的国民党维持会和民团组织，也积极收买武装土匪来壮大自己的势力。
1945年10月，受齐齐哈尔民主大同盟的派遣，民主大同盟成员张者华、赵琛、刘淑英（女）等6人来到富裕县开展工作，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在富裕县开展革命工作的新局面。1946年1月初，嫩江军区第一旅经甘南县东阳镇进驻富裕，1月9日解放了富裕县。4月25日，富裕县民主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嫩江省工委任命张者华为富裕县县长，政权回到了人民手中。5月12日，嫩江省工委派从延安来的干部高自新任副县长。6月10日，党员韩立中受中共嫩江省工委、省政府派遣接替张者华任县长。从此，富裕县建立起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
一、抗战胜利后的富裕局势
日本投降前，蒋介石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抗战胜利初期，苏联红军控制着东北局势。1945年11月，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通过海、陆、空三路将大批军队运进东北，强占战略要地和铁路交通线，从而形成了敌强我弱的局面。
日寇投降后，富裕县各派政治力量纷纷登台亮相。1945年8月9日，伪县长周之瑞立即召开伪职员大会，宣布富裕县公署为“富裕县治安维持会”。他们网罗土豪劣绅10余人为委员，周之瑞及伪村长刘德修为正、副会长，武装有自卫团组成的50余人。宁年区（今富裕镇）也成立了以伪村长姜新三、伪警察署长何泰为首的“宁年治安维持会”。与此同时，国民党蒋介石为了占领东北这个战略要地，抢夺东北人民抗战胜利果实，与共产党分庭抗礼。国民党地下组织争相活动，发展党员，掠夺战利品，以图壮大反革命势力。伪县公署职员刘通、曹森是国民党原维持会的干将，9月中旬，他们二人跑到齐齐哈尔与国民党党务复兴会取得了联系，回来后便组织成立了“富裕县国民党党部”，在一、二、四区建立分部，并组建了保安队。同时，伪职员果端勋、邮政局长黄永令受国民党党务复兴会的指派成立了“宁年区国民党党务复兴会”。黑龙江省国民党党务专员还派穆德扬来富裕活动。他们都扬言国民党中央大员要来接收，以此来骗取群众的信任，收买人心，扩大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富裕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刘通以其岳父政治土匪李贵武为靠山，建立了一支百余人的保安队，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面对富裕县城乡中出现的各种党部、维持会、自卫团、保安队等组织和团体，富裕群众一时还很难辨认真伪。这些反动组织趁人民群众没有看清他们真面目的时候，一边惑乱百姓，一边纷纷向国民党反动组织寻求靠山、邀功求赏，无辜的百姓便成为了他们鱼肉掠夺的对象。国民党党部一边发展党员扩充实力，一边在乌裕尔河南岸一带乡村中查抄群众从日军手中夺取的枪支、牛马、军衣，还派土匪邹海楼在龙安桥一带拦截车辆，勒索钱财，以壮大刚刚成立的保安队。各维持会、自卫团等组织也都撒下大网，强抢人民财物，闹得百姓叫苦不迭，群众说，赶走了鬼子，又来了国匪。
1945年10月，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富裕县国民党党部”书记刘通和他的岳父李贵武操纵着县府的大权。李贵武是县府保安队的头目，是政治土匪。刘通、李贵武采取了一切手段收编土匪。王洪儒在国民党省主席彭济群派“特派员”陈喜来富裕县收编土匪时，在大地主乔永波和惯匪王连举的协助下，投靠了国民党，被委任为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第三路军三师五旅旅长，负责守备齐齐哈尔以北的战略防线。当时，还有西岐、紫金山、丁老客等绺子也都投靠了王洪儒。“东北军”匪绺仅次于“东霸天”的势力，匪首邹海楼也被任命为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第三路军三师三旅旅长，红枪会头目刘长仁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三大队大队长。
1945年12月，黑龙江省国民党“党务专员办事处”代理专员赵岳山奉命来富裕视察，富裕县国民党骨干分子们更加猖狂起来。他们将县城的保安队、自卫团编入东北挺进军，扩大一个团和四个连的编制，任命伪职员、伪村长张海清、席万发、谢连增、李永德为团长，吴函琛、刘仲山为副团长和后勤处长，警务科长刘天真等为四个连队的连长。不久，齐齐哈尔的光复军的头目尚其悦又派光复军的处长田耀山来富裕，帮助策划富裕县国民党部的活动。为加强国民党部在富裕的势力，他们公开在富裕县招收新兵，联络各路匪首封官授衔，分别派驻据点，各霸一方，并号召各界人士和群众募捐集资，一时间，富裕县处在了土匪和国民党的控制下。
这些土匪武装的活动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他们到处争城夺地，占据交通要道，伏击东北抗日联军。他们还派遣特务或收买内奸，在共产党组织的地方武装中策动叛乱，杀害共产党干部。他们还进行反动宣传，造谣惑众，严重阻碍着根据地的建设，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
二、党领导的民主大同盟进驻富裕
1945年8月17日，抗联干部王明贵、张瑞麟等17人受中共东北委员会委派来到齐齐哈尔开辟工作。8月2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进步青年群众组织——民主大同盟在齐齐哈尔成立，张瑞麟任委员长。9月中旬，组建嫩江省人民自卫军，王明贵任司令员。9月末，嫩江人民自卫军第一旅成立，王化一任旅长，余建亭任政治部副主任。10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遣的第一批领导干部到达齐齐哈尔。11月9日，中共嫩江省工作委员会成立。11月14日，嫩江省民主政府成立。
民主大同盟进驻富裕
1945年10月，民主大同盟成员张者华、赵琛、刘淑英（女）、詹中韬、贾晓天、吴雅珍（女）等人，来到富裕县开展工作。
赵琛、张者华等民主大同盟成员一来到富裕县，就与敌伪残余势力展开激烈斗争。他们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主张，筹建民主政府。周之瑞、刘通慑于嫩江省人民自卫军的强大威力，被迫同意取消维持会和国民党党部，参加民主大同盟。自卫团改编为富裕县人民自卫军，赵琛任支队长，张海清任副支队长。但是，反动势力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伺机反扑。民主大同盟召开了群众大会，宣讲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日斗争中的作用及建设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主张，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会后，民主大同盟的同志深入群众，进行宣传，做群众工作并带领队伍下乡进行清剿土匪等工作，初期工作开展的很顺利。实际上，以国民党书记长刘通为首的国民党分子，只是表面上同意与我党合作，暗地里刘通、李贵武、周之瑞密谋策划，暗藏杀机，伺机谋反。刘通与李贵武奔走乡村，联络反动地主组织和反动武装，与大同盟较量。支队长赵琛及时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感到大同盟势单力孤，就带领张海清、申福祥等6人去齐齐哈尔汇报工作，并领取枪支。在经过龙安桥时，把正在那里进行反动活动的杨守山、邹海楼等4人带到齐齐哈尔，交给我军司令部扣押起来。
1945年11月5日，东北人民自治军嫩江军区司令员王明贵，在赵琛等陪同下，带领指战员百余名乘四辆汽车来到富裕县城（现富路镇），汽车一进西门，男女老幼都出来欢迎，王明贵代表共产党和人民自治军向群众表示慰问，宣讲了我党争取和平民主的革命道理。并解除了县保安大队大队长的武装。又派自治军连夜到三马架抓回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国民党党部书记刘通。教育刘通、伪县长周之瑞要认清形势，同大同盟一道工作。
11月6日，王明贵召集了县内各界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商议组建临时政府和推选县长事宜。会议推选出周之瑞和县教育科长姜忱宇二人为县长候选人。由于周之瑞伪装进步，骗取了信任，鉴于东北局派遣的干部还没有来到富裕，王明贵从稳定大局出发，确定周之瑞为临时县长。
11月7日，以民主大同盟为主的进步组织在富裕县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富裕县临时政府，周之瑞为临时县长。8日，王明贵留下11名战士配合民主大同盟开展工作。赵琛随行，并带上刘通，准备对他进行教育。李贵武得知王明贵抓走自己的女婿，便串联保安大队谢连曾等人，谎报县城西南发现土匪。张者华不知是计，率领几名战士前往追剿，途经李贵武家，被早已等候多时的保安队诱捕。12日，李贵武一伙跑到县城，找到周之瑞，密谋逮捕赵森。赵森携带一批枪支从齐齐哈尔回来后，匪徒们以观看枪支为名，将赵琛围起来，乘赵琛不备，夺了他的枪，将民主大同盟其他成员干部、战士共21人扣押起来，致使富裕县又陷入匪盗横行的混乱局面。
民主大同盟战士被害的“12·21”惨案
民主大同盟成员和战士们被扣押后，县长周之瑞不惜花重金请光复军轮番把守，唯恐我军营救。
赵琛，时年19岁，是齐齐哈尔第二国民高等学校机械科四年级学生。刘淑英，时年18岁，是齐齐哈尔国民女子高等学校的学生。赵琛、刘淑英在省青年学生讲演大会上相识，并共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组织——民主大同盟。他们放弃了在学校优越的学习条件，来不及参加毕业考试，便踏上了开辟建立基层根据地的道路。为严守组织秘密，他们瞒过了双亲，同其他四位伙伴一道来到了距离省城百里之外，人烟稀少，匪患猖獗的富裕县。面对这种复杂的斗争形势，赵琛要求民主大同盟的同志们要提高警惕，团结战斗，发动群众，共同斗争。民主大同盟的同志们在赵琛、刘淑英两位同志的领导下，以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克服各种困难，冒着生命危险下乡宣传、发动、组织群众，与国民党和敌伪残余势力进行斗争，建立了一些坚强有力的革命组织，为筹建富裕县民主政府做了充分准备，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党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拥护。
1945年12月20日，国民党黑龙江省党务专员办事处代理专员赵岳山携专员秘书郝守志自泰安县（今依安县）来到富裕县，当得知民主大同盟等人被关押的消息后，立即对赵琛、刘淑英两位大同盟骨干进行了审讯。赵琛、刘淑英毫无惧色，与敌人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他们不畏强暴，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国民党党务代专员赵岳山气急败坏，急忙把二人关进牢房。
1945年12月21日凌晨，赵岳山命令特务郝守智，秘密进入狱中，枪杀了赵琛和刘淑英二人，后与赵岳山匆匆赶回齐齐哈尔。
民主大同盟的同志在富裕县工作了只有仅仅两个月的时间，但他们是在反动势力猖獗，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建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富裕县临时民主政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揭露了敌伪势力和国民党反对派的丑恶面目，打击了敌伪残余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三、富裕县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及发展
富裕县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
194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工作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中共嫩江省工委在形势十分严峻，嫩江省及各县面临着被国民党接收的关键时期，提出了先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指示。1945年12月11日，嫩江军区第一旅在军区司令员王明贵和旅长王化一的带领下，解放了甘南县。接着，相继解放了阿荣旗、平阳镇。为嫩江省党政军机关撤离齐齐哈尔做了准备。1945年12月30日，为了贯彻党中央指示，经中共中央东北局同意，中共嫩江省和齐齐哈尔市的党、政、军机关和部队撤离齐齐哈尔，先转移到甘南县，后移驻讷河县。
1946年1月初，东北民主联军嫩江省军区第一旅经甘南县东阳镇进驻富裕，准备解放富裕县。1月6日，东北民主联军嫩江军区司令员王明贵率领部队进驻李地房子（今友谊乡勤联村新民屯）。准备攻打富裕县城。周之瑞接到原兴杨村伪村长密报，闻讯后惊恐万分，急忙召开紧急会议，命令从城外调兵，派人去齐齐哈尔买枪支弹药，同时严令刘仲山、张海清加固防御工事，坚守待援，他带着被他们扣押的民主大同盟人员偷偷逃往林甸县。
1月8日夜，东北民主联军对富裕县城发起进攻。为了不伤害老百姓，以免造成更大人员和无辜群众伤亡，战士向城内敌人喊话，敌人负隅顽抗，攻城战斗十分激烈。9日拂晓，英勇的战士们攻破南门，相继东门和西门也攻破，冲进城内，富裕县城宣告解放。在这次战斗中，政治指导员吴耀光、杨继祖、王兴群、王光力、魏先福等5名战士光荣牺牲，34名战士负伤。
1月9日，王明贵派陈殿芳、姜忱宇到林甸县，将我方被押的民主大同盟成员和干部战士带回。王明贵代表嫩江省工委宣布张者华为富裕县长，詹中韬为人民自卫军大队长，人民民主政权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1月24日，国民党接收大员彭济群到达齐齐哈尔，宣布成立嫩江省政府。这时，嫩江省军区第一旅因战事需要，转移到依安县攻打冷家窑土匪。1月26日，国民党成立嫩江省保安警察总队，富裕县敌伪势力闻讯后蠢蠢欲动，他们勾结土匪，准备再次颠覆人民政权，逼近县城。县国民党党部胡廷楷又把被封为五旅旅长的“东霸天”王洪儒勾引到县城，刚刚成立的富裕县人民政权面临严峻的考验。为了保存充足的革命力量，县长张者华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带领政府工作人员撤离到讷河县。
2月8日，彭济群委派张文焕为国民党富裕县长。张文焕于2月19日在王洪儒和尚其悦匪部连长石青山的保护下，向富裕县进发。当队伍在五区小西屯宿营时，王洪儒被罗屯大地主干儿子罗斌杀死。2月20日，张文焕到达富裕。2月21日，驻守在宁年车站的苏军余部得知张文焕来富裕县接收，认为国民党派员接收未经驻省苏军司令部批准，指挥官吉毛耶夫率领一个加强连包围了县城，勒令张文焕交出了武器。张文焕回去到驻守嫩江省苏军司令部起了护照。2月22日，国民党再一次来接收了富裕。2月30日，张文焕宣布召开县参议员会议，将全县的伪村、商、政界头目40多人招来议事，大肆宣传国民党的施政方针和政策，积极鼓吹国民党在东北各地的发展形势。此时，光复军头子尚其悦为张文焕尽快打开接收富裕的局面，又将本部的伪连长安永泰、“九胜”匪首齐永久、官店自卫团长席万发纠集在一起，约有60多人，再次派往富裕。
3月初，东北民主联军已经解放了嫩江省大部分地区，农村根据地已经逐渐连成了片，我军部队正向富裕逼近。张文焕深感处境危急，便带众官员逃回省城齐齐哈尔。4月17日，嫩江省工委正式任命张者华为富裕县县长。4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解放了长春，严重警示了国民党在东北的残余势力。4月22日，国民党接收大员彭济群逃出齐齐哈尔。4月24日，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齐齐哈尔。嫩江省工委、省政府、嫩江省军区机关迁回齐齐哈尔。国民党富裕县县长张文焕也随彭济群逃走。3月7日，我民主联军第47团护送富裕县长张者华等人从讷河返回富裕县城。
4月25日，富裕县召开县民和村屯长大会，商议建政事宜。会议宣布富裕县民主政府正式办公。下设7个科局，下辖3个区。七个科局是：秘书科，科长杜航；民政科，科长姜忱宇；财粮科，科长丁之俊；实业科，科长刘日盛；教育科，科长苏士中；公安科，科长张文祥；邮电局，局长李希珍。
5月12日，嫩江省工委、省政府派从陕甘宁边区来的干部高自新任富裕县副县长。5月19日，富裕县群众推出代表赴嫩江军区司令部送去肥猪、粮食慰问子弟兵。6月1日，富裕县宣布废除国民党政府和伪满各项苛捐杂税。
6月初，中共西满分局派工作组到富裕县开展党组织和政权建设、人民武装工作。6月10日，嫩江省政府派遣韩立中接替张者华任县长。伪满时期，富裕县设四个大村，分别是富裕村、官店村、福合村、兴杨村，18个中心屯，72个区划，431个牌。富裕县建立政权初期，1946年7月，富裕县设立3个区，分别是富裕区、福合区、宁年区，下设25个村。各区都相继建立了区委会，任命了各区区委书记。
富裕县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与发展
在建立新政权之后，根据省政府的指示，县委、县政府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改造政权、纯洁组织的工作。富裕县委在清算分配敌伪土地、减租减息、生产等各项群众运动中，加强群众思想教育，激发群众参政的热情，引导农民群众参与改造政权的斗争。首先整顿与建设县、区政权，取消伪满村街区等组织，建立区公所，县、区政府中大胆使用与提拔了群众运动中的工农积极分子、进步知识分子及伪政府一般职员、技术人员。以自然屯为行政村，由群众大会选举村政委员会。
1946年9月17日至27日，嫩江省政府在齐齐哈尔召开第一次县、旗长会议。会议总结了10个月来全省民主建设的工作情况和取得的成就。9月31日，东北政联行政委员会召开会议，确定今后半年内政权工作的任务是：彻底改造政权，进行财政经济建设，改造学校教育，加强武装自卫。1946年10月1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对目前政权工作的指示》，把这4项任务向各省发布。《指示》中指出：“在半年以内必须继续动员群众自下而上地彻底改造乡区政权，以打下民主政权的基础”。政权的基础组织是乡区政权。乡区政权就是以广大劳动群众为基础，和所有要求民主独立与和平的各阶层人士共同组织的政权。
1946年，富裕县政府对行政区划进行了几次调整。1946年9月，二区划分为二区和四区两个区，全县有四个区，33个村，任命黄格为划出的四区（光明区）区委书记。11月，为纪念抗日英雄、共产党员田绍文烈士，四区（光明区）被命名为“绍文区”。同月，县委又增设了第五区，即官店区，后改为龙安桥区。至此，全县各区、村主要领导干部均由富裕县委培养的新老干部担任。县区委的各项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
1946年秋，嫩江省政府在《关于政权建设的指示》中指出：“各县应以最大的努力在二、三个月内完成县、区、村政权改造工作，以达到摧毁敌伪统治机构，肃清敌伪残余，肃清官僚恶习，建设民主政权，培养与提拔大批新干部，树立民主作风的目的。”从1946年秋至1947年下半年，各村相继成立村政委员会，也叫村公所，由村长、副村长、委员5至9人组成，人口在300人以上的村为大村，设委员9人。300人以下的村为中小村，设委员5-7人。负责生产、财粮、武装、民政、教育等项工作。富裕县还颁发了《村公所组织暂行条例》，明确村公所是政权机关，村农会是群众团体。农会的工作逐步由村政委员会取代。村政委员会需每月开会一次。半脱产干部限定大村4人、中村3人、小村2人。
1948年，富裕县行政区划又一次进行了调整。1948年6月2日，经嫩江省政府决定，依克明安旗由富裕县代管，1949年12月，依克明安旗改为富裕县第七区，第七区下辖9个村，区委书记高正礼，区政府由大泉子村迁至富海村。1948年6月11日，经省政府确定，原龙江县第三区规划至富裕县管辖，为第六区（即塔哈区），区政府设在塔哈村，第六区下辖16个村，区委书记邵平。至此，全县7个区，64个村，4个街。1948年10月14日，富裕县党政机关驻地由富裕村（现富路镇）迁至宁年镇（现富裕镇）。经过政权的调整充实，政府机构更加符合工作需要。富裕县政府领导机构设置县长、副县长；工作机构先后设置秘书科、民政科、财粮科、实业科、教育科、公安科、司法科、税务科、粮政科、建设科、工商科、农业科、财政科、邮电科。到建国前，富裕县政权建设和发展区、村、屯三级行政组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人民民主政权和武装建设更加巩固和发展。
富裕县委加强了对民主政权的建设和整顿工作。早在1947年12月12日，嫩江省政府就下发了《关于肃清地主、富农分子及伪满职员问题指示》。指示中不仅明确提出了对存在于政府机构中的反动残余要严格清洗，而且还指出了具体的清洗标准，并在清洗中提拔重用积极分子，“吸收新的血液，增加新的成分”。按照嫩江省委的要求，富裕县对政权建设工作进行了总结，对干部队伍进行了整顿，还加强了对干部的教育培训。
通过总结政权建设，县政府感到虽然采取了一些可行的措施，但富裕县的政权改造工作还是出现了“半生不熟”的现象。以二区为例。福合村的马村长，能说会道，谁家的大事小情都少不了他，由于他人缘好又会做木工活，大家选他当上了村长。他在工作中不调动群众力量大搞生产，还把弟弟、儿子都弄到村公所，群众有意见都叫他“马家村公所”。在动员新兵应征时，他一不做动员，二不宣传征兵的意义，让群众抽签来决定谁去谁不去，使广大群众意见纷纷。永太村农会主任和村长是兄弟俩，群众反映这样不行，会形成势力，听不进去群众的呼声。有的村村长已近60岁，受旧的一套束缚，新的民主作风接受不了。兼职现象也带来一些问题，如光明区副区长兼财粮助理，他对兼职工作不重视，在收公粮的大忙季节，他却不顾自身的重任，为自家娶儿媳妇，致使这个区公粮交不上来，延误了征公粮的任务完成。
针对政权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半生不熟”问题，县委、县政府狠抓培训工作，全县两年多共培训县、区两级脱产干部184人，半脱产村干部167人，提高了干部队伍的素质。县委会针对存在的问题对全县干部进一步提出约法三章：1、为群众服务；2、要吃苦耐劳；3、对党忠诚，服从组织。为了完善行政村级干部的职能，县委、县政府还制定了村级干部暂行条例，明确了村级干部的职责分工。要求新政权在成份上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在政策上要贯彻施政纲领；在组织上要与上级保持一致；在思想上要当勤务员；在作风上要朴素踏实民主化。要明确新政权与旧政权界限，新政权必须是广大人民所拥护、所参加、所组织起来的，为广大人民服务的。经过各级党组织的积极工作，建立健全了各级政权组织的干部队伍。
四、建设人民武装工作
富裕县人民武装是根据政权建设的需要逐步建立起来的，是在县委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的。1946年3月7日，东北民主大同盟成员张者华随东北民主联军47团回到富裕县，开始组建县公安大队，这是富裕县最早的地方人民军事组织。4月26日，县公安大队扩大到196人，下设2个排。此时的公安大队人员成份复杂，纪律很不好。6月10日韩立中到职后，对公安大队进行了整顿，先行全部缴械，坏分子被清除，纯洁了公安队伍。整顿后的人员为48人，设1个排4个班。乔福林任公安队指导员，王福兴任排长。4月上旬，在县政府设立了公安科，县政府委派张文祥为公安科科长，县公安科下设司法股、保安股和看守所，县公安科设在大来克（今富路镇），这是富裕县民主政权建立后第一个专政组织，负责维护治安和稳定。
随着政权的建立，各项工作和建设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阻挠，特别是受到了土匪、地主和官僚的破坏。他们受国民党光复军的指使，与地主武装勾结，不断偷袭和破坏我新生政权，谋杀我党政干部、农会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在我党领导的全面彻底清剿匪徒的行动下，有的顽匪更名改姓，隐藏枪支弹药，潜伏起来，妄图东山再起。面对当时的局面，县委、县政府急需建设自己的武装。
1946年8月，县委召开了会议，把加强人民武装建设工作摆上了突出位置。根据当时形势，李舒同志部署了富裕县人民武装工作的三项任务：一是继续扩大武装力量，建立党领导下的民众地方防匪联防武装；二是改造政权，建立群众组织开展工作；三是发动群众，主要依靠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并提出“深挖匪根、保卫土改”的口号。
1946年9月16日，东北政联行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东北各级公安机关组织暂行条例》，同时发出《对建立改造公安机关的指示》。要求各地应根据“条例”的规定建立和改造各级公安机构，使公安机关成为队伍纯洁、作风朴实、战斗力强的保护人民利益与对敌斗争的坚强堡垒。各省公安机构，根据“条例”和“指示”，开始进行建立和改造工作。
1947年3月20日，县政府决定撤销县公安科，建立富裕县公安局，同时任命石拓为县公安局局长。县公安局设秘书股、司法股、执行股和拘留所。同年6月14日，建立了宁年公安分局。10月23日，县委免去石拓公安局长职务，任命郭安为县公安局局长。在宁年公安分局设立公安队，队长由姜成仲担任，战士8人。
县委还把建立民兵组织作为武装建设的重要内容。截止1947年末，全县5个区建立了5个民兵连队，行政村有36个民兵队，共有民兵937人，下发步枪138支，小洋炮114挺。在初建民兵组织时将18—35岁的贫雇农中的青壮年都编入了民兵组织。针对当时民兵组织虽然队伍庞大，但整体素质不高的状况，县委对民兵组织进行了整顿和培训，通过训练进行筛选后，使民兵队伍得到了优化，半数以上的队员有了红缨枪。
1948年8月，县委书记孙泱在区委书记会议上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武装工作，要整理民兵，建立情报联系，随时集中兵力、武器到一、二个重点，成为机动力量，以防匪情。”孙泱明确了各级武装工作的职责：“区武装直接归公安助理管理，区委指挥，全县武装在县委直接领导下，由公安局长统一指挥，下级调动时需由县委书记、县长签署”。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的建立、发展和巩固，是在阶级斗争的血雨腥风中进行的，它经历了艰难和曲折，是伴着鲜血与生命的代价而完成的。党组织是人民政权机构的领导核心，而人民武装是捍卫人民政权、保卫人民生产生活的有力组织。县委、县政府直接领导公安大队，将枪杆子、“刀把子”紧紧握在人民的手里。同月，县公安局撤消了司法股，增设了治安股和县公安局公安队。10月，建立了富海公安派出所。同年，县政府设武装科，主管全县的武装工作。
县人民武装建立完善后，开始配合正规剿匪部队行动，配合公安机关开展了“挖土豆”（潜藏的匪特）、缴私枪、抓不法分子的活动。经过地方武装和公安机关的协同作战，深入各村发动群众，组织民兵、自卫团，开展全面清剿残匪，清查出隐藏的匪特和有反动活动的恶霸、大地主188人（包括投案自首人员），起出长短枪138支，各种子弹29338发。匪首李化民隐藏在农村暗地活动，梦想东山再起，经多方调查了解，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在公安机关与民兵组织密切合作下终于将其抓获，取出机枪1挺、长短枪10余支。伪满特务褚殿文、马喜山从讷河县潜入富海区富海村，他俩伪装积极骗取信任后，褚当上农会主任和武装队长。1947年，褚马二人纠集5名坏分子组织反革命集团，妄图推翻区政府，策划杀害区长刘铁成夺取区政府大权。但在政权改造和建设过程中广大群众觉悟已经有所提高，群众察觉并反映他们有不轨行为，民兵组织当即将二人抓获，并押县公安机关审讯，二犯在我人民武装的威慑下，全部交待了他们的罪恶活动。
建国前夕，县委、县政府按上级要求，对公安机关编制进行了调整加强，在各区基干民兵中挑选出素质高、有经验的充实到公安队伍中去。为了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还在冬季进行刻苦训练。县委指出：“加强保卫工作，使党的政策、政府法令顺利实施，以保卫国家经济建设、农村生产和劳动人民利益不受破坏。加强对公安助理工作的领导，不断向群众进行反奸除特的教育，对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发动群众揭发其欺骗活动。”按照县委的指示精神，县、区、村的各级公安、民兵、自卫队组织都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到清剿、镇压残匪，监视各种敌对分子的斗争中去。
富裕县人民武装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无论是在清剿残匪、深挖敌特和坏分子的斗争中，还是在保卫人民政权、捍卫土改运动和支援前线等一系列活动中，均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沉重地打击了匪徒对土改工作的破坏活动，捍卫了人民民主政权。

第三章　　富裕县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1945年以前，富裕县没有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1945年10月民主大同盟进驻富裕，富裕县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活动，1946年1月9日，富裕县解放，建立了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新生的人民政权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颠覆与反颠覆的残酷斗争，1946年5月12日，共产党员高自新来富裕县任副县长，6月10日，中共富裕县委会（对外称群众工作委员会）成立。经过1948年5月富裕县公开建党，同年10月召开首次党代会，后又进行了整党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在富裕县逐步发展壮大并得到了巩固，成为领导全县各族人民革命与建设的核心力量。
一、中共富裕县委会的建立
日寇投降后，东北大部分地区被国民党接收，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积极有力地组织东北人民建立自己的根据地。1945年10月，齐齐哈尔民主大同盟派遣6名同志来到富裕县开展建政工作。他们到富裕后很快与富裕县的群众打成一片，较好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与敌伪反动势力及国民党光复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但由于他们是刚刚参加革命的青年，革命斗争经验缺乏，政策水平不高，缺少应付复杂的社会斗争局面的能力。
1946年4月22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发展党的指示》。中共嫩江省工委将从陕甘宁边区来的党员干部派往各县，发动群众，开展土地制度改革，并在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5月12日，嫩江省工委委派共产党员高自新出任富裕县政府副县长，他是最早在富裕县任职并工作的共产党员。1946年6月，全国内战爆发，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考验，两党由民族内部矛盾转变为两个阶级的矛盾斗争。争取东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已经成为关系到中国革命全局的重要问题。为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派遣大批干部挺进东北，他们中的很多干部被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到西满、北满地区开展工作，创建根据地。6月3日，嫩江省工委派从鲁北来的共产党员干部李舒任富裕县群众工作委员会（即县委）副书记。
6月10日，嫩江省工委又派从陕甘宁边区来的党员干部韩立中来到富裕接替张者华任县长，并于当日与张者华办理了县长交接手续。李舒、韩立中、高自新三人组成县委会。至此，中国共产党富裕县委会成立。不久，嫩江省军区骑兵团政委王俊杰，从陕甘宁边区来的党员干部巴风，晋察冀边区来的党员干部石拓也相继来到富裕县工作。
不久，嫩江军区第一旅政治部副主任、延安来的干部余建亭被任命富裕县委书记，李重民（余建亭爱人）也随之调任富裕县，加强了县委的力量。早期富裕县委由余建亭、李舒、韩立中、高自新、张文增、郭安、李重民、黄格、王俊杰等委员组成，余建亭任县委书记，李舒任县委副书记，韩立中兼任县长，张文增兼任县公安大队长，李重民任一区区委书记，后兼任县委组织部长，巴风任二区区委书记，石拓任三区区委书记。9月，黄格任四区区委书记，后兼任宣传部长。11月成立龙安桥区，区委书记赵希由。当时的党员还有公安科长张文祥、李舒同志的爱人范青。县委的建立，改变了富裕县党组织空白的局面，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富裕县历史的新阶段。随着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县委培养锻炼了一些以前进步的积极分子，并很快发展了一批党员，使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县委会成立初期，各项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1948年6月11日，设第六区（即塔哈区），区委书记邵平。1949年12月，依克明安旗改为富裕县第七区，区委书记高正礼。1946年9月，嫩江省委书记刘锡五到富裕检查工作，是富裕县委会成立以来迎接的第一位省委书记。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富裕县委书记历经4任。1946年11月，余建亭调离，李舒主持县委工作。1948年3月，嫩江省委任命孙泱为富裕县委书记。11月，孙泱调离，李舒任县委书记。1949年7月，李舒调离，史治平任县委书记。
县委会成立后，十分注重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和群团工作。1946年11月，县委成立了富裕县民主妇女联合会。1949年6月，县委成立了富裕县工会联合会筹委会。12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富裕县青年工作委员会，巴风兼任书记。
二、党组织的巩固与发展
县委成立后，面临诸多纷繁复杂的工作要做。由于当时斗争环境艰苦，党内开展斗争和建设急需革命力量，按照上级党组织的要求，富裕县委把加强党组织建设和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在掀起的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中，积极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增强党组织的领导能力，为各项工作打开新局面创造了组织条件。在秘密建党阶段，县委把建立党组织和发展党员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新党员。发展党员按照“斗争中发现、个别考察，秘密发展”的原则。
县委按照党章规定，提出了三点入党条件：1、出身好，主要以贫雇农为主，个别好的中农也可，但是条件要严；2、劳动好，能带头参加斗争和建设；3、为人正派，办事认真平等，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入党程序是：县委指定党员与发展对象个别谈话，进行党的知识教育，并通过谈话对发展对象进行审查，认为可以发展的，报县委审批，履行入党手续，填写入党表格，按手印。新党员候补期（预备期）视不同人员和情况而定，有的直接转为正式党员，有的半个月，有的20天，有的一个月，大部分为三至六个月。转正时，新党员要举行入党宣誓。许多党员文化水平低，对省委发的入党誓词不理解，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宣誓。有的说：“给穷人办事办到底”。有的说：“穷人翻身，死也不回头”。也有的说：“要是反对革命，就天打五雷轰”。县委认为入党宣誓是进行新党员教育的好机会，不应太随便，就拟定了一个比较通俗的誓词：“我诚心诚意参加共产党，决心跟着毛主席，领导穷苦百姓人人得翻身，个个得好，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实现共产主义。从今后一定做到，服从组织，严守纪律，执行决定，保守秘密，豁着命干一辈子，如有说到做不到，愿受党的严厉处分。”
根据党在农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的需要，为尽快加强农村党组织的力量，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和政治素质，县委把发展党员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农村，把发展对象的重点划定在清算分地斗争中表现好的农会干部和农运积极分子。县委发展的第一名党员叫王兰亭，介绍人是李舒。1946年7月21日，经黄格、王兰亭介绍，又发展了二区刘奎好屯（得胜堡）出身贫苦农民、农会主任、积极分子国海入党。之后，国海被任命为五区公安大队队长，在土改工作和支援解放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三区从1946年7月到10月共发展党员18名，其中，农会主任3名，农会副主任2名，村长1名，村委会委员2名，武装委员5名，农运积极分子4名，文书1名。从出身看，雇农6名，贫农6名，工人3名，中农3名。到1946年年末，全县党员数量发展到73名，建立基层党支部14个。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为富裕县取得土改运动关键性阶段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1946年11月，富裕县土地改革运动第一阶段的任务基本完成，土地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广大贫苦农民被发动起来，觉悟不断提高。在血与火的土改运动的激烈斗争中，涌现出了大批积极分子。他们拥护党的主张，主动要求加入党组织，在全县普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富裕县委会根据嫩江省委制定的“积极地、慎重地发展党员的方针”，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到1947年5月16日，中共富裕县委在全县区、村党员发展党员299人，占农村人口的0.8%，其中正式党员185名，候补党员114名。全县39个行政村，已经有32个村建立了党支部。大的党支部，如四区绍文村有党员26名，小的党支部至少也有3名党员。随着富裕县党员队伍的扩大和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使中共富裕县委逐步成为领导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巩固政权等各项工作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公开建党与召开首次党代会
1948年5月，富裕县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取得完全胜利。经过自1946年6月以来两年多来的建设，党的组织得到了加强，党的干部得到了锻炼，党的各项工作已经走上了经常化和正规化轨道，基层党的支部工作有了一定经验，广大群众对党组织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更积极的支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斗争与建设充满信心，阶级阵线进一步明确，各项工作都能在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下顺利完成，公开建党时机已经成熟。
公开建党
1948年8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了“建立起坚强的、有战斗力的、广大群众性的党的组织。人民群众迫切需要党组织公开带领人们进行革命和建设”。嫩江省委也发出了《关于普遍的、积极的公开建党的决定》。为了迎接革命和建设新的高潮的到来，富裕县委按照上级要求开始进行公开建党。公开建党就是向群众公开党的各级组织，公开党员的身份，公开发展党员，公开党的活动。它标志着党的建设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8月26日，县委召开了区委书记、区长联席会议，县委书记孙泱在会上提出，富裕县公开建党的指导方针是公开建党与公开整党相结合，发展党的组织与巩固党的组织相结合，公开建党与发展生产相结合，在发展中求巩固，在巩固中求发展。会后，公开建党工作在全县有条不紊地展开。
公开党组织和党员。县委将党支部和秘密建党时发展的党员同时向群众公开，发动群众鉴定党员。富裕县委在龙水泉村进行了公开建党试点。龙水泉村300多名群众参加了群众测评大会。村里的党员首先向群众介绍自己的出身、经历、工作和思想情况，然后听取群众意见。会议从上午8点开到下午4点，群众情绪很高，都忘了吃午饭。通过评议，既深深地教育了党员，又进一步增强了群众对党的了解。
公开发展党员。公开发展党员的做法是：大会报名，小组讨论，区委审查，大会公议，区委批准。在龙水泉试点村发展新党员，县委要求，发展对象首先应该是土改和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贫雇农、工人积极分子，其次是有觉悟的中农和贫苦的知识分子；条件是必须具备成分好、历史清楚、斗争勇敢、生产积极、品质好、群众拥护、能起作用等条件；原则是必须坚持“自报、公议、党批准”。龙水泉村报名参加入党的共有32人，审查后交群众公议的19人，最后区委批准17人。17名党员都是贫雇农，其中男党员9名，女党员8名，30岁以下的9人，31岁以上的8人。履行手续后，隆重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在公开建党中，县委对平分土地中被开除党籍的同志进行了复查，凡是成分好、没有大错误、自己有改正愿望的，都恢复了党籍。从1948年8月在全县公开建党，到10月，全县发展246人，党员总数从461名增加到707名，占总人口的1.2%。党支部达到51个。同时，开除不合格党员11名，纯洁了党的队伍。
公开建党，促进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具体表现是：一是党员在对敌斗争中起到带头作用。三区一个村党支部书记郭殿学坚持党性原则，敢于同阶级敌人、坏分子做斗争，受到群众的称赞。大地主、维持会长、“兴农合作社”主任黄甲东，依仗能说会道隐蔽很深，群众敢怒不敢言。郭殿学带领群众对他进行了斗争，揭露他的罪行，群众在郭殿学的带动下都纷纷揭发黄甲东欺压百姓逼死人命的事实。经请示上级后，将这个罪大恶极的坏分子处死。二是党员在生产建设中起模范作用。由于党员的形象在群众中树立起来了，全县各区的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都能处处带头，做表率。三区新兴村党支部在生产劳动中发挥村里10多名党员的带动作用，每1-2名党员负责一个生产小组，在种铲中，每个小组都抢先完成任务，然后帮助其他有困难的小组。新兴村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群众生产热情高涨，很快就由后进村转变为先进村。公开建党也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许多党员成为了生产模范。凡是生产搞得好的地方，都是公开建党搞得好的。三是党员在武装和战勤中起先锋作用。党员和积极分子在参军、支前的活动中，处处以身作则，时刻牢记发挥自己的党员作用。五区早期加入党组织的贫苦农民国海，他在自卫队、公安大队中担任队长时，多次参虽围剿土匪的战斗，深受群众好评，他参加了第一批支前民工并任队长，带领支前队伍上前线，支援解放战争并立了大功。四是党员廉洁奉公，为群众谋利益。三区新民村党员，农会主任王海涛，一尘不染，一心为群众办事，在群众中有很高威信。
公开建党，提高了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县委公开建党后，十分注意加强党支部建设，组织部门定期分析全县党支部情况，针对党支部成员对抓党的建设工作业务不熟悉、情况不了解、政策不掌握的实际情况，1948年11月24日，县委举办了第一期党训班，历时20天，全县98名党支部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和党小组长参加了学习。县委还开办党员训练班，加强了对新党员的教育。在公开建党后，县委经受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增强了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许多群众主动接近党的干部，靠近党的组织，有事情找党组织，一些青年积极报名参军支前，一些群众积极搞好生产，发展和壮大了党的力量，增强了党组织活力。
截止到1949年10月24日，经过公开建党，党组织有了较大发展，全县共建党支部73个，其中农村党支部61个，机关党支部10个，街道党支部2个。全县党员发展到927名，其中，农村党员684名，机关党员182名、街道党员21名、工厂学校党员12名，公安队伍党员18名，其它部门党员10名。
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
1948年10月，富裕县委在铁路俱乐部隆重召开了富裕县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全体成员，县直机关各部门党员及领导干部，各区委书记、区长，部分村党支部书记共60余人。主席台正中央悬挂着毛泽东主席画像，上方是一面党旗，两侧是鲜红的彩旗，大会在庄严隆重的气氛中开始。
县委副书记李舒主持会议，县委书记孙泱同志作大会工作报告。报告主要内容是：一、富裕县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是在公开建党后召开的，党的建设是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任务。二、各级党的组织和党领导下的各级行政组织，如何处理好公开建党后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实现我们的抗灾救灾，发展生产的大目标。大会对今后党的建设工作提出了设想，总结了经验，肯定了各级党组织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发挥的重要作用。大会同时查找了过去在发展党员中出现的错误及根源。
大会提出，要对三级党组织进行整顿，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以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大风大浪面前更加站稳脚跟，使党的形象在人民群众中更加伟大。大会强调，在整党建党的同时，县委、县政府努力把各项生产和建设抓好，并着重在整顿社会治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狠下功夫，使富裕县的新秩序逐步建立起来。
富裕县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是在公开建党后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它的召开标志着富裕县党的基层组织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全力支援解放战争，创建巩固的根据地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开展整党运动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在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召开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决定，“从本年冬开始，全党进行一次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三查三整”的整党活动。目的是搬掉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也称之为‘搬石头’运动。”中共中央指出，“开展整党运动主要是解决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中存在的成份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中共中央东北局在1947年底下发的《一九四八年任务的决定》中也明确指出：“整顿党内思想工作之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地开展，把全党的思想提高到新形势与党的政策的认识水平，反对地主富农及城市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官僚主义、军阀主义的思想作风。”
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和嫩江省委的部署，富裕县委自1947年冬开始，在全县开展了以“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整党运动。这次整党是富裕县委成立以来第一次开展的整党运动，重点是对新党员进行正面教育，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纠正党内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纯洁党的组织，增强组织观念，严肃党的纪律，改进党的作风。
对党组织和党员的调查分析
县委组织人员在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基础上，对党组织和党员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党组织存在的问题及表现。县委通过调查，把全县农村52个党支部分成三类。第一类党支部5个，占农村党支部的9.6%。这类支部在组织上、工作上、会议制度、党群关系等方面都是好的，个别支部党员有问题，但不是原则问题，本支部就能够解决。第二类党支部37个，占总数的71%。各方面都基本是好的，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第三类党支部10个，占总数的19%。这些党支部在各方面都有问题，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差。第三类党支部主要问题是:（1）领导对党支部工作不重视。县、区两级党组织对基层党支部工作抓的不够有力。（2）党组织不健全。全县52个党支部中有26个党支部不健全。有一个村有6名党员，但却没有建立党支部，只有2个党小组。（3）组织生活不坚持。有的党支部组织生活过得不好，对党员参加组织生活管理不到位，有一个村党支部，公开建党后，三四个月没有开过一个党支部会议。（4）班子成员和各级党组织所属的组织、宣传等人员没有配备齐，影响工作落实。（5）群团组织不完善。党组织的各项工作缺少群众组织的协助配合。(6)缺乏对各级组织的检查指导，有的党员有问题犯了错误，二三年才处理。有的党支部只注重开会，形成材料，会后缺少落实和实施。
党员存在的问题及表现。（1）有的党员认为为人民服务吃亏，是替公家跑腿，误工又赔本；有的农民党员认为带头“又吃亏、又带头、又不合算”；有的机关党员干部还存在着雇佣思想，名利思想。（2）有的党员干部滋长了和平麻痹思想，有的把枪拿给地主玩，有的立场不稳甚至丧失阶级立场，为地主坏分子通风报信，甚至被拉下水。（3）有的党员滋长了靠剥削他人发财致富的思想，想上升为富农；也有一些党员干部借口公务忙，雇工种地干活。（4）有的党员贪污腐化，多吃多占，贪占公物，侵吞斗争果实，接礼受贿，腐化堕落。（5）有的党员参加赌博、搞封建迷信活动，助长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并影响了生产和人民群众生活。（6）部分党员干部组织观念淡薄，不服从领导，无组织纪律性，有的党支部书记不及时甚至缺席参加区里会议，各行其是。（7）有的党员干部闹不团结，互相看不起，不能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知识分子看不起工农干部，工农干部产生了悲观情绪。
究其原因，从客观上看，由于在中国共产党进入富裕的初期，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党的力量又比较薄弱，客观上急需充实加强党的骨干力量，富裕县在秘密建党阶段发展了许多党员，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土地运动中积极分子，思想和作风是好的，成为了村政权和农会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土改运动初期干部严重不足和经验十分缺乏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在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的洪流中，难免发生泥沙俱下、鱼龙混珠的问题。一些“见过世面”、“能说会道”、品质和劳动都不太好的投机分子混进了积极分子队伍，有的还加入了党组织。虽然在反奸清算中这些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斗争的步步深入和权力的不断扩大，他们的劣根性一天天暴露出来，出现了贪占胜利果实，生活腐化等问题。从主观上看，县委盲目注重发展党员数量，缺乏对新吸收党员质量的严格把关，对发展党员工作宣传教育不够，考察审查不严不细，缺少群众有效地监督，手续不健全等等，也是造成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出现问题的原因。
开展“三查三整”活动
县委对党组织和党员队伍中存在问题进行了客观分析，认为从党员的成长规律来说，党员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成长和进步要有一个渐进提高的过程。公开建党之初，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免的。按照上级党组织的要求，县委在全县开展了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三查三整”的整党活动。整党工作分为学习教育动员、自我检查与群众审查和组织处理三个阶段。
学习、教育、动员阶段。这个阶段是整个整党的重要环节和主要工作。县委针对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各种不正之风，及时开展了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组织党员学习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对全县党员进行了阶级教育、新旧社会不同时代对比教育、党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党的宗旨教育等。县委领导结合全县党员中的实际情况，自己动手编写党员教材。对党员的教育具体内容为十个方面：（1）两个阶级的对比；（2）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员的英勇不屈的献身精神；（3）什么是共产党的先锋作用；（4）党应该怎么样领导农会和政权机构；（5）党员与群众有什么不同；（6）什么是群众路线；（7）怎样做一名好党员；（8）党内为什么要有批评与自我批评；（9）怎样过党的支部生活；（10）前途、阶级、政策等。在对党员进行党课教育的同时，还吸收一些非党积极分子和觉悟高的群众参加，扩大了教育面，提高了党员对整党的认识。通过党史、革命史等教育，使党员干部加深了对党的艰苦奋斗、英勇献身等光荣传统的了解，克服了原来的模糊认识，提高了政治觉悟。针对部分党员中存在的较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1948年，县委做出了《关于从思想上、行动上克服党内无组织、无纪律的问题与进一步发挥革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加强学习的决定》，按照《决定》精神，县委及时组织人员深入基层党组织进行检查，检查农村党支部党员教育人员配备情况和执行学习制度情况。据统计，“全县7个区，69个农村党支部，配备党员教育教员的48名，其中，称职教员24名，不称职24名，没有教员的21个党支部。坚持学习的党支部23个，没有坚持学习的46个。”县委针对党组织加强学习方面存在的问题，相应采取了具体措施，使各区基层党支部对学习都有了重视和提高，基本上纠正了过去学习热几天、凉一阵的偏向，建立了在家每天2小时的学习制度，下乡指定文件自学，坚持做学习笔记。县委在集中上党课的基础上，还举办了3次党员培训班，培训党员、积极分子196名。党员干部经过教育培训后，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都有不同程度地提高，有6名村干部由于工作出色被调到区里工作。
自我检查与群众审查阶段。在党员群众能够认识到整党的目的、意义的基础上，普遍召开了党员大会，采取党内党外相结合的办法，吸收贫雇农代表参加，党员详细报告自己的出身、历史、入党动机，并进行思想上、工作上的认真检查。贫雇农代表根据党员本身的检查，提出中肯的批评意见。
组织处理阶段。根据群众批评、本人态度，组织上做出处理阶段。各级党组织经过组织党内外人员对每一个党员进行的严格、细致的审查，按照党的政策、法规和党员的问题程度、现实表现、认识程度分别给予有问题的党员以开除党籍、停止党籍、取消候补党员资格、撤销职务、警告的处分或重新入党。在整党中发现，四区有一个隐瞒土匪历史、伪装积极的人，骗得一些只看表面现象党员的信任后混入党内，此人原是依安县三兴镇罪大恶极的匪首，后被依安县政府抓回去枪毙了。五区还发展了一名当过官店区警察署长的人，被群众检举揭发出来。二区共有49名党员，在整党中，停止党籍和开除的20名。龙水泉村第一批发展的4名党员全部被开除党籍。有4个村党支部的领导班子垮掉了，解散后重新组建。
这次整党非常及时，取得了一定成绩。通过这次整党，提高了党员思想政治水平，增强了革命观念和群众观念，纯洁了党员队伍，提高了党的威信，批评了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激励了先进，提高了一般，鞭策了后进，清洗了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同时，使党的自身建设得到了加强，使广大群众对党员更加信任，使盲目发展党员的问题得到了及时纠正，又有一批积极分子经过严格的组织考察迈进了党组织的大门。但是，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带有“左”的倾向，加之富裕县建党初期经验不足，在整党中“搬石头”、“跳旧圈子”，发生了党员干部靠边站、遭受打击等偏差。
中共富裕县委是在对敌斗争中建立并在革命建设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党组织的建立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各项工作又锻炼了新生的党组织和党员。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在建设新富裕的伟大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级党组织带领全县人民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各项斗争与建设，建立起了各级人民政权和武装；发展和壮大了群团组织，使农、工、商、青、妇等组织在斗争和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较好地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抗灾自救和农业大生产运动；在清剿土匪的斗争中，沉重打击和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匪霸势力，维护了社会稳定；积极支援解放战争，为前方战场输送了大量急需的军用物资和战勤，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恢复和发展城镇工商业，财政经济有了较快好转；积极组织抗灾自救，发展副业，使广大人民群众度过了难关；恢复和发展了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

第四章　　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富裕县的土地制度改革运动(简称土改运动)是按照中央、东北局和嫩江省委的要求，随着富裕县人民政权的建立逐步开展起来的。为了使新生的人民革命政权得到巩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党中央审时度势，在东北没有全面解放的历史转折时期，就把土地问题作为建立和巩固政权的工作内容之一提到了日程。
富裕县土改运动是从1946年6月开始，到1947年秋大部分区村基本完成，至1948年5月全部结束，历时一年零十一个月。土地制度改革经历了摸清情况，成立农会，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开展斗争，反奸除霸，清算分地，“煮夹生饭”，“砍挖”运动，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展平分土地运动，纠正“左”的偏向、建党建政等具体过程。到1947年5月，全县斗争地主446户，分配土地29718垧，26765名农民分得了土地，平均每人1垧2亩地；分了马2144匹，房屋3595间。达到了地到手、马到槽、人到屋、粮到口，枪换肩、地换照的“四到两换”土改目标，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一、土地制度改革运动的兴起
1945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出了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按照这一指示，1946年1月9日富裕县解放后，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西满分局及中共嫩江省委分批派到富裕县一些干部，发动群众，建军建政，深入开展剿匪斗争和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新成立的富裕县政府结合建政，就着手开展土地改革工作。
1946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了《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要求把“所有东北境内的日伪地产的开拓地、满拓地和大汉奸所有地，应当无代价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所有，以利春耕，以增民食，并免至荒芜。”这个指示进一步明确了党把土地制度改革作为在解放区开展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后称“五四指示”）。决定把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实现“耕者有其田”。“五四指示”指出：“我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和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五四指示”中强调，把群众的反奸清算斗争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结合起来，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运动。实行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彻底摧毁地主阶级和敌伪统治经济基础的中心环节，也是富裕县广大农民长期以来的迫切愿望和根本要求。“五四指示”阐明了土地制度改革对新解放区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性，表达了坚决搞好土地革命的坚定性。“五四指示”还强调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完全执行群众路线，发动群众，由群众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五四指示”支持了农民在翻身解放建立民主政权后，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的正义要求，并理解贫苦农民在日伪殖民统治14年中的苦难生活，规定了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原则，指明了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方向，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了《关于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即“七七决议”），号召党的各级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都要统统到农村去，迅速普遍地执行中央的“五四指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富裕县的土地改革是在“五四指示”和东北局“七七决议”下达后逐步开展起来的。从此，富裕县委会把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立即掀起清算分地的高潮。
富裕县当时的土地状况。富裕县土地改革前，全县有居民7775户，人口39990人。伪满时期，富裕县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被日本人占有，日本侵略者为战争的需要大量掠夺和兼并农民的土地，用强制的手段从中国人民手中低价收买土地，并大量移民占用土地。因此，富裕县出现了大量的“满拓地”和“开拓地”。日伪时期富裕县的土地面积为321578亩，其中“满洲拓植会社”和“满洲国开拓总局”就占有116546亩，占全部土地的36.24%。日本投降后，这些土地又流入到军阀、地主、买办和贪官污吏手里，大量土地被这些人占有。而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则占农户总数的70%以上。
比如共兴村青发堡32户农民中，地主只有3户，全堡431垧地中，地主就占325垧，占全堡土地的75.4%。二区富有堡福来屯有13户，耕地220垧，地主王登一家就占了150垧，富农周南占有40垧，中农余兰亭占有25垧，10家贫雇农只有5垧土地。李家粉坊全村124户，527口人，大小地主16户，却占有全村93.8%的土地。据统计，富裕县普通农民中，有70%以上是无产者，这些无产者只有凭力气去给地主扛活，靠扛活和打零工过日子。倍受侵略者欺辱和封建地主阶级压迫的广大贫苦农民，没有政治、经济地位，只有用自己的双手去为日本开拓团和封建地主做苦工、卖苦力为生，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悲惨生活。
富裕县解放后，饱受日伪地主阶级统治和压迫的贫苦农民，砸碎了束缚在身上的枷锁，他们对土地的要求十分强烈，迫切地需要有自己的一块土地，他们要做土地的主人。按照省委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富裕县委会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
二、发动群众清算土地
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了《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两件大事》的电报。12月5日，中共西满分局发出了《关于发动群众反奸清算运动的指示》，后又制定下发了《敌伪资产清算动员委员会工作条例》。嫩江省工委按照中央及东北局和西满分局的指示，对全省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工作进行了部署。1946年1月6日发布布告，强调要“惩办罪大恶极的特务、汉奸；减租减息，改善民生；扶助工商业，改善职工待遇”。
按照上级党政组织的部署，富裕县从1946年6月开始，开展了以发动群众清算土地为主的反奸清算运动，于1946年11月结束，历时6个月。在这短短的六个月里，富裕县发生了有史以来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它从根本上铲除了封建制度在富裕县的根基，使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贫苦农民翻了身，当家做了主人。
落实土地制度改革工作
1946年6月，县委、县政府召开了各级党组织参加的关于学习贯彻中共中央“五四指示”，进行土地改革的会议。会议指出，各级基层组织必须认识到，解决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中心任务。会议要求，要积极发动群众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根据“五四指示”的精神，给予当前的发动群众工作以正确的指导。会议强调，富裕县在开展反奸清算斗争和“倒粮”（指减租减息）工作中斗争的对象主要为敌伪时期欺压群众，为非作歹的大恶霸、大地主、汉奸和伪官吏；斗争的主要方式是发动群众召开群众大会，对其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敢于起来控诉和斗争，对那些隐蔽的汉奸、特务敢于向组织揭发检举；斗争的目的是把清算的方向和内容与解决土地问题结合起来，用清算的方法达到土地还家的目的。
1946年6月，嫩江省工委任命李舒为中共富裕县委副书记，主持县群众工作委员会工作。是月，中共西满分局派工作组到富裕县，调查政权建设、人民武装、干部等情况。
1946年7月，中共富裕县委组织工作队下乡发动群众清算土地。
土改工作队的干部队伍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以嫩江省工委派来的干部为骨干，成员多数是林甸中心县委受过训练的县政府官员。嫩江省工委派到富裕的干部都是从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鲁北等老革命根据地赴东北开展工作的干部，其中有少数同志经过了长征和地下工作锻炼。这些干部中，解放区来的干部约20人，加上中共西满分局工作队在内，共约40人。他们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为土地制度改革顺利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另一部分是“八一五”以后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他们多数是贫雇农出身，也有手工业工人和个别中农，大部分都是有阶级觉悟，敢于斗争，老实正派，念过几年书的年轻人，还有给地主扛活、打头（带工）和车老板等一些组织性和政治觉悟比较好的中年人。
在土改工作中，这些干部吃苦耐劳，不畏艰险，既发挥了组织领导作用，也树立了良好的共产党员形象。县委副书记李舒面对人地两生的农村，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在土改斗争中，他带领县、区干部深入土改工作比较薄弱的五区万发村，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他是乘胶轮马车去的，路上遍地泥浆，车马不能行走，他带头和其他干部趟着没膝的泥水，逐屯逐户做群众工作，群众激动地握住李舒同志的手说：“感谢共产党关心我们，旧社会时生活穷苦谁管呢。”后来万发村的群众动员起来了，土改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
二区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1946年7月，县委副书记李舒率领富裕县的土改工作队同志，到富裕县二区（福合区）开展反奸清算斗争和“倒粮”试点。工作队进驻二区后，首先对农民的状况进行了详细调查，主要调查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对土地、马匹、房屋的占有情况，地主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的种种手段，耪青（*耪青是一种土地关系，清代和民国时期，这种制度盛行于东蒙和满洲一带。耪青起源于华北，即所谓“帮租”或“佃工分收制”。这是一种分益雇佣制，兼雇佣和租佃两种性质。其内容是，地主负责一切生产费用，包括种子、肥料、役畜和农具，甚至住房。佃农只提供劳动力，但没有经营自主权，不像一般佃农那样有劳动自由，作物的选择、耕种的程序全被地主所控制。被雇佣者只分得产量的一小部分。）的悲惨生活，农民自发地反抗封建地主的斗争等等，从而更加明确了土地改革运动的方向，对正确分析农民各阶级力量，制定政策和策略，顺利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调查结束后，工作队召开了群众大会，要求佃户和耪青的农民都来参加大会。在会上，李舒同志向群众宣讲了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传达了中央及各级政府对土改工作的指示，讲明了这次反奸清算斗争和“倒粮”的重要意义。李舒在会上强调，“我们党实行的土改政策，就是要解决农民这些受剥削、受压迫人民的土地问题，最终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场的耪青农民受到很大鼓舞，爆发出热烈地掌声。
李舒同志在福合区进行的土改反奸清算试点大会上，针对耪青农民多年来深受的剥削和压迫，很多人一时还存在着顾虑的情况，对耪青农民说：“乡亲们！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多少年穷人受尽了地主的剥削压迫，今天我们要清算他们的罪行，分他们的土地，我们穷人要当家做主人。”李舒的话深深打动了这些饱受地主剥削的耪青农民的心，他们纷纷表示，坚决支持土改工作队的工作，积极参加反奸清算的斗争。
据有关资料统计，富裕县二区（福合区）15个屯有373户，纯无产者258户，无产者中耪青户就有192户。万升屯大地主万升，仅1945年一年就扣20个耪青工钱14400元，平均在每个耪青身上扣了720元。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人民，大量掠夺和占有生产资料，使广大贫苦农民百姓无家可归，无地可种，最终成为地主阶级的使用工具，成为封建制度下的奴隶。这就是被剥削被压迫最深的耪青者。这次土地改革工作一开始，这些耪青的农民便成为贫苦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在发动群众向剥削他们的恶霸大地主的斗争中，耪青农民认识到，他们是处在活地狱里的最底层。
经过深入宣传、广泛动员，福合区的群众有了觉悟，斗争形势达到了高潮。这个区富有堡靳福屯伪保长吕明喜在日伪时期曾经私吞配给品，并专抓穷人当劳工，被抓去的都有去无回。为此，富有堡农会联合堡中6个屯的农会会员，一致要求让他赔偿侵吞配给品造成的损失，清算他的罪恶。土改工作队掌握这一情况后，及时抓住这个典型召开群众大会。工作队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掌握土改清算工作的政策，经工作队与农会协商决定：大地主吕明喜家的150垧地必须交出100垧分给农民，25间房子分给穷人20间，牲口10头（匹）、猪20头，布匹500尺，按照比例分给农民。
群众发动起来后，工作组及时帮助各村成立农会组织，选举会长和委员。二区的农会既是农会，又是自卫队，身兼二职。各村在自卫队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民兵组织。群众武装的建立，使经济斗争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农会的权威很大。农会禁赌、禁毒、禁烟、砸会局、烧烟馆，起地主的枪，抓特务，打土匪，无所不能。农会会员说：“除了老天爷，就数咱农会。”据统计，全县38个村、230个自然屯相继组织起了农会，参加农会的户数占全县总农户的65%，参加人数占农村人口的53%。
在二区试点的推动下，全县土地改革运动迅速掀起了高潮，各区、各村纷纷成立农会，召开斗争地主的群众大会，分地、分房、分牲口和其它物品，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三区李地房子的土改工作
余建亭是富裕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他在富裕县工作一年半的时间内，正值土改运动时期。他上任后抓三区李地房子（现友谊乡勤联村新民屯）联系点。他经常深入群众之中，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亲自参加调查研究，写出了《李地房子变天了》的土改经验文章，对全县广大农民的宣传教育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在调查中他还发现，农民渴望学习知识、文化，于是他组织全县农会干部、党员、积极分子、妇女干部开办学习班，紧密联系农村实际编写了《农民政治课本》深受群众欢迎，并得到省委领导的表扬。
李地房子屯全村有耕种土地863垧，全村大部分土地在伪满时期被日本“开拓团”所有。这个村划分成份并不是根据有多少土地，而是根据所种“开拓地”的土地数目和拥有的牲畜、工具的数量而定。李地房子屯有3户地主，最大的地主李永海，他有耕种土地450垧，马26匹，牛41头，雇工达217人。他在周围村屯中也是有了名的大恶霸。他任过6年的甲长，伪满时期还当过兴农会会长。他家前屋正厅里贴着“增产出荷圣战成功”八个大字，暴露出他地地道道的日本走狗历史。土改工作队进村后，把斗争李永海作为工作的重点，坚决拔掉这个忠实于日寇欺压百姓的汉奸地主。
土改工作刚刚开始，就有积极分子反映，李永海听说要土改，已经开始活动了。李地房子全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是从辽宁省辽中县来的移民，贫困户或远或近都和地主有亲属关系。在发动群众中，部分人对李永海的小恩小惠认识不清，对其过去的种种罪行顾虑重重，不敢揭发。说什么：“好歹都是一块土的人，这人不亲土亲呢。”李永海还在背地里与他耪青的农民串联许愿：“你们没粮吃到我家来拿，没烧的我家的柴禾你们可以用车拉。”耪青农民一时被他的假象所迷惑，还考虑到他家也有人参加了八路军，在民主政权建设初期，李永海还当过村长，交公粮、做军鞋都表现得很积极，极力掩盖他的真实面目。工作队掌握到这一情况后，走家串户，访贫问苦，耐心地启发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还召开耪青会议，深入宣讲党的土地政策，与耪青者谈心交心，使广大群众对土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工作队发现，给李永海耪青的农民大部分都是没有房子，住在他家，这样李永海就很容易掌握他们的情况，更容易束缚他们。为了更好地发动这些耪青农民起来斗争，工作队决定：给他们分地、分马，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先把李永海家的住房分给他们，摆脱李永海的控制。
采取了这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后，耪青农民胆子大了，广大群众斗争分地的热情高涨了。积极分子还自发地召开穷苦农民大会，讲共产党为穷人翻身解放，斗争地主进行土改的道理，讲要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中国，我们穷人要当家做主人，成立农会组织的必要性。
群众发动起来后，工作组及时帮助成立农会组织，入会的农户有的签字画押，有的宣誓，表示与地主斗争到底的决心。选出刘海涛为农会会长。
1946年8月14日，在乡亲们的要求下，李地房子屯工作队召开了群众斗争大会，斗争地主李永海。大会由农会干部主持，工作队坐在会场后面压阵。会上，五六十个贫苦农民踊跃发言，其中妇女有四五个，大家争先恐后地控诉以李永海为代表的地主压迫和剥削穷人的罪行。会后，农会干部领着农民分地、分马、分牛。
分配的办法是由农会全体会议研究决定的。耕地按人口分，每人7.5亩，革命军人家属分最好的、最近的地，革命军人本人不在家也分一份，贫雇农分好地、近地，富农分较差的地，最差的地留给地主。没马没牛的贫雇农都分到1匹马、1头牛、一只羊。地主家的房子分给耪青，开拓团的20间房子分给贫困的移民户。粮食分给雇农和缺粮的贫农，每人105斤，400多人分到粮食。青苗好坏不一，不好分，最后农会决定只分地不分苗，待粮食打下来后按照人口分给雇农和缺粮的贫农。全屯斗争果实分配情况如下：雇农66户，手工业工人7户，共394人，合计分地4995亩，马（骡）19匹，牛37头，羊14只，房子20间；贫农54户，小贩2户，共334人，合计分地3510亩，羊24只，房屋10间；中农9户，分地90亩；富农4户，79人，分地840亩。农会是讲政策的，给被斗争的地主留下可以过中农生活的土地、牲口、房屋和农具。
村名李地房子是由大地主李永海的姓而来，农民说，这个屯子得改名，农会干部商量后决定将李地房子屯改为新民屯，象征这里的农民喜获新生。选出了有斗争经验和有管理生产能力的高显明为村长。在这次土改运动中，还发展了6名积极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临时党支部，农会会长刘海涛也入了党。
在李地房子屯的带动下，三区的清算分地斗争迅速推开，1946年10月初基本结束。全区分配耕地28050亩，荒地17535亩；马123匹，牛245头，羊168只，猪58头；大车30辆；房屋320间。参加农会户数1363户，占全区总户数的74.4%。自卫队队员572人，民兵127人；步枪33支。发展党员18名。
宁年区土地改革运动
试点工作结束后，全区普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宁年区13个村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他们的斗争热情空前高涨，各村新成立的农会组织和土改积极分子纷纷宣誓：在土地革命运动中，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怕恶霸地主的阴谋，坚决把土改进行到底。农会会员、积极分子与群众齐心合力，对大恶霸地主和拒不服从改造的坏分子决不手软。在群众大会上，对揭发检举出来的有血债的汉奸、恶霸，经土改工作队的领导批准，该判刑的判刑，该处决的就地处决，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这个区农会会员和积极分子在这次运动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使宁年区的土改工作进展顺利。
宁年区土地改革战胜了来自敌对势力的挑战和压力，挫败了匪徒们的破坏和打击。全区被清算的地主、富农38户，没收了21户伪保、甲、村、牌长及汉奸分子的土地。在这次反奸清算斗争中，有4户不应该在斗争之列的中农被斗争了，工作队研究后决定及时给予纠正，制止了斗争扩大化趋势。
在清算土地阶段，富裕县土地制度改革的根本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全县共分配土地44.6万亩，占1946年总播种面积的75.1%；24765人分得土地，平均每人分地18亩；分马2144匹，分房3595间。
粉碎地主反把倒算
富裕县在第一阶段发动群众反奸清算斗争中，各区都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进展比较顺利。但随着土地改革的不断深入，那些被分了土地、房屋和财产的恶霸、地主、被斗争的汉奸、伪官吏仍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对土改运动恨之入骨，挖空心思想尽一切办法对土地制度改革进行破坏，反把倒算。
1946年7月初，西满分局召开扩大会议，陈云传达东北局“七七会议”精神，强调发动群众要“从经济斗争到武装斗争，再转入经济斗争，再进一步转入武装斗争”。根据这个决议的指示精神，嫩江省清算分地主要强化了三项措施，一是集中力量，突破基点，推动全民；二是工作队与当地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以积极分子带动广大群众；三是经济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通过清算分地斗争，满足群众对土地、房屋、牲畜等要求。为保卫胜利果实，要组织民兵自卫队等群众武装，防匪锄奸，进一步开展经济斗争。
为加强对富裕县土地制度改革的领导，中共西满分局随即派出富裕工作队，队长为西满分局组织部长郭述申（未到），副队长是高风岐、史治平。到富裕县帮助县委开展土地制度改革及党群、政权、武装等各项工作。
1946年8月上旬，中共富裕县委召开工作会议，县委副书记李舒传达了省委“八五”会议精神，分析敌我双方形势，明确了三项工作任务：一、加强扩大武装力量，建立由党领导的民众地方武装；二、改造政权，建立群众组织，开展工作；三、发动群众，主要是农村中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李舒在会上提出了“清算汉奸，打匪自卫”的口号，要求干部刻苦努力，深入农村进行工作，发起一个工作模范运动，以扭转敌强我弱的局面。之后，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打击地主反把倒算的斗争。
在西满分局土改工作队的指导下，富裕县委组织人员深入到广大贫雇农中去，访贫问苦，宣传解释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提高贫雇农的阶级觉悟，发动群众开展对地主和反动富农的斗争，由群众自己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但广大贫苦农民由于受封建剥削制度的束缚，长期被剥削和压迫，形成了“怕”的思想，一怕运动不彻底，地主恶霸们反把；二怕打击报复，地主们有钱有物，咱们斗不过；三怕官匪一家，匪徒们找上门。
针对这些前怕狼后怕虎的思想，县委、县政府按照上级精神，开展了反奸清算和剿匪斗争。在这次反奸清算斗争中，有的地方出现了斗争面扩大化的现象，土改工作队和县政府及时采取了措施，在群众中没有造成更深更坏的影响。土改工作队副队长，后任三区区长、区委书记的史治平同志牢记党中央的指示，坚持执行党的政策，坚持对党员、干部、群众进行政策教育，在处理斗争对象中严格把关，实事求是，按罪处罚，区别对待。对罪大恶极、不处罚不足以平民愤、证据确凿的，经过严格审查后坚持正法，杀一儆百，震慑了那些蠢蠢欲动的坏分子。对不该处罚只须教育挽救的，给予了其它方式的惩处，并给予出路，这不仅坚持了党的一贯政策，而且密切了党群干群的关系。
被清算土地的地主、恶霸采取了一系列卑鄙手段对土改进行阻挠。他们先施以哄骗、说劝、拉拢的办法，给耪青农民以小恩小惠，有的和贫苦农民攀亲结故。大地主孙五更为了拉拢群众，破天荒拿很多衣物送给穷人。大地主孙太清也“发善心”给农民送马匹，请农会干部吃饭，想通过这些小恩小惠动摇群众土改的信心和决心。但是，受尽了恶霸地主们残酷欺压的穷苦百姓，世世代代热切盼望着解放，翻身做主人。一个积极分子激动地说：“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他们还骑在我们穷人头上作威作福，这次我们穷人翻身翻定了”。
反动分子们看到软的不成就来硬的，他们先是制造各种舆论威胁恐吓积极参加土改运动的干部群众：“你们分了房子扛不走，分了土地拿不走，等共产党走了，有你们好瞧！”并拿土匪头子来吓唬群众。广大群众不听这一套，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对土地改革运动坚定不移。反动地主们看到老百姓软硬不吃，就勾结土匪对土改工作队、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进行武力报复，杀害土改积极分子和农会干部，破坏土改运动。
8月9日，受大地主冯希雨勾结，“靠山红”匪首于长顺指使“王大圈子”闯入德胜堡（今繁荣乡建设村）将农会主任张玉林、武装队长张宝珍杀害。是月，三合堡村（今绍文乡公议村）地主勾结土匪“小白龙”杀害了农会会长刘汉启、武装队长张显明。也是在这个8月，李粉房屯（今绍文乡全好村）地主勾结土匪“靠山红”、“文军”、“七点”攻打住在该屯的县公安队，妄图杀害李舒，破坏土改。在这次战斗在，中队长李殿臣、农会主任于德泉、战士杨贵树、胡永顺等英勇牺牲。地主们的反革命暴行并没有动摇农民进行土改的信心。
二区万升屯大地主万升（老百姓叫他“万扒皮”）在土改之初恶意叫嚣。土改工作队进屯后，群众纷纷反映他的罪行。在土改工作队主持召开的斗争大会上，饱受万升剥削压迫的穷苦百姓，争先恐后来控诉。由于万升罪恶多端，经上级组织批准，将万扒皮处决了。这件事在群众中影响很大，给一度猖狂的反动分子一次严重警告。根据这次万升屯斗争的经验教训，各区工作队和各级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对搞反把倒算反革命活动的恶霸地主进行了强有力地镇压。
斗地主、分田地的农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普遍建立起来，保家保田，除奸歼匪的自卫队、民兵组织也纷纷成立，党的队伍日益壮大，党的基层组织核心作用越来越突出。所有这一切，都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使新生的革命政权的根基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沃土中越扎越深，人民成为革命政权的基石。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步步深入，富裕县革命政权越来越巩固，而革命政权的巩固又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开展。
1946年秋，嫩江省委书记刘锡五到富裕县视察土地改革工作，在富裕县调查走访2天，深入到一些单位调查研究，并同一些干部群众座谈讨论，检查指导工作。刘锡五对富裕县委的工作表示满意，指出，“富裕县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县委一班人能够拧成一股绳，县委还编写了农民课本，很好。”
三、“煮夹生饭”
富裕县在各级组织的领导下，发动组织广大农民完成了土地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在清算土地和“倒粮”斗争中取得了初步胜利，广大农民分得了粮食和土地。但是，在清算土地和“倒粮”的运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运动发展不够平衡，有些地方工作不深不透。好比煮饭，由于欠火，煮成了“夹生饭”。
1946年11月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及时地发出了《关于深入和巩固群众工作问题的指示》，提醒全党对于以土改为中心的群众运动所取得的成绩，绝不可估计过高，必须继续进一步深入反封建主义的群众斗争。
1946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了《关于解决“半生不熟”问题的指示》，指示把各地群众工作情况作了基本分类，最多的是“半生不熟”地区，其特点是：第一，地主恶霸的威风没有打掉；第二，在分地斗争中没有发动群众：第三，没有真正的积极分子；第四，群众武装是形式的建立。指示分析了“半生不熟”地区的特点及其造成的原因，要求各地把解决“半生不熟”的问题做为当前深入和巩固群众工作的中心任务，要把“夹生饭”变成熟饭。所谓“夹生饭”，是指清算分地阶段有些地方、有些问题解决的不够彻底，比如地主威风未被打倒，土地、牲畜、房屋、粮食没有分到农民手中。在取得政权的初期，工作千头万绪，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加之领导力量不足和经验缺乏，在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中出现这些问题是毫不奇怪的。
自1946年12月开始至1947年6月，中共富裕县委开展了“煮夹生饭”运动。主要做法是：一是深入村屯，检查清算分地情况。清算分地是在农会的组织下进行的，真分假分，真斗假斗，农会干部最清楚。富裕县委指示下乡干部，充分利用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揭露“夹生饭”问题。据1946年末统计，富裕县除了蒙汉杂居的村以外，35个行政村、230个自然屯都全面开展了土改运动。工作做的好，透明度较高的有15个村，占总数的43%，有20个村有不同程度的夹生问题，占总数的57%。二是深入农户，启发教育群众。采取诉苦找根、讲邻村的斗争成果、揭露恶霸地主罪行等办法，提高群众觉悟。三是扣押恶霸地主，解散假农会，增强群众斗争的勇气，敢于和地主撕破脸皮。四是举办干部培训班，培养积极分子。
比如，通过调查了解到，宁年区三合村在分配土地时，不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由群众组织起来分配土地，而是由某剿匪部队在一面剿匪、一面发动群众中进行的。因为剿匪部队对农村情况不熟悉，没有充分发动好群众，缺乏对实际问题的调查了解，结果把不该斗争的中农（曾当过伪甲长）斗了，还分了他的全部家产，对应该斗争的两个恶霸大地主张德全（伪甲长）、郑奎武（伪兴农会长）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斗争。群众对两个恶霸还存在畏惧心理，没有激起广大群众对恶霸的痛恨情绪。当部队到外地剿匪时，两个恶霸虎视眈眈，群众怕他们报复，把分得的东西又都送了回去。尽管这个村的农会建立了，自卫队也组织起来了，但是谁是农会会员群众都不清楚，自卫队员手中的枪也拿到地主家去玩耍。在分配外籍地主的土地时，没有讲清党的政策和土改的意义目的，就发放式地将土地分了下去。群众不知道为什么分得了土地。
三区群众工作委员会及区土改工作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及时采取措施，将三合村形成的“夹生饭”又煮了一遍。重新组建了农会，将两个大恶霸地主看押起来，又召开群众大会，会上广大群众争先揭发控诉他们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罪行。群众情绪十分高涨，争先恐后搞土改，新分地主土地671垧，又分出租粮150石、房子179间和55头牲畜。基本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吃、住和籽种等问题。根据土地、人力和畜力情况，在自愿的原则下，组织起26个合伙班子，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各项生产和斗争中去。
根据三区三合村的情况，县委、县政府总结了富裕县“夹生饭”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基本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地主恶霸们的威风未被打垮，出现了和平分地、明分暗不分和假分的现象；二是培养真正的积极分子不够，不少地主腿子、匪徒假装积极，掌握了农会的领导权，致使斗争无法深入。产生“夹生饭”的主要原因就是群众没有真正地被发动起来，群众思想发动工作不深入、不彻底。缺少群众参与的土改运动难免出现偏差，造成“夹生饭”这种不良后果。通过开展“煮夹生饭”运动，将土改运动引向了深入，全县一半以上有问题的村、屯都把“生饭煮成了熟饭”，使土改工作又重新走上正确发展的轨道，耍威风的地主威风扫地了，应分配的果实基本上分配到了农民的手里，基本实现了地到手、马到槽、粮到口、人到屋、枪换肩，地换照的土改目标。
“煮夹生饭”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势力，弥补了建政初期土改工作的失误和不足，推动了春耕生产，进一步巩固了土地改革的成果。但有的地方出现“左”的苗头，不该杀的地主给杀了，全县逃亡地主17人。土地制度改革“煮夹生饭”阶段历时半年，于1947年6月结束。
四、“砍挖”运动
富裕县委在煮“夹生饭”的过程中，同时开展了“砍挖”斗争。“砍挖”是指砍倒封建统治的大树，挖出地主隐藏的浮财。“砍挖”是“煮夹生饭”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是一次斗争地主恶霸、深挖地主浮财的斗争。
富裕县广大农村经过土地革命运动后，各项革命和建设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基本上摧毁了农村敌伪、封建残余势力，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都分得了土地、房屋、牲畜、粮食，农民的生活能够基本得到维持。根据群众掌握，地主和官吏们还隐藏着大量的财宝、布匹、衣服、粮食等浮财，这些财物都是靠剥削贫苦农民得来的，而且这部分财物常常比地主的全部土地价值还要大几倍，封建的经济基础及其政治威风还没有完全被打掉，地主在经济上并没有被彻底清算。有的大地主还耀武扬威的叫嚷：“分就分，你们也富不了，我也穷不了，把犁杖挂在房檐上，我家还可以吃他几年。”有的还说：“三年后还可以翻过来。”而广大贫苦农民由于长期遭受地主的剥削，虽然分得了土地，却还缺吃少穿，缺少农具、种子和畜力，生产和生活仍然有不少的困难。
1947年6月2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继续完成土地改革深入群众运动的指示》，分析了土改运动以来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提出深入土改运动，解决夹生，由分配土地进行到“斗财宝、挖干货、追浮物”的斗争。
7月25日，东北局又下发了《关于挖财宝的指示》的指示，指出当前应着重挖财宝，继续起枪挖坏根与分掉地主留得过多的土地，提拔长年劳动正派的积极分子，树立群众优势，彻底摧毁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基础，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困难，从而彻底消灭“夹生饭”。
1947年7月，中共西满分局发出了《关于农民土地斗争的指示》，要求县、区、村三级组织在解决“夹生饭”运动中，把砍倒大树、挖财宝作为重要步骤来抓，强调放手发动群众，部署挖财宝、分浮财的斗争。
1947年6月至10月，富裕县委、县政府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开展了“砍挖”斗争。三区登科、两处房村（今友谊乡登科村）的大地主安胜德、单明轩、何生海三人，在分配土地期间，就将大批牲畜转移至内蒙古呼盟地区，粮食、衣物、财物有的转移，有的埋藏到亲属家中，企图逃避打击。经群众举报，工作队对三个大地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最后把他们转移的财物全部挖了出来。在“砍挖”斗争中，还追挖出许多隐藏较深的坏分子。仅光明区（今绍文乡）的一个村就挖出外逃坏分子12人，他们有的逃至辽宁、吉林、内蒙古等地，有的还逃到国民党统治区，成为国民党内战的帮凶。
在“砍挖”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还及时识破反动地主的阴谋诡计，戳穿他们的反动伎俩。美人计，一些心怀不轨的地主，为了讨好贫雇农、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不惜把自家的女儿、亲属下嫁给穷苦百姓，以此来拉拢腐蚀干部和群众；干亲计，地主富农们为讨好贫雇农，逃避在群众斗争中分他们的财物，就绞尽脑汁与干部、积极分子攀亲认干亲；鬼哭计，一些大地主看到上级对“砍挖”工作的态度坚决、行动果断，十分害怕，在干部和积极分子上门时，就使用鬼哭的伎俩来迷惑干部，哭诉家中多么穷没这没那，以此来掩饰自家隐藏的财产。大地主程扒皮，干部们到他家挖浮财，他们全家男女老少哭成一团，说家中的财产全没了，以后可怎么过，积极分子当场识破他们的诡计，又从他家起出大量的财物；假献计，有的大地主为应付“砍挖”运动，主动献出少部分财物，留住大部分，献出不好的留下好的贵重的来蒙骗群众。还有离间计、安赃计等等。所有这一切计谋都是为了不让干部群众搜到他家隐藏的财物，他们有的把财物藏到水里、藏到灶坑下边、木头里边、有的还藏到死人的棺材里去。有的为了麻痹群众，还伪装进步，有的以各种假的面目出现，假积极、假坦白、假斗争，有的装疯卖傻，甚至有的还假放火，说家里的东西被火烧光了等等。
为了使全县“砍挖”工作做得更加深入细致，扎实可靠，不让地主们钻工作的空子，县委、县政府呼吁全县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继续开展“深挖六追两争”活动。六追是：一追地主老家底，和他们算细账，做到中心有数，以防地主们搞欺骗活动；二追关于地主家的传言，对他们的财产究竟有多少，群众中一定有人知道，如三区一个村，根据群众中的传言，就在一个大地主家追出17块金元宝。再如二区也根据群众传言起出大地主家隐藏的一个金香炉；三追武器，地主家大多藏有枪支弹药；四追黑帐，地主被斗争后，分了他家的房子、土地和财物，他们多数都留有黑账单，准备以后“翻把”时找群众算账。如大地主周根声将群众分的东西都记在了一个本子上，而还多写了一倍，伺机以后加倍找群众算账；五追“翻把”，经常检查地主和他们的关系人的动机，如发现有“翻把”情况，及时采取措施；六追国民党党徒，追查本地过去参加过国民党的人员，了解他们坦白后的情况。两争是：争取落后分子；争取地主家中的知情人。
“砍挖”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分子的残喘气焰，砍倒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大树，挖出了地主坏分子隐藏转移的财物，进一步摧毁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激发了人民群众对土地革命、平分土地的热情。但在“砍挖”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群众片面地认为大地主们“一打就会找出果实来”、“不打不行”的错误认识，致使在一些地区中，出现了随意抓人、打人的现象，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一些中农也被斗被打，不该打的打伤或被打死的严重后果；一些地方出现了侵犯中农和城镇工商业者利益的现象；只顾挖财宝，不注意解决土地问题的错误倾向。对此，在运动后期，县委、县政府及时进行了纠正。
据1947年9月统计数字表明，全县5个区“砍挖”运动共挖出黄金70.68两，白银1893.9两，被服21701件，布匹2071.3丈，粮食521573斤，转移的牲畜1868头（匹），其它浮财价值东北币9千万元。以上财物合东北币总计4.25亿元。并挖出匪徒、窝主、汉奸、特务分子达231人，起出长短枪支85支，子弹9939发。
五、平分土地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简称《土地法大纲》）。《土地法大纲》规定在广大解放区“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民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土地法大纲》反映了广大劳苦农民的迫切愿望和要求，是一个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纲领。
1947年11月3日—2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北满各省委书记联席会议，要求各地全面贯彻《土地法大纲》，并明确规定了开展平分土地运动的方针政策。12月1日又分别发布了《告农民书》和《东北解放区实行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
12月2日至8日，嫩江省委召开了县委书记联系会议，安排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土地法大纲》工作。在此之前的11月1日，中共嫩江省委发出了《关于学习<土地法大纲>,开展土地改革教育的指示》。
12月10日，中共嫩江省委作出了《关于下乡工作团的决定》，从全省机关抽调人员组成4个工作团分赴各地。第一工作团负责富裕县和甘南、嫩江、讷河四个县。
富裕县平分土地的工作是于1947年10月开始至年底结束的。
划分阶级成分
划分阶级成分是平分土地的前提。阶级成分是平分土地的重要依据。1948年2月，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精神，富裕县开展了重划阶级，补偿中农等纠偏工作。4月，中共嫩江省委对在农村中划分阶级问题向各县进行了解释和说明。明确划分阶级的标准，主要依据是根据对生产资料（土地、耕畜、农具、房屋）的占有情况、使用情况和由此而产生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生活状况作为划分阶级的参考，政治条件不列为划分阶级的标准。
划定阶级成分一般采用的方法是：首先利用各种会议形式，说明划分阶级的标准和办法，找出实例，进行具体划分，使农民懂得如何分析阶级。其次，划定阶级成分时采取自报公议，三榜定案的方法。即先由各家庭提出自己的成分，经贫雇农大会讨论通过；再经农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后，需经全体村民大会逐一讨论通过；最后报上级政府讨论批准，作为定案。自报公议中，本人有权充分发表意见，对评定阶级成分有意见者，有权向上级政府申诉。
划分成分后，进行报号排队和阶级站队，为平分土地做准备。在平分土地过程中把贫雇农组织起来，建立贫雇农大会与代表会组织。由贫雇农大会与代表会选出分地委员会，主持平分土地。具体原则是，首先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中农土地基本不动，一般富农和小地主与贫雇农同样分得一份土地，质量稍差，大地主和恶霸和富农也平分一份土地，以维持生活。分地委员会把可分土地进行丈量绘图，并按照质量和数量分段，然后按阶级、劳动、人品和斗争表现排队分等，以大家评议的办法分配土地。分浮物一般也采取这种办法。
平分土地运动使广大农民普遍平等获得了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发家致富的热情油然而生，积极投入到农业大生产运动中来。
平分土地
1947年12月25日，富裕县委、县政府按照《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东北局联席会议的精神，召开全县贫雇农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全体代表提出的“全体贫雇农当权掌令，个个‘大老粗’一齐动手，挖净坏根，实行平分土地的决议”。决议指出：“过去一年半以来的土地斗争，虽然我们已将地主阶级初步打垮了，但地主阶级并未死心塌地对我们服服帖帖，他们正千方百计地与我们对抗着，打算保全和恢复他们的财势、人势和武装，打算继续来压迫我们，他们还暗中散布着恐吓和麻痹我们的言论，我们还需继续坚持斗争，为达到坚决彻底打倒地主阶级与彻底平分土地的目的。”会上，代表们把在土地斗争中所了解到的地主、富农们怎样使用欺骗和麻痹群众的诡计揭露了出来，使全县人民更加清楚地识破地主、富农的伎俩。会议号召全县贫雇农“当权掌令，行动起来，粉碎这些阴谋诡计，将平分土地运动进行到底。”贫雇农代表还对平分土地工作提出了具体分配的原则和办法。
平分土地的原则。对地主、富农的土地是以“换”还是“抽”的形式来平分，需各村的贫雇农大会自己决定，对中农要以过去分到的好地、近地拿出部分或全部补给贫雇农；过去分到的坏地、远地但他们侍弄好的变为好地，可以满足中农要求不动，总之应和贫雇农分得同样同数的土地；破产地主、富农成为中农者不在此列，可由群众讨论按其过去的罪状处理，对已坦白决心改过的两面光分子，不能将其好地全部抽出，要抽出一部分。贫雇农群众平均分配土地，要由本村本屯的贫雇农大会讨论，真正勤劳贫雇农中，只要有一个提出对自己的土地不满意，就要大家商量怎么办，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决定，要使真正勤劳的贫雇农满意为止。
平分土地的办法。雇贫农中按人口平分好坏均摊，远近均摊，肥瘦均摊，无家“跑腿”的光棍可分给两口以至3口人的土地，人口少的可按照增加一倍或半倍人口数分配，增加多少可根据当地土地情况而定。军烈属户，应分到好一点、近一点的土地；应征入伍战士，后方应分给土地。在分地的同时，应将牲口、工具、浮财合理分配后，再平分房屋。大会还发出倡议：全县广大人民群众要迅速掀起为军属代耕的热潮，为前方战士解除后顾之忧。
县委经过宣传《土地法大纲》和进一步发动群众，很快在全县建立贫雇农的优势。全县在农会的基础上，全部建立起贫雇农大会或贫雇农代表会组织，作为平分土地单位执行机关。凡是平分土地中的一切问题，都拿到大会上讨论决定，充分体现了翻身农民当家做主的权力。贫雇农代表大会设主任、副主任和代表，都是农民群众直接选举产生的，得到群众的信任。在他们的带领下，广大贫雇农充分发动起来，迅速形成了斗争地主封建势力的高潮。
代表会议后，县委、县政府根据代表们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制定完善了全县平分土地的实施方案，到1947年末平分土地工作圆满结束。在运动中，共分配了土地2.97万垧，占全县土地的52%，其中三分之一是开拓地和满拓地，其余的都是恶霸和地主的土地，分得土地的人数达2.47万人，平均每人分得土地1.2垧。对未婚独身的还分给了安家地，一个人就分得5.6垧。
1948年8月26日，平分土地之后，根据东北局和嫩江省关于评地发照的指示，根据富裕县土地分配后的实际情况，县委、县政府及土改工作队制定了评地发照的实施方案。首先在非灾区进行了“评地等级”，找出地眼后下分不同等级的地块，按户实有人口发地照。11月6日，全县发放地照，确定了土地所有权。当写有贫苦农民名字的地照发到农民手中后，视土地为命根子的劳动人民终于成了土地主人。他们双手捧着地照，看着上面自己的名字和嫩江省主席于毅夫签字，眼含热泪无比激动地说：“有了共产党、毛主席，咱穷人才会有土地，咱应该感谢共产党、毛主席，从今后咱们穷人才是土地的主人、屯子的主人。”在平分土地运动中，由于片面地强调“贫雇农说了算”，使个别地方土改运动偏离了方向，出现了斗争面扩大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纠正土改运动中左的偏差工作中基本得到了解决。
六、纠正土改运动中左的偏差
在“砍挖”和平分土地的运动中，虽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在运动中普遍出现了严重的左的偏差。主要表现是：一是打击面过宽，普遍侵犯了中农利益。二是侵犯了工商业。三是打杀人过多。四是地富不分，把富农错划为地主。致使侵犯了中农和工商业者的利益，乱打乱杀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左的偏向，严重的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破坏了农村反封建的统一战线，造成了农民内部的某些混乱和不安。
产生“左”的偏差的原因主要是：一是对土改的成绩和干部“左”的思想倾向估计不足。二是片面强调贫雇农说了算，忽视了党的领导。三是把运动绝对化，不注意政策。富裕县委、县政府从1947年末至1948年8月，开展纠偏工作。
针对土改工作中出现的偏差，1948年1月12日，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发出了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为党内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2月1日，东北局发出了《关于平分土地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中强调，要大力克服“左”倾盲动强迫群众，脱离群众的作法。针对运动中发生的偏向，指示明确规定了各级党的组织及干部必须注意掌握的几个原则问题：第一、基本群众（包括贫雇中农）内部团结，一致对外，不能把基本群众的圈子缩小，不能造成内部对立涣散。第二、不侵犯中农的利益，应吸收中农参加运动，贫雇农代表大会必须吸收中农参加，贫雇农代表会或农民代表会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中农代表。注意划分阶级，不要把富裕中农或中农划分富农。第三、对工商业及城镇的关系，规定农民不能进城镇中去进行斗争，不准进城抓斗争对象。第四、对待大、中地主、恶霸富农与对待小地主及一般富农要有区别。对地主要给以生活出路，对一般富农除土地平分一份外，还应留给或分给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它一份财物。对一般佃富农除平分其牲畜外，其它一切财产不动，对小富农要从宽。第五、要设法做到停止与防止某些地区打人、乱杀人的现象。在发生政治案件时，必须坚持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原则，弄清情况再做处理。
根据中央及东北局的指示精神，富裕县对土改的“砍挖”和平分土地运动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也出现了严重的极左偏向。1948年春通过对土改工作情况调查发现，仅10个村8021人中，被斗的人数就达到2309人，占总人数的28%。可见斗争的矛头已扩大至富农和富裕中农。针对这种左的偏向，县委、县政府和土改工作队对全县左的偏向进行了治理整顿。
1948年5月5日，县委组织县、区8名得力干部到极左思潮比较严重的龙水泉村和得利村先进行试点，进行纠正左偏工作。龙水泉村有202户，876人，斗争了41户，251人，占全村总户数的20.3%，占全村总人数的28.7%；得利村有168户，768人，斗争了53户，238人，占全村总户数的31%，占全村总人数的37%。两个村被斗争户的比例之大，人数之多，特别是得利村的比例已在嫩江省13个县典型村的调查统计中，无论是被斗户的比例，还是被斗争人数都在首位。
经过试点工作队和当地农会组织的积极工作，按着剥削占25%以上者为富农的标准重新划分阶级，缩小了地主、富农的斗争比例。得利村重新划分的地主、旧富农只有22户，占全村农户的13.2%；134人，占全村人口的17%。将错斗户给予及时的纠正，并按政策分配给他们土地、财产。他们说：“多亏党的政策及时，否则就把咱自己的人赶到狼群里去了。”
试点工作结束后，县委、县政府针对全县各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左”的偏向，采取了一方面对那些漏网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罪大恶极的敌对分子处以死刑；另一方面又实事求是地、慎重地对待某些有罪过、但不该处决的人，给他们以改过自新的机会。通过纠偏工作，团结了中农，使他们成为了革命的力量，在生产和建设中，这些人担当起了主力军的作用。
富裕县工商业者被斗现象也十分严重。全嫩江省5000人口以上的市、镇有40个，平分土地运动中严重侵犯工商业者的有8个，其中就有富裕县。省委四月会议后，将斗错的工商业改成合作社者一律退还原主，并经过银行发放工商业贷款，富裕县发放贷款1000万元。
富裕县在平分土地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交权审干”的问题。1947年10月，嫩江省派来一个工作队，由民政厅厅长带队，成员是齐齐哈尔联中的学生，他们来到富裕县二区（福合区），让区、村干部都停职反省，接受农民代表的审查。这时一些地主、坏分子也混进农民代表中，他们让“农民代表”给干部提意见，让区、村干部“跳出旧圈子”，把上级党的方针、政策说成旧圈子，提出“不要怕乱，强调贫雇农说了算，贫雇农的意见就是政策。”富裕县其它区、村也有不同程度的类似做法，伤害了一些区、村干部。福合区区长齐化龙等同志的枪也被下了，有一个区的民政助理在日伪时期曾经当过种马站技术员，这次被当成日本特务活活打死。县委副书记李舒同志在工作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及时对这种“左”倾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制止，并向县委会做了汇报。县委、县政府针对各区、村出现这一严重极“左”势态，采取了紧急措施，进行了严肃的处理。1949年1月，富裕县委根据嫩江省委《关于纠偏工作的通知》，对土改中错划、错分的农民进一步予以纠正。
七、土地改革运动的重大意义
富裕县土地改革运动是从1946年6月开始至1948年8月胜利结束。土地改革运动，是进行经济建设、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一场重大政治斗争，是农村几千年来土地制度的一次深化变革。土地革命运动的完成，对全县政治局势的安定，经济的长远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土地制度改革，从根本上废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打倒了农村中的反动势力，结束了地主、富农的剥削，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翻身解放，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人，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发展和壮大了党组织，巩固了各级民主政权。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一方面发动群众进行反奸除霸的斗争，一方面遵照“斗争中发现，个别考察，秘密发展”的原则，积极培养非党积极分子，发展和壮大了党的组织。通过土改斗争，广大农民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相信党的力量，使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有了凝聚力和感召力。土地改革运动，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了地主恶霸们的嚣张气焰，使党群、干群关系更加紧密，大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建设的积极性。
第三，踊跃参军参战，支援东北地区和全国解放战争。全县土地改革的完成，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他们开始懂得，没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前线的胜利，就不能有土地革命的胜利，就不能有自己的彻底翻身解放。因此，在各级组织和政府的号召下，为了保卫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积极要求参军参战。没有参军参战的农户，也积极交纳公粮，尽量支援前线，支援东北的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
第四，恢复和组织生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土改结束后，县委、县政府发布了政策，对农民分得的房地产业的所有权给予法律保护，从而解除了农民的思想顾虑，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劳动致富的积极性。各级组织积极引导农民添车买马，组织换工插犋，组织互助组，推动农业新技术普及，使全县农业生产搞得热火朝天。
土地革命运动，是农村一次深刻革命，虽然由于受到政策规定、工作方法、领导水平、实践经验等方面的制约，出现过一些极左的倾向，但仍有着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功绩。它对全县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第五章　　武装清剿土匪及维护社会稳定
富裕县委、县政府在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党组织和建立人民政权工作中，开展了武装围剿土匪和清剿镇压残匪活动。富裕县境内的土匪早在伪满洲国以前就有，他们以流窜为主，到处打家劫舍。1945年8月15日光复后，伪残余警察、特务勾结这些土匪、地痞、流氓到处骚扰破坏，成了国民党打内战网络的主要对象。当时富裕县土匪多达37股，土匪1700多人，占全县人口的4.1%。福合区华地房子（今绍文乡团结村）有20户人家，其中19户人家有当土匪的，仅一户没有人当土匪却还与土匪有亲属关系。这些土匪有花蝴蝶、天边好、占江北、天元、占江西、天下红、占中央、三军、占江龙、草上飞、仁义、天龙、紫金山、新中华、九山、中国、天帮、七点、局红、金甲龙等，这些流匪大都活动在依安、林甸、富裕一带，匪徒时多时少，匪绺之间时聚时分。
1946年4月，富裕县人民民主政权建立时，境内有土匪2000余人。这些土匪与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勾结，充当国民党的帮凶，给富裕县民主政权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危害。当时在富裕县势力最大的土匪绺子是以王洪儒为匪首的“东霸天”，有匪徒达400多人。
按照东北局、嫩江省工委的指示，富裕县开展了大规模的武装围剿土匪和清剿残匪的斗争，富裕县剿匪斗争大致分为武装围剿土匪和清剿和镇压残匪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武装围剿土匪阶段，以苏联红军和我主力部队为主，重点对大股土匪进行围剿。第二阶段是清剿和镇压残匪，以县公安大队为主，对溃散的小股土匪和零散匪徒进行清剿。
一、武装围剿土匪
1946年4月14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剿匪指示，指出迅速清剿土匪“是当前的战略任务之一”，各地应集中兵力清剿土匪。“清匪最根本办法是深入减租减息，分配土地，发展生产，实行基本群众之武装自卫。只有这样，才能根绝匪患。”6月4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剿匪与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指出，自敌军占领四平后，潜伏的土匪开始大肆活动，为迅速建成东北根据地，必须加强剿匪和发动群众工作，各地要抽调部分主力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彻底剿匪，要抽调最大数量的人员去做群众工作。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作出《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指示各地“必须争取在最短时期内，坚决彻底消灭土匪，发动广大群众，建立巩固的后方，以支持长期的斗争”。7月2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抽调兵力进行群众剿匪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抽调三分之一的兵力和五分之三的干部组成工作团下乡，发动群众，清剿土匪，以最大力量建立根据地。9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指出，由于主力部队将集结准备与蒋军作战，各省应全面部署今后剿匪工作，迅速消灭现有的大股土匪，巩固后方。
富裕县按照中共中央东北局、嫩江省委和西满军区有关剿匪的指示精神，把武装围剿土匪作为主要工作来部署，积极配合部队，对活动在富裕县境内的大股土匪进行围剿。
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200多名官兵进驻富裕县协助我部队剿匪。在与匪徒争夺富裕县城时，苏联红军将国民党委任的张文焕县长手下的匪军保安队150余人全部缴械，给群匪以沉重的打击。1946年6月，嫩江军区派出一个骑兵团，负责甘南、富裕、林甸的剿匪任务。常驻富裕的有两个骑兵连，一个连驻乌裕尔河南的万发屯，另一个连驻宁年的杨家屯，团部在富裕县城。直到1947年，骑兵连完成剿匪任务开赴前线。县1个公安大队、5个区中队配合，共同负责剿匪、治安和保卫土地改革等工作。当时我军剿匪的战略原则是：集中兵力、以智克敌、每战必胜，并经常进行夜间奔袭或以逸待劳战术，捣其匪巢。各村也在剿匪部队的帮助下纷纷建立了民兵连，全县36个村都建立起了民兵连，有民兵937人，下发138支枪。
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土匪及其罪行。采取开大会、出板报、演出文艺节目、发布告、撒传单等形式，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工作，向广大群众讲明肃清匪患的重大意义，使广大人民群众认清剿匪的目的和意义，坚定了态度，深知不清剿匪患的严重危害，与此同时，开好干部会、骨干会（即积极分子）、群众会、重点人（平时表现不好并与土匪有联系）的会议。讲清政策，严格区分匪首和拒不交待罪恶的顽固分子与一般土匪的界限。并要求群众不通匪、不济匪、不存匪、不当匪，断绝匪徒的一切后路，逼迫土匪投案自首。使很多匪徒孤立无援、无处藏身，迫使他们投案自首交出隐藏的武器。在全面发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一个大揭发、大检举的高潮形成。出现了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老子、妻子揭发丈夫，亲戚之间打开了情面互相揭发，纷纷站出来与坏人作斗争的可喜局面。就连那些作恶多端、顽固不化、隐藏较深的顽匪如“小白龙”匪首王万山、“金山”的李士林、“四海”的郭奎武、政治土匪李贵武等，都在群众揭发检举下，经我公安人员的严密侦察后缉拿归案。
在剿匪斗争初期，共挖出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土匪18人，其中有匪首、光复军、挺进头目8人；向政府主动坦白交待投案自首的一般土匪394人，交出枪械256支，子弹5221发，马212匹。对那些罪恶较轻又能主动坦白揭发，改恶从善的一般土匪，则经教育后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让群众监督改造，从而教育挽救了一批人。
人民军队对土匪进行围剿。匪绺“新中华”、“七点”、“文军”、“靠山红”、“丁老客”、“天龙”等在林甸、依安、富裕一带到处乱蹿。驻扎在县城河南万发屯的骑兵连曾与之交火4次。第一次战斗在王江屯；第二次战斗在林甸永和宫；第三次战斗在刘小胖屯，我骑兵连邵连长、通信员及战士等6人伤亡；第四次战斗在前南洼子（永发村）。《东北日报》曾在1946年12月报道：“在我军政治攻势下，有残匪39名携械投降，其中有主要匪首‘七点’、‘局红’、‘天龙’、‘金甲龙’四股土匪的匪首。我军自秋季剿匪攻势以后，匪徒们受到沉重的打击，匪患得到了控制。
清剿土匪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与支持，老百姓欢欣鼓舞。他们激动地说：“共产党为我们搬走了‘四座山’，那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还有使我们终日不得安宁的土匪这座山！”道出了翻身人民的心声。
二、清剿和镇压残匪
富裕县在建政初期，武装围剿土匪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一时横行乡里、打家劫舍、独霸一方的土匪势力得到了抑制。但随着富裕县各项生产建设工作的进行及土地革命的开展，土匪残余势力又死灰复燃，部分潜藏在各地的散匪蠢蠢欲动，伺机活动。为了彻底根除匪患，县委、县政府果断采取了清剿镇压残匪的行动，开展了“挖匪根、除匪患”运动，许多从匪人员在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感召下，坦白交代了问题。清剿和镇压残匪主要以县公安大队为主。
富裕县境内残匪活动的特点：1、“杀回马枪”（反扑）战术，曾被剿匪部队沉重打击过的匪绺，多已销声匿迹，但还有一些“匪性”很顽固的匪徒，死不改悔的匪首，无心接受改造，好逸恶劳，匪习不改，窥视时局伺机东山再起。此时，富裕县正处全面贯彻“五四指示”，进行土地革命时期，残匪为破坏土改，纠集余匪杀回马枪，对革命和建设进行捣乱破坏。2、游击（偷袭）战术，在大部队进行剿匪时，匪徒们躲藏起来，他们则采用分散活动的游击战术。加之，土地革命后，广大人民群众都积极踊跃地投入到火热的建设中去，对残匪的破坏和捣乱活动出现了一些麻痹思想。
1946年6月，县公安大队在清剿残匪时，接到群众举报，将一贯为匪、严重残害人民生命财产、破坏土地革命的人称“四大天王”的杨忠礼、黄甲东、赵德林、冯绍武逮捕归案。同时，县公安大队还在三区江湾村召开群众大会，对一贯通匪、窝匪分子陈德忠、刘万宝公开处决。县公安大队在福合村召开群众大会，对严重残害人民生命的“四海”匪首郭奎武进行了公审，并根据群众意见对他的累累罪恶进行宣判，宣布郭奎武死刑时，群众中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在剿匪斗争中相继有依东阁、张洪武、李化民等坏分子、匪首被逮捕，为富裕百姓又清除了一大祸根。
宁年铁路警护科长吴景瞻，是富裕县城内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铁霸”，他早期投靠日本侵略者充当卖国贼，光复后又投入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他一贯与我党和人民抗衡，受国民党光复军头目尚其悦的指派，率部攻打讷河县城，使我军伤亡惨重，民主大同盟负责人马树长、吴子坤惨遭毒手。由于他一心效忠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作战有功，被国民党提升为师部少校参谋。此后，吴贼更加效忠于国民党反动派。东北全境解放后，他为了逃避打击，更名改姓隐居在长春、牡丹江、双城等地，直到镇反运动时，才被我公安机关缉拿归案。与此同时，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第三大队长刘长仁被抓获，“红枪会”、“黄枪会”、“一贯道”的头目高俊烈、曹俊、李振山等都先后落入法网。富裕县在清剿残匪、打击镇压匪首、地下军的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中国数百年来，从清朝、民国、伪满直至解放东北，土匪一直象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天天打经常打，就是打不干净，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才能坚决地、彻底地将这些曾猖獗多年、对百姓造成严重危害的土匪彻底根除。取得这一斗争的伟大胜利，充分显示了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在捍卫人民政权，保卫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中巨大的威慑作用。
1946年冬，全县各区又挖出惯匪刘天福、王明德、王忠桥、赵德林、杨春福等6人归案，依法处决。通过这场“挖匪根、除匪患”运动，全县清查出从匪人员88人，清除隐藏武器伺机活动的罪恶多端的土匪60多人，处决了57人，判刑3人。在这场活动中共起出各种枪支130支，子弹29338发。
三、维护社会稳定
富裕县解放后，面对国民党建军土匪的造谣破坏，日伪军残余活动猖獗，流氓、赌徒、妓女、地痞、盗徒等四处游荡的严峻形势，县委、县政府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的指示，发动群众，拉开了荡涤旧社会垃圾，铲除旧势力的斗争序幕。
锄奸反特保卫人民政权
富裕县在解放后，国民党光复军、潜伏的匪特分子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不断地进行捣乱破坏各级人民政权活动，在县内还有一批隐藏较深的反动分子，他们潜伏栖身把反动活动转入地下，暗地里发展组织扩大反动势力，有的伪装积极，进入区、村级领导中。他们有的暗中搜集我党、政情报；有的利用封建会道门，组织反革命暴乱；有的勾结反动地主大搞反把倒算，伺机东山再起；有的还明目张胆破坏生产，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如五区新发村肖家堡肖某，光复后参加了国民党光复军，人民政府成立后，他又混进我公安队。他死心踏地为国民党卖命，多次拉拢群众密谋策反，他的反动行为被群众揭穿后逃跑，还打死一名我保安人员。剿匪时他又跑到蒋统区长春，长春解放后，他无地藏身又潜回富裕隐居，依然不改反动本质。
194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锄奸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要提高对锄奸反特工作的认识，加强保卫工作的领导，健全各级保卫机关，领导群众展开锄奸反特斗争，以粉碎国民党特务为配合蒋军的进攻在解放区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1947年1月又召开了东北地区锄奸工作会议，具体制定了锄奸工作任务、原则、方针及政策。4月,嫩江省公安厅召开了锄奸反特工作会议（简称“四月会议”）。富裕县委、县政府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和省公安厅“四月会议”的精神，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锄奸反特工作。
首先开展了锄奸反特工作的队伍建设及训练工作。全县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各区、村都配齐了锄奸保卫干部。县公安局从治安股抽调得力干部，专门抓全县的锄奸保卫工作。全县配备了180多人的锄保干部队伍（不包括各区公安助理和区中队的脱产干部）。这些锄保干部是在群众中挑选出来的，政治可靠、工作认真。但是这些锄保干部多数文化水平低，业务又不熟练，适应不了艰巨复杂的锄保工作的需要。根据这些干部的实际情况，对锄保干部采取了集中和分散两种培训方法。县、区两级锄保干部，由县公安统一集中培训，村一级则集中到各区政府，由区级领导负责培训。培训内容分政治思想、业务知识两个方面。先组织他们学习东北局社会部《关于开展锄奸保卫工作》、省公安厅的会议精神和其他方面的文件材料，提高锄保干部的政治素质。针对锄保的业务性质，公安机关挑选出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公安干部，为锄保干部讲课，并提出疑难案例让大家座谈讨论，各抒己见。还将公安局1948年工作任务交由大家讨论，提出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和途经，从而提高了锄保干部们的工作能力和业务素质。通过政治学习和业务培训，使这些锄保干部基本掌握了此项工作的政策和业务范畴，克服了做锄保工作的畏难情绪，增强了他们做好锄保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富裕县锄保工作是紧密结合党的土地改革、农业大生产等工作开展的。工作中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提供重大线索，从而破获了张洪武等一系列反革命集团案。1947年末，富裕县土地革命风起云涌，张洪武等人恨之入骨，便伙同李化民（伪警、匪首）、依东阁（特务）三人组成反革命集团。他们购买枪支弹药，又暗地勾结四区大地主蔡奎、陈荣等欲反攻倒算，破坏土地改革运动。在实施反革命计划时，被群众发现并及时举报，我公安机关和锄保工作队将这个反革命集团破获，并在张洪武家起出机枪1挺、长枪10支、子弹数百发。经上级批准于1948年8月10日将张、李、依3人处决，其它反动成员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惩处。
1949年8月，反革命集团首犯刘太和伙同同案犯杨官堂等4人手持假迁移证明到富裕县落户，县公安局治安股根据锄保人员的报告，调查了解后发现其迁移证明是伪造的，随即派公安战士和锄保人员到群众中了解，得知4人的口音为山西人，并行动诡秘。为稳住4犯，公安机关一面向山西太原市公安局发去了公函调查了解，一面派锄保人员以区干部名义上门问寒苦，解决其生活口粮。当我公安部门接到太原回函后，确定4犯就是太原通缉捉拿的反革命集团主犯，县公安局果断将4犯逮捕候审。经县公安局与太原市公安局联合审讯：主犯张景生、化名刘太和，4犯都是山西太原市人，1947年参加还乡团（扫荡队），杀害无辜百姓多人。太原解放后4犯感到大事不妙，便逃到富裕县。他们用的假迁移证明是杨官堂用大萝卜刻的印章盖上的。
锄保工作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党团、特务组织的阴谋破坏势力，保卫了人民政权，有力地配合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使富裕县在解放后的几年间，社会秩序得到逐步的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有了安全的保障。
整顿社会治安打击犯罪
自富裕解放后，一些反动分子和历史上有劣迹的坏分子相互勾结、妄图颠覆新生民主政权，寻衅闹事，偷盗抢劫，制造事端，严重地威胁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给社会秩序造成了混乱。
1947年9月17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关、卡、哨、站检查办法》的通令。通令对防范敌、伪、特、匪等坏分子混入解放区及在解放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进行了全面部署。为此，富裕县委、县政府决定由县公安局主抓，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打击各种刑事犯罪，保卫各级人民政权。县公安局围绕交通要道，近郊和犯罪分子易出没的地方，发动各阶层群众，展开调查了解工作，组成联络网，发挥治安员、街道干部和社会力量的作用，广泛搜集线索，为更好地打击刑事犯罪，深挖其犯罪根源做好了准备工作。经过群众的举报，了解到犯罪分子夜间出来在城乡间搞盗窃和破坏活动的情况，在城镇抽调了一些民兵，组成夜间治安巡逻队，对重点企业、重要物资仓库和粮食储备点进行巡逻检查，分头把住城乡结合部位、交通要道口，严密控制这些地区。同时对各单位和各村屯的值班、值宿、更夫严格管理，落实安全保卫措施，建立规章制度并在掌握的犯罪分子周围设立耳目，有效地控制了犯罪分子的行动。
1948年10月，县公安局进行了一次有主要领导带队的搜查行动，在统一时间里对全县进行一次大规模搜捕。主要搜捕地点有旅店、大车店、重点户及交通重地，这次行动搜查出很多搞破坏活动的可疑分子和盗窃团伙，还搜查出一些隐蔽着的危害社会秩序的隐患，严厉打击了各种犯罪活动，为社会秩序的好转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五区大河东村发生一起重大盗窃案，犯罪分子盗走了农民们在土地改革中刚刚分得的牲畜、粮食和衣物，在群众中一时影响很大。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责成公安局抓紧侦破此案，以免影响群众土改后生产和建设的情绪。县公安局接到此案后，迅速出击，在群众的协助下，很快侦破了此案，并一举破获了塔哈、周三、小河东村的多起隐案，将阴谋破坏生产建设的犯罪分子王志昌、崔永久、吴贵林、姜德山等全部缉拿归案。1948年8月14日，县公安局还侦破了一起以张玉良、李子文为首的有9人参加的重大盗窃团伙，缴获了大量的赃款赃物，及时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保卫了农业大生产运动的顺利进行。1949年8月，已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匪首郭奎武之子郭志新，携带盗窃来的手枪和伪造的证明，从辽宁来到富裕县，欲去福合区枪杀村干部，为其父报仇。在旅店，群众发现他鬼鬼崇崇，立即到公安局举报，郭被迅速赶到现场的公安战士擒获。经审讯郭犯对来此报仇供认不讳，并交出了手枪。由于县委、县政府对此次打击犯罪活动十分重视，态度坚决，使破案率直线上升，并挖出旨在破坏社会治安造成混乱的犯罪团伙和以各种教会作掩护，大搞颠覆我民主政权活动的反动分子。
对反动组织成员全面登记
富裕县在解放前，“一贯道”一度盛行,信徒达数百人，为国民党特务分子所操纵，以少数地主、富农、坏分子等封建残余势力为骨干，利用一些群众封建迷信心里进行反共宣传，将反动的口号施以宗教色彩，造谣惑众，欺骗麻痹人民，进行各种破坏和复辟活动。
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后，他们阴谋破坏土改，靠国民党提供的武器，阻击我人民武装，打死打伤干部、战士，恶意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富海村“一贯道”教徒褚殿文和马希山，在土改运动开始时，他俩隐瞒身份，混入贫雇农之中，又伪装积极钻进农会，褚还当上了农会副主任。二犯密谋勾结刘思祥等5名坏分子夜袭了区政府，打死了区干部刘铁成后，欲占领区政府时，被土改积极分子王功让、李春二同志发现，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将几名罪犯逮捕归案。
1949年4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强调指出：“全党必须严肃的注意这一问题，加以认真地调查研究，认真发动各阶层群众，孤立少数反动头子。”县公安局依照“打击少数，争取多数”的政策，对受骗普通道徒劝其退道，对登记悔过的道首从宽处理，对极少数抗拒登记、罪恶较重的头目依法进行了惩处。各级党政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来引导宣传群众，使绝大多数群众认识到“一贯道”是害人道，与真正的宗教大相径庭，纷纷退出，开始了新生。
1949年6月1日，为了严厉打击反动会道门组织，东北行政委员会在《黑龙江日报》上发布的《所有反动会道门组织一律停止活动》的布告，指令他们立即停止活动，强令他们到政府登记。
1949年6月1日，富裕县委、县政府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的指示，对国民党、三青团、特务组织、反动会道门及一切曾干扰破坏我党和人民政府工作的反动组织成员进行全面登记。这项工作是在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已成定局的形势下展开的，为瓦解敌人营垒，向国民党在解放区的残余势力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发现隐蔽的敌人，打击潜伏敌人的破坏活动。县委书记李舒亲自挂帅，组成领导小组，成员为公安局长陆有良、治安股长袁克江、政保股长徐凤池、分局长毛金生等。指挥部设在公安局，并设富路、塔哈、富海和富裕四个登记站，特别是县直邮电、供销、财政、教育等系统都有主要领导亲自抓。针对富裕县国民党特务分布面广，敌情复杂，有一定实力的情况，县委抽调大批干部进行培训，学习有关规定、指示，掌握政策等，落实了行动方案。在政府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各反动封建会道门众徒纷纷到政府各登记站来坦白登记，经过几个月的整治，使猖狂一时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会道门得到了控制。
在发动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过程中，嫩江省人民政府颁布了《号召反动党团分子迅速坦白自首》的布告，布告强调了登记范围与登记政策，劝告那些曾参加党团特务组织的成员“认清形势、深明大义、争取时间、投案自首，争取得到政策的宽大处理。”全县上下各种宣传工具都为此布告大造舆论。县委、县政府号召全县人民坚持正义，揭发检举隐藏着的坏分子，并对那些拒不坦白登记、假登记和破坏登记的顽固不化分子给予制裁。
在登记工作开展之初，县委主要领导又明确指出：“反动党团登记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斗争，各机关都要成立机构，由主要领导亲自负责，贯彻求实精神，严肃认真地执行党的政策，反复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应有始有终地开展此项工作。”在全面登记阶段，有些地方宣传发动工作不够深透，“党特”人员顾虑重重，登记工作受到阻力，为此，1949年6月21日，县委召开了县直机关干部大会，动员全县机关干部和职工群众，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大胆揭露国民党特务分子。会后，各单位都开展了学习文件、大讨论的活动，推动登记工作。三区国民党骨干分子杨惠民第一个到登记站登记，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并积极揭发了聂士琪、张忠信、姜成庚等人的罪行，在他的带动下，一些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纷纷前去登记，坦白自己的罪行。经过5个月的登记工作，全县已登记掌握120名反动党、团、特务人员，这些人当中有军统特务5名，中统特务8名，一般党员49名，挂名党员58名。由于登记工作的开展，使反动党团特组织彻底瓦解，使富裕县的社会秩序得到了全面的好转。

第六章　　富裕人民支援解放战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挑起了大规模的内战。当时，我人民军队在数量上和武器装备上都处于劣势，要战胜国民党蒋介石的进攻，只有依靠人民打人民战争，在战争中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持。中共中央指示：“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密切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尽快消灭“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富裕县委、县政府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积极安排部署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准备工作，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克服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重重困难，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一、参军参战和支援前线
踊跃参军参战
1945年8月19日，苏联红军解放齐齐哈尔后，东北抗日联军干部王明贵等开始组建人民军队。9月，富裕县100余名青年、学生、工人、农民积极参加王明贵领导的嫩江省人民自卫军。11月，嫩江省军区成立后，富裕县又有150余名青年志愿参军。1946年4月，富裕青年在“爱国保家”、“参军光荣”口号的鼓舞下，有52名青年自愿报名参军。
1947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军队需要补充兵员，解放区就成为了兵员补充基地。按照上级组织的要求，富裕县委、县政府在县、区两级政府中，成立了扩军委员会，村屯还成立了参军动员小组，积极做好广大群众的宣传工作，登门到各家各户宣传动员，使人民群众及时认识到扩充新兵参加解放战争的目的、意义。全县广大进步青年踊跃报名。此间出现了兄弟赛跑争参军，孤儿兄弟齐戴花，父送子、妻送夫参军上前线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塔哈区17岁青年刘学清，思想进步，是吉斯堡妇女主任的独生子。他得知解放军要扩充新兵的消息后，积极报名参军，领导考虑他8岁就失去父亲，家庭确有实际困难就没有为其报名，他步行到昂昂溪找到曾在塔哈区担任区委书记，后任龙东县委书记的老干部汪小为，1947年12月终于如愿参加了解放军。
二区大岗子村鞠庆军、鞠青林兄弟，在日伪统治时期父母双亡，从小靠讨饭苦渡生活，解放后分了房子分了地，他们从心里感谢党，感谢各级组织。征兵工作刚开始，兄弟俩就商量好，说服了区村干部，双双应征入伍。在区欢送新兵大会上，面对欢送他们的区、村领导和乡亲们，他们激动地说：“父老乡亲们，是你们看着我们长大的，旧社会我们猪狗不如，今天，我们解放了不能忘本哪！兄弟姐妹们，你们在家和破坏民主政权的坏人作斗争，我们上前线和国民党蒋介石打仗，只有打败了蒋家王朝，我们穷人才算真正翻身当家作主人。”激情的话语使在场的群众无不热血沸腾，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绍文学校的小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不辞辛苦步行了5里路，到区政府的欢送大会上为即将上前线的亲人们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在这欢乐的气氛中，送子、送夫、送友参军的人群将新入伍的战士们围得水泄不通，县、区领导和众乡亲们为他们披红戴花，牵马送行，一直将新战士送到区外。
1946年至1947年间，富裕县没有成立专门的志愿兵征集机构和人员。1948年开始，富裕县人民政府民政科荣管股内设1人专管武装工作，负责志愿兵征集工作。在全县各级党政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下，富裕县较好地完成了志愿兵征集工作任务。据统计，1946年有270人参军，1947年540人参军，1948年450人参军，1949年170人参军，军人家属达2989人。
在此期间，后方根据地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民兵队伍也不断壮大。1947年5月5日，东北局在《东北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目前东北正处在一个新形势的前面，在军事上我军已从防御转为反攻。”号召东北全党积极组织力量，巩固与扩大解放区，要求后方要与前方共同奋战，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而继续努力。为此，富裕县委、县政府加强了民兵组织的建设。1947年末，全县民兵已有1000余人，枪支138支，洋炮114门，为巩固后方根据地，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做好战勤支前工作
为了支持前方大规模的战事，富裕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克服了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把做好支前工作当作中心工作来抓。在省工委、省政府关于积极做好战勤支前工作的指示下，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抓好战勤支前工作。县、区村的民工都编成了组，大车和担架都编成了队。
1947年3月，接到省委、省政府紧急行动的指示，县委、县政府迅速安排第一批民工战勤队伍，在农民干部、共产党员国海、袁鸿书的带领下，率100多民工组成的大车队及担架队伍开赴四平前线。支前队伍在一次抢运军火的途中，被敌机发现，按着要求大车队埋伏在路边的树林旁，这时一辆载满军火的大车上的伪装物起火，共产党员支前大队长国海，迅速而果断地做出了决策，他一面派几个民工去灭火，一面指挥其他人员将所有的大车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当敌机第二次俯冲投弹时，却扑了个空，炸弹在原来起火的地方又爆炸了，使战勤队伍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
1947年7月，经过4个月紧张而艰苦的运送军火、抢救伤病员工作的考验，富裕县首批战勤支前大队，无论在政治思想上，还是在顽强精神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圆满地完成了公主岭、四平等战场上的战勤服务的任务，受到前线兵站的表彰，并被授予集体大功的嘉奖。大队长国海同志带队有方，果断行事，使支前军用物资免遭重大损失，本人记大功一次，并奖励全体大车队（除袁鸿书外）每人一支枪。凯旋而归的支前大队，受到富裕县各级领导和人民的欢迎，他们在欢快的气氛中向组织介绍了前方战勤工作的情况，并将上级奖励的枪支全部交给了县政府。
1947年9月12日，嫩江省委、省政府又下达命令：“各县立即组织好第二次战勤支前队伍，全省统一在9月20日开赴前线。”县长韩立中被省战勤支前指挥部任命为富裕、甘南、林甸三县总领队。接到省委、省政府的指示后，县委、县政府迅速组织了大车5辆、担架15副、马20匹，并有100人参加的战勤大队，决定委派党员干部梁秀章、公安中队长宋建国为正副队长，指挥富裕县第二次支前大队工作。按着上级部署，队伍先到达康平县，后按计划接收法库县。本次战勤任务十分艰巨，加之正逢数九寒冬，战勤服务工作都是在风雪中执行任务，队员们有的冻坏了手脚，有的被碰破的地方都变成了冻疮，但他们都咬紧牙关坚持着，就这样挨冻受饿、日行夜奔，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在前线战场上拼搏了5个月，受到了上级的通报表扬，于1948年2月23日胜利地完成了战勤支前任务，光荣地返回家乡。
1948年10月8日，省委、省政府再次发出联合动员令，要求迅速组成战勤支前大队。县委、县政府立即组织了第三次战勤支前队伍。县委决定派二区区长齐化龙任大队长，率民工100人、大车5辆、担架20副的支前大队，参加辽沈战役的战勤服务工作。当支前大队乘火车到达昂昂溪车站时，接到上级的命令：“沈阳解放，队伍返回。”战勤支前大队迅速返回本县。
富裕县三次战勤支前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行动十分迅速、及时、准确地到达了目的地，并在运输军火、抢救伤病员、输送物资等方面都表现出一定的素质，能灵活机动地把握战机，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多次受到前线兵站和上级组织的表彰。
在枪林弹雨的前方战场，支前民兵和战士们并肩战斗，运送军用物资，接送伤病员，他们不畏天寒地冻、不怕苦、不怕牺牲的精神，激励了前方战士英勇杀敌的斗志，军民团结战斗，谱写出一曲军爱民，民拥军的团结颂歌。
开展向前线捐献慰问活动
富裕县在做好战勤工作的同时，积极努力做好军需物资的支前工作。1946年5月9日，县政府派参议员马丹宸等人率6辆满载慰问品的大车，赴省城齐齐哈尔慰问为解放西满各地区而做出重大贡献的民主联军。慰问的物品有：猪肉、白面、玉米等，约合东北币5万余元。在这年的中秋节，县委、县政府又派慰问团，去省城看望驻军。这次的慰问品折合东北币40余万元。与此同时，除政府组织的慰问团之外，民间自发的群众慰问活动也十分活跃。每到端午、仲秋、双十、新年、春节期间，都有一些群众团体到附近驻军部队去慰问。
1947年至1948年是富裕县遭受自然灾害十分严重的两年，人民群众在生活极为艰难度日的情况下，把节省下来的粮食、蔬菜一次次地送到为解放战争而英勇战斗的前线官兵那里去。1948年1月17日，县委、县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在广大人民群众无米下锅的情况下，怀着对我人民子弟兵的关爱，县领导带头，各级组织积极响应，为前方正在英勇杀敌的将士们送去钱款和粮食，官兵们深受感动，大大鼓舞了他们杀敌立功的士气。
1947年5月，县第一完小为配合支援前线的活动，开展了“五月宣传周”活动。全县各学校也纷纷响应，他们以上街游行、演讲、演出文艺节目的形式，来表达学生对解放战争的信心和决心，并用实际行动为前线官兵募捐27.6万元东北币，全部交与政府送往前方战场。县第一完小的这次五月宣传周活动，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它既有政治性的宣传，也有实际性的募捐，鼓舞和激励了各阶层人士的爱党爱国的革命热情。在小学生幼小的心灵里也深深打下了爱国主义的烙印，县委、县政府对此次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47年10月14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出了《为动员妇女大量缝制军鞋支援前线由》的通告：“我东北民主联军部队日益壮大，鞋供应为数甚巨，兹为保证战士有鞋穿，特决定动员我解放区广大妇女群众，大量缝制军鞋，由各地方政府负责动员，并保证结实耐穿，所有制鞋原料及工资，概由后勤司令部发给，至于各省应负担的具体数目，缝制标准以及收发办法等项统由总供给部另定计划通知各省，仰即转至所属一俟计划办理”。富裕县委、县政府根据东北行政委员会的通知精神，发动全县妇女积极行动，为前线战士赶制军鞋。仅1946年一次就送交军鞋1000余双，在征收越冬鞋中，每个劳动力交取暖用乌拉草500斤，为前线官兵们冬季作战解决了困难。
二、拥军优属拥政爱民
富裕县在积极做好参军参战、战勤支前工作的同时，县委、县政府始终把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作为经常性工作，常抓不懈。1946年12月24日，中共西满分局发出《关于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指出：“拥政爱民是我党的十大政策之一，拥军优属是民主政府施政纲领之一。没有主力军就没有根据地，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长期艰苦的工作，要长期坚持下去。一年来，军队打了很多仗，政府、群众支援了战争，这就是最好的拥政爱民，最实际的拥军优属。然而从政策上看，由于主客观的影响，是执行得很不够的，特别是军民结合一体还很不够。为此分局决定，今年旧历一月为全军、各级政权、各级群众团体双拥运动月，到此时间应毫不例外，贯彻执行。”西满分局并对在双拥运动中的活动情况进行了部署：（一）进行广泛的军民联欢；（二）进行拥爱宣誓；（三）举行座谈会，进行自我批评与听取批评会；（四）严格调查，登记损失，进行赔偿；（五）坚持保卫政府及地方工作人员的安全；（六）选举拥爱模范。
富裕县根据西满分局的指示，积极部署了双拥活动月的工作，各村都召开庆功、报功大会。村干部向群众们宣读立功战士名单和功绩，然后发动军属给前方亲人写信，报告翻身后家乡、家庭中的变化，鼓励他们在前方杀敌立功；各村还组织了秧歌队，他们走村串户，为军人亲属演出秧歌剧，每到一军属家中就表演，还要唱上一段歌颂解放军顽强杀敌的歌曲，使军属们感受到党的温暖。县第一完小还编排了歌剧《参军真光荣》、话剧《蒋美阴谋》、《恨老蒋》、《时事莲花落》、《九一八》和一些歌舞等节目，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1948年2月13日，东北局发布了《优待革命军人家属条例》。嫩江省政府也于1948年7月颁布了《优待军人家属办法》和《关于建立优待军人家属代耕制度的决定》。富裕县委、县政府于1948年3月2日，特发了《为发动庆功优属运动由》，详细地阐明了富裕县优待军属工作情况和今后优属工作的方向。县所属各区根据东北局、省、县的优属指示精神，结合农业大生产运动逐步落实了军属户的优待政策，在全县各区、村、屯掀起了一个拥军优属的热潮。福合区龙水泉村在斗争果实中拿出15匹好马全部分给了15户军属；得利村新年为每户军属送去了2000元的物品；兴隆村村长亲自带领优属小组，为军属户挑水打柴草，帮助军属户解决困难，使军属们倍感党和政府的温暖。
按着嫩江省政府颁布的《关于建立优待军人家属代耕制度的决定》，针对农村春耕时军属户缺乏劳动力的实际困难，在全县开展了为军属户代耕活动。富裕县有军属700余户，2989人，要代耕土地609.5垧。县、区、村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带头，为军属户们代耕，带动了广大人民群众，都积极踊跃参加代耕活动，并高兴地说：“宁可自家地撂荒了，也要种好代耕地。”用帮助军人家属种好地解决具体困难的实际行动，来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因此，发动群众为军人家属代耕，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资上，都鼓励了战士们在战场的杀敌志气。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对整个群众运动是个非同小可的推动力量。第七章
发展经济及各项事业

第七章　　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
富裕县解放后，摆在新政权面前的富裕是面临百孔千疮、民不聊生、城镇萧条、工业企业寥寥无几的凄惨景象。面对这样百废待兴的局面，富裕县委会、县政府在开展土地改革、清剿土匪和支援前线的同时，注重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及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
一、注重发展经济
翻身的农民迫切需要走出昔日穷困潦倒的生活，解放战争也需要解放区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需要的大力支持，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及各项事业就成为了新生政权的重要工作。然而，由于日伪14年的残酷掠夺，日伪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抓劳工、收出“荷粮”、收取苛捐杂税等，农民的劳动果实大部分被掠夺，绝大多数人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还有恶霸地主、经营地主对农民的残剥，他们用出租地、雇长工、放高利贷等手段，残酷地盘剥贫雇农，农业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农业生产日渐走向崩溃。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网罗日伪残余势力和土匪武装打家劫舍、烧杀抢夺、造谣惑众、策划暗杀、组织叛乱，给发展农村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富裕县民主政权建立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和建设工作。
开展大生产运动
东北行政委员会针对所属各县土改运动即将完成的状况，于1947年2月25日下发了《关于开展农村生产运动的指示》，指出：“东北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以来，广大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已经打下了在农村发动生产运动的有利条件。但是，东北人民对于开展与组织生产运动的经验是不足的，还有许多思想上的障碍和物质上的困难未能解决。因此，领导与组织今年生产运动，乃是各级政府和群众团体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之一，更是为了使农民在分得土地之后，于生产中得到实际的利益，确实地改善生活，并加强解放区的物质基础。”
按照东北局及省委的指示，富裕县委、县政府及时向全县基层干部提出：“必须加强对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生产观点’的教育。目前一些干部忙于生产以外的事务，没有认识到工作方向的转移，各区委要进行教育，使村、屯干部、积极分子的注意力及时地转移到组织和推动生产上来，真正把生产列到一等位置，不能借口战勤、挖‘土豆’放松对春耕生产的领导”。
1947年初，各级领导干部在清剿土匪和土改工作的同时，在人缺粮食、马缺料、牲畜不足、种子缺乏的情况下，县、区、村三级组织，选调一部分机关干部下基层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全县集中了牲畜8586头（匹），出动了770副大犁，14898副小犁，耕作面积达39550垧。这年秋季，秋雨连绵，使乌裕尔河南岸地区的一些村屯又受到灾害的侵袭。县委、县政府发动农民抢收，使粮食还家，还向国家交售公粮729万斤，经过上级核减后为300万斤。
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贫苦农民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当家做了主人，不再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们获得了土地的自主权，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但是，开展农业生产面临许多困难，需要各级组织的扶持和帮助。面对分散的一家一户个体经营缺马少犁，资金不足，有的户有车无马，有的户有马无车，有的户有犁无马，劳动力强弱不均等情况，县委、县政府根据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教育引导农民，开展农业大生产运动，决定组织合伙班子—互助合作组织。这样可以有效地组织劳动力，有效地利用生产工具，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县委、县政府及时派出工作队，在二区福合村先行开展试点工作。县长韩立中亲自带领政府工作队，帮助农民组织合伙班子及生产小组。福合村有195户人家，210个劳力，耕畜230头（匹），耕地1298垧。全村组织起20个合伙班子，包括76个生产小组，每个小组1副大犁扣地，全班有150副小犁起拢，进行小型的集体耕耘。种地由班长带领，副班长在后面检查质量。合伙班子还制定了公约，大家共同遵守。象这样的合伙班子全县组织了703个，生产小组1042个，宁年区三合村农民共同制定了“三禁三要五不准”的合伙条约。三禁是：一禁赌博，二禁撂荒，三禁散心（不坚持到底）；三要是：要团结互助，要认真代耕，要耕种应时；五不准是：不准无故误工，不准唬弄别人，不准半途拆伙，不准晚作早归，不准私卖工夫。其它各村的合伙公约大同小异，但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即团结、守纪、文明、种好地。
随着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合伙班子的建立，初步解决了一家一户进行生产的困难，培养了人们的集体观念，促进了互助合作活动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群众对农业大生产运动的认识。
1948年，县委根据试行的合伙班子的利弊，又进一步明确了以换工互助为基本形式，提倡换工组织的自愿两利的原则，即小型组织的自愿结合、等价交换。避免了过去合伙班子的片面强调互助，把马工定得太低，按人口分粮平均主义的现象。根据这一新的设想，种地时组织换工插犋生产组，铲地时各户分散铲。这些忙时组合，闲时分散的小组，有的转化为按犁趟组合的小组。但是，由于当年大雨成灾，土地被淹，各小组搞不到一起，又因缺吃粮和领导没及时发现问题，抓得不紧，未能及时解决各组内的纠纷，到后来全县能够坚持下去的小组织只剩69个。互助小组的解散主要原因是水灾造成，也有一些是因组内报酬不合理造成的。
1949年，县委提出了一项三年内达到有吃有穿有剩余的生产任务。县委要求当年的生产组织必须贯彻自愿两利的原则，加强领导，搞好典型示范，逐渐推广。采用小型的季节性的灵活的生产组织形式，防止强迫命令，坚持群众路线，取消合伙班子，代之以换工（插犋）组的名称。他们在耕地、扣地、翻地三个阶段互助合作，铲地、割地不再合作，到秋拉地、打场时，自己马力不够再组织起来，这样形式灵活起来。但要求是：（1）人、马、地“三差不多”的插犋小组：（2）人、马、地“七长八短”的插犋小组；（3）有马的互助，对缺马的“帮套子”小组，多种一晌地的给大家拿出一天的草料，白“帮套子”不还工；（4）有马户互助，对缺马户到换工插犋小组。由于加强了对互助合作工作的领导，比较好的完成了春播47017晌地的任务（其中开垦荒地1558晌），施肥10935晌，试种植19849晌。生产组织的合理搭配，互助合作活动的开展，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大生产运动的发展，人民群众信心足、干劲增，粮食产量上升，这一年农作物总产量达4074万余斤，农业总产值达557万余元。
宁年区新兴村过去是贫困村，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耍钱的，吸大烟打吗啡的、小偷二流子的，别说生产，就是上村上放把火，还得背上一捆柴禾去”，这是这个村的真实写照。由于该村的党支部成员以身作则，带领全村群众团结一心与灾害做斗争，一举摆脱了新兴村的坏名声，成为全县的先进村，群众们有吃有穿，买马种地，使大多数户粮食有了剩余。县委号召全县农村党支部学习宁年区新兴村的经验，并写了通讯《欣欣向荣的新兴村》（记富裕县一个农村支部领导群众战胜贫困的经过），在《嫩江新报》等报刊上发表，推动了富裕县农业大生产运动的继续深入开展。
富裕县土地改革后进行的大生产运动，是在连年自然灾害中进行的，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群众，在自然灾害面前没有低头，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抗灾渡荒，认真组织好合伙班子和换工插犋组，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充分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使农副业生产都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并准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为抗灾自救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49年2月17日，县委召开县区干部扩大会议，会议对农业生产工作做了总结，表扬了县区工作模范干部，并处分了犯严重错误的干部。对当年工作与春耕生产做了部署。农业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开展，使富裕人民克服了困难，战胜了灾荒，为广大农民信心百倍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做好了精神和物质的准备。
开展抗灾自救和发展副业生产
1948年是富裕县遭受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5月，全县发生了春涝，乌裕尔河南岸一片泥泞，许多耕畜陷死。7至8月间，富裕县遭受严重水灾，全县2.4万垧耕地被淹，占全县播种面积的40%。全县重灾区1.14万人口，占总人口的20%，轻灾区每垧地只能打1.5石粮食，受灾人口达23767人，占全县人口的42.2%。也就是说全县灾区人口达2/3以上，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县委、县政府针对全县出现大面积的灾情，提出了狠抓副业生产，以副补农的口号。号召全县人民要珍惜土地改革后分得的每一寸土地，抗灾自救，发展农业生产，团结一心共同携手度过大灾之年。
1948年5月，富裕县遭受了严重春涝，连降大雨使土地水分饱和，乌裕尔河南岸广大地区一片泥浆。县委、县政府不失时机地提出“抢种、紧种”，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亲临一线以身作则，全县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精神振奋，积极投入春种。犁不能下地，撒下种子就用马踏、人踩、耙子搂。种小麦将麦籽撒在玉米茬子地里，将茬子拨出撒上籽再盖好。6月，嫩江省救灾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讨论关于救灾及抢种工作，对下步抗灾自救作了部署。按照省救灾委员会的指示，县委、县政府组织开展自救，有的地块补种3-4次。谷子瞎了种玉米，糜子瞎了种荞麦，荞麦瞎了种白菜。夏锄铲趟时又遇到了风雹和虫害。
1948年7至8月间，富裕县连降大雨，有很多村一片汪洋。严重影响了全县大生产运动的开展。1948年8月26日，富裕县委根据东北局、嫩江省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农业大生产的指示精神，召开了区委书记、区长联席会议，会上，县委书记孙泱同志就一年来富裕县农业生产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对今后农业大生产工作重点进行了部署，提出了要继续开展大生产运动。会议还确定了今后两个月全县的工作中心是：继续发展副业、生产自救、克服灾荒、发展农业、组织秋收、厉行节约，使农业大生产运动再掀高潮。会后，按照县委书记孙泱同志的讲话精神，各区都掀起了抗灾自救的农业大生产运动的新高潮。
秋收时县委提出：“今年秋收要割净、拉净、打净”。县委确定“重灾区不交公粮，轻灾区减交，非灾区也不比去年多交”。县委这种体察民情，为群众生活着想，激发了农民秋收的积极性。组织群众先抢割泡在水里的庄稼，有的村用马槽子当船送庄稼上场院，有的用爬犁拉地、马驮、人背把粮食运回家。全县送交公粮480万斤。1948年10月28日《嫩江新报》刊载了富裕各区群众克服水灾完成秋收，积极交送公粮的文章，反映了富裕县在联席会议之后，各区为抗灾自救继续开展农业大生产运动的情况。
县委号召全县人民节约渡荒，在全县掀起了大搞副业，以副补农活动，提出了大搞副业宣传动员口号。（一）动员口号：要想明年不挨饿，今年下力搞副业；今年换回一粒粮食，明年减少一分困难；副业生产都来干，打猎打苇子把粮换。（二）搞副业节约口号：搞副业要节约，大吃二喝明年过不了；积少成多搞副业，节约救灾明年少挨饿。“囤尖不省囤底省”晚了。（三）搞副业要计划要调查的口号：小倒腾要调查，无调查把本搭；搞副业要有准儿，没有准儿就赔本。在县委、县政府的号召下，农民们对抗灾自救信心倍增，热情高涨，把精力都投入到副业生产上来。县委要求全县党员带头，自愿结合，搭伴结伙搞联合，以保证安全。同时，各区的合作社，要把农副业产品及时推销出去，购进粮食;重灾区200多人去河套地区农村打羊草，换回粮食5万斤；出碱的地区出动1195人扫碱，共熬成碱77.73万斤；出鱼的地区出动1007人去打鱼，共打鱼80.2万斤。
面对灾害带来的困难，县委、县政府有组织地进行重灾区灾民的搬迁工作，共迁出1000余户，5100余口人，使他们生产生活得到了保障。县委、县政府积极采取措施筹划救灾工作。经过争取，省政府给富裕县调剂321万斤粮食，解决重灾区灾民的急需。
1949年初，县委、县政府针对本县连续三年受自然灾害的侵袭，土地板结、虫害发生的情况，组织全县人民大搞积肥选种活动，并对选出的种子进行消毒处理。全县共上粪147884垧，占熟地面积34.4%。选出23060垧地的种子，黄豆占5%以上达到粒选，高粱、谷子全部达到穗选，同时普遍做到发芽试种。种子一般用盐水、冷水拌王铜等办法消毒，全县有73977垧地用了消毒籽种，施肥地块共6577.9垧，主要施肥办法拌血泡，苏油、炕洞子油、骨粉等。
在各级组织的领导下，全县人民齐心协力，团结奋战，胜利地渡过了这几年的严重饥荒，极大地鼓舞了全县人民农业大生产的热情，为恢复发展经济奠定了基础。
恢复和发展城镇工商业
富裕县解放前地广人稀,河流湖泊众多，全县人口还不足4万，广大农村交通不方便，生产上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只是少量自产粮食，土特产品到集市或齐齐哈尔销售，换取生活必需品。当时县城设在大来克村，河北的宁年和富海火车站，这三处都是集镇，只有少数手工业作坊和杂货店，全县无一大的工业企业。当时人们流传一句顺口溜：“油、酒、米、面、铁、木、皮，一片荒凉穷富裕”。油、酒、粮都是加工作坊，铁匠炉、木匠铺、皮铺都是小本经营、资金不多，多者数千元，少者数百元（伪满货币，下同）。私营、个体经济发展极为萧条，稍好一点的店铺，如：增盛东金店、福元兴、恒发祥、万发东、天兴东等几家也都是合资开设的杂货店，手工业有洪源涌、富泉涌两处烧锅和几处砖窑。
解放后，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执行我党关于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使全县个体、私营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土地会议精神，要求保护民族工商业，在城市里的工厂、商店一律不动，允许私营、个体工商业者继续经营。早在1946年6月1日，嫩江省政府作出决定，废除伪满洲国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单一的税收制度，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促进经济和生产的发展。
富裕县对合法经营的私营、个体工商业者采取了保护、发展的政策，对其中少数不遵守政策法令、偷税漏税、随意抬高物价的不法经营者，一经发现视其情节处以罚款，直至吊销营业执照，这一政策的贯彻执行受到工商业者的欢迎。1947年，个体、私营工商业恢复、发展到282户，资金为1.27亿元。他们大都是小本经营的私营经济，公营经济很少。当时私营工商业购销活跃，私营的面粉坊发展到46户，木匠铺、皮铺、铁匠炉、饭店经营兴隆，基本上满足了城乡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时有汽车、钢轴车载运货物到齐齐哈尔销售。1947年冬和1948年春，富裕县还承担了对苏联进出口贸易的收购、发运等任务。出口大豆、玉米、谷子、高粱和冻猪肉，从苏方换回布匹、棉花、盐、火柴等生活日用品，解决了当时人民群众供销的需求。
1948年，富裕县遭受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也影响了全县工商业的发展，使工商业市场冷淡萧条，有的工商业户迁到外地，尚存的杂货商店、旅饭店等服务行业顾客都少得可怜，这一年工商业是在艰难的环境下度过的。但由于进一步贯彻了党的工商业政策，和地方保护工商业条例，当年仍有245个工商业户，资金为3.25亿元。当年县里还新进了火磨，生产面粉效率高、质量好，使一些笨重陈旧的老磨坊都停业转产。
1949年，全县工商业发展仍受上一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居民购买力低下，生意不景气，工商业户有继续迁往外地的，也有的工商业户转向农业，工商业户中剩157户，减少了1/3，资金24.3357亿元。工商业户减少，资金却有增加，主要原因是公营经济增加。据1949年全县工商业情况统计表明：公营工业1户，资金8.5943亿元，占全县工商业资金总数的35.3%；公营、私营、公私合营的手工业52户，资金4.124亿元，占资金总额的16.9%；公营和私营的商业104户，资金11.6174亿元，占总额的47.8%。总之，富裕县在解放后工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在工业方面，有粮米加工厂、制油厂，产品油、酒、米、面质量都较解放前好，原料都是本县供给，除本县居民食用外，还销往外地，使粮米加工业得以发展。木匠铺、铁匠炉规模较小，制出来的成品质量又不太好，在乡村没有销售市场，因此有3家木匠铺停业转入农业生产。纸坊生产呈文纸势头较好，成本低，销量大，价格便宜，广大用户都喜欢使这种纸，生产原料也容易收购，废绳头、旧纸片都是造纸的原料，因此纸坊生产得以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紧密联系的豆腐坊、白铁铺等仍继续发展。富裕县工商业是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在匪乱、灾荒中逐渐恢复起来的。由于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了党的工商业发展政策，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因而在困难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基本上满足了当时社会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并有一些产品外销。
厉行节约支援革命
富裕县人民政府成立之初，各区活动没有经济来源，曾多次向县政府请示经费，县政府为此向各区发出通知：“各区对经常费用可由地方绅商户经济富裕者酌量挪借，以缓目前之急用。时下县方之财源迄未确立，前征之地捐等款实属寥寥，已感入不抵出，省府即将批示区、村经费征收办法。”当时全县财政来源主要靠农民交纳公粮收入，以维持全县党、政、军的费用及教育开支，但因匪患灾荒，灾区农业欠收，财政收入时有短缺，全县人民处于贫困状态。此时，地方财政的方针是“发展生产，厉行节约，保证供给，支援革命”，按照这一方针，县委、县政府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
1946年6月，富裕县成立了税务局，成立之初税务局没有单设，附属财粮科。8月，税务局独立办公，按税务政策和税收条例收缴工商户的税，增加了县级财政收入。在税收工作上，开始一个时期，因县委、县政府未接到省政府颁布的税收条例，税收工作比较混乱，许多伪满时期遗留下来的税目也征收了，如“佃租”之类的税目。
为了有效地解决财政方面的困难，县政府积极采取措施，组织力量发展经济。派出懂经营会管理的干部深入到两处私营烧锅协助管理，增加白酒产量；办起一处粮米加工厂；开设两处杂货商店，两处大车店；组织运输队去省城等地搞运输；办起了两处县办农场。县委、县政府在抓创收的同时，还注重搞好财务管理工作。1947年12月30日，县政府召开了财政干部会议。会上根据省政府收支预算制度和富裕县财政经济状况，制定出《富裕县关于收支予决算制度的决定》，决定指出：“为建立与健全财政制度，实行科学的严密计算，支援战争，保证供给，肃清贪污浪费，必须严格执行收支予决算制度，从现在开始，各级党政军机关、团体、学校等一切经费开支部门，不论是上级发给还是生产自给，一律须按本制度上报收支予决算，决不可借口生产自给而不报…”会上，县领导还要求财经干部：“要认真贯彻执行该决定，建立健全财经制度，为支援解放战争，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必须厉行节约，取消一切不必要的开支，严格禁止浪费现象。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县、区机关干部、战士每人每天节约1—2两粮食支援灾区，县领导以身作则，改吃中灶为大灶，同一般干部一起到大灶房吃饭，坚持参加各项生产劳动。县区机关干部实行两种供应制，即供给制与薪金制，上级派下来的干部和部分本地干部实行供给制，供衣、供食，没有薪水，其他干部实行薪金制。因财经困难，县财经委员会决定：旧棉衣破得不能穿可交财政部门给换新面，去年穿的棉衣还能拆洗穿一冬，奖励青布一丈、棉花一斤、照发拆洗费。当时县内上上下下干部群众都很清苦，干部战士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由于党员干部紧密联系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注意思想政治工作，因而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十分信任，对党的方针政策衷心拥护，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很好地完成了生产、战勤和各项工作任务。
富裕县于1948年建立起县属企业、公司的管理部门，负责管理县属企业，组织生产经营，开辟财源，为保证财政供应起到了重要作用。各区政府也都立足本地，自力更生，种地、养猪，以增加财政收入，解决经费不足，由于采取了以上种种措施，全县财政经济在大灾之年出现了好的转机。
二、发展社会事业
富裕解放后，全县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1948年秋，东北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东北接近全境解放，开展生产和经济建设已成为东北解放区的中心任务。在这种形势下，东北解放区召开了三次会议，肯定了思想改造的成绩，总结了经验教训，确定了教育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富裕县广大劳苦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饭吃、有衣穿，对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有了新的要求。
解放前，全县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十分落后，在富裕县境内没有一所中学，全县只有两所高小，初小和私塾共有24个，全县城乡有中学文化程度的还不到30人，绝大多数学生都是伪官宦和地主富农家子女，贫苦农民家的子女则很少入学读书。文化生活更加贫乏，解放前富裕县城内没有任何文化设施，只有从外地流入此地的流散艺人，他们与当地会哼唱小调的农民组成了人称唱“双玩艺儿”和唱“蹦子”的，临时搭档走村串户为地主富贵人家唱喜歌。卫生工作在解放前因缺医少药，老百姓得病除请“大神”以外，就得依靠一些民间土地办法治疗。
教育事业的初兴
1946年5月31日，嫩江省召开中等教育会议，制定出新的教育方针，提出了教育工作任务。为使更多的工农子弟受到教育，决定中学一律免收学费，允许青年学生旁听，废除体罚，提倡思想自由，提高教育质量，改善学校管理，加强对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培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觉悟。
富裕县解放后，民主政府成立了县教育科，初小和高小都被县政府接收，为县立小学。学校旧职教员也随之转为县、区公职人员，薪俸及办公费用均由县里承担。为了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使贫苦百姓家的子女都能入学读书。富裕县委、县政府于1946年8月16日发出了（195）号通令，通令向群众宣传“群众不离教育，教育不离群众”的宗旨，和“以期农民知识提高，大众教育普及为要”。通令发布后，广大群众欢喜若狂，纷纷送子女上学读书，呈现出翻身后劳动人民送子女上学的喜悦景象。
1946年12月，嫩江省委、省政府发出了《当前教育工作的任务和方针》，根据在东北政联行政委员会的《关于改进学校教育与开展冬学运动的指示信》的精神，“当前我们斗争总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创立根据地，建设民主政治，开展经济文化建设，教育工作当然要服从这个总的任务。”因此，富裕县国民教育就是配合与协助广大群众参加保卫和建设东北解放区的斗争，而中等以上学校教育，就应适应当前斗争需要大批干部的情况，以训练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建设人才为主要任务。小学教育“从政治教育上讲，应使学生学会做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公民所应有的政治常识，从文化教育的意义上讲，应使学生能看浅显的通俗书报，能写最简单的应用文，如记账、打算盘、开信条、写信等。社会教育，则应以协助发动广大群众参加保卫建设工作为当务之急，至于中等以上学校教育则以引导学生思想，解释其疑难，使其逐渐接受新民主主义思想，为训练必须的干部打下基础，以便进一步训练干部，这就是我们的基本任务。”
根据东北行政委员会和嫩江省关于教育工作的任务与方针，改造小学校的指示，富裕县委、县政府提出并实施了对全县完小、初小的改造工作。首先改造了学校的师资。为了肃清封建统治阶级的教育余毒，使教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服务。在进行全面建设的基础上，对全县的教学师资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废除了旧的教学体制、教学课本，重新印刷了适应新形势要求的课本，还利用了暑期开办“暑期教育研究会”，探讨教育发展的新办法，派出教师中一些积极分子参加各地举办的教育研究会，下发学习班中印刷的学习资料，促进了全县教师的师资水平的提高，取得了改造师资工作的初步胜利。其次，组织“学董会”。“学董会”就是为发展教育而组织的董事会，是具有社会性的群众组织。为协助区、村的地方办学，富裕县城乡各学校都组织了“学董会”。“学董会”组织有正、副会长，常务委员等7—10人组成，它的任务是：筹集学校经费；负责贫苦农民子弟就学补助问题，劝募学员就学读书。据1946年末民教工作总结统计，全县“学董会”组织已有15处。“学董会”组织的建立，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使学校面临的一些困难都得到及时的解决。第三，组织学生自治会。针对解放后入学的贫雇农子女年龄大、纪律较差的情况，为贯彻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对学校实行了民主管理，吸收贫雇农中的积极分子，组成了学生自治会，建立健全了学生自治会的法规、法则，让这些大龄学生做到自己监督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第四，增加学生课外活动。富裕县解放后各行各业面临着改造建设的大好形势，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清剿土匪、参军参战等活动，无不吸引这些刚刚入校门的大龄学生。为了让他们更安心的学习，并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有所认识，从而提高学生们的政治觉悟，学校除让他们坚持正常的学习之外，配合民兵站岗放哨，参加斗争大会，还组织学生编演进步剧作，为现实斗争和各项中心工作服务。
县委、县政府在对普通教育进行改造的同时，抓紧对社会教育的领导，使社会教育得到了发展。1946年7月，富裕县创办了第一期民众学校，全年培训了两期学员。学员都是来自各区、村基层中的农民积极分子，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政治素质，使之成为生产建设的主力军，民众学校的教师都是县教育科的干部，教材是“通俗书报、应用文学、记账、政治常识”等课本。学习期间，各村委配合生产建设和土改、大生产运动，开办了黑板报，由民众学校的教师负责编辑书写，学员都争先恐后汇报本村的新人新事。到年末为止，全县已出黑板报7块，黑板报每天都给群众带来很多新闻，观看的群众既能了解到社会上的新人新事，又学习了文化。
1946年秋冬，嫩江省政府发出关于创办冬学的指示信：“在我们嫩江省解放以来，新兴建设，百端待举，全省200余万广大劳动群众，因为经过了清算复仇运动，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而达到生活改善，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为和平、为民主而粉碎蒋介石独裁者的进攻，实行武装自卫的战争环境。同时要我们动员全省人民中一切力量支援战争胜利的实际行动。在这样情况下，时逢冬季农闲而适于开展冬学运动，教育人民，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武装起来，保卫民主自由的家乡，打垮蒋介石的进攻，争取为民主为和平战争的胜利而战斗。”“我们知道东北文化教育比较落后，自九一八以后，深受敌伪的奴化教育毒害，因此，在教育上、在政治上都非常落后。翻身的农民虽对民主联军共产党以及民主政府有了初步的认识，但还不够，所以在今冬农闲时期，创办冬学，主要进行战时政治时事教育，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并辅以识字教育，减少文盲，这是创办冬学主要任务。我们不应该放松创办冬学的有利条件，成立很多冬学点，展开群众性的冬学运动，使冬学教育适应战争需要，这是当前教育工作中的主要一环。虽然冬学发动较迟，但在东北地区接近寒带，冬季较长，只有我们在思想上对冬学有足够的认识，工作中有足够的准备，我们相信，冬学运动一定会取得成绩的...”。
根据嫩江省委创办冬学指示信的精神，针对农民冬闲这个特点，为让更多的农民受到民众学校的教育，富裕县委、县政府掀起了冬学热潮。号召全县教育部门都放弃休息，投入到这次冬学运动中去，为农民群众讲授政治、文化课，全县建立了冬学点8处，促进了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使全县农民的文化素质、政治素质都得以提高。
1947年2月19日，富裕县成立了教育联合会，设有主席、副主席、执行委员共11人。各行政村设有教育委员会。据1947年5月5日学校教育调查表统计，全县已有学校41处，其中村立小学35处，县立2处，私立4处。有学生2667名，教员58名。1948年初，富裕县民政科为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特制定新学期教育规划，对新学期的教育事业发展提出了更高、更系统的要求。1948年后半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了第三次教育会议，提出要正规办学，把学校教育转向与生产相结合。根据这次会议所确定的教育方针，学校教育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正规化教育阶段，中心任务是办好中等以上学校，要求高等学校担负起培养具有革命思想与掌握现代专门科学技术知识相结合的高级专门人才的任务。注意恢复和发展小学教育，有重点地进行社会教育。根据这一方针，短期训练班转变为正规学校。以政治教育为主转变为文化教育为主。
1949年，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广大教育工作者努力工作，小学国民教育与社会民众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到建国前，全县初、高级小学校已达到90所，班级189个，教师153名，入校学生已达到4909名。参加民众学校和冬学的工人、农民等学员达3072人，兼职民众学校的教员（包括干部）368名。
文化事业的进步
富裕县在解放初期的文化事业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文化设施。1946年民主政府建立后，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改善，一些流散艺人也在富裕县安家落户，他们没有排练场地，只是现排现演即兴发挥，在大车店、大户人家的伙房里，唱一些传统的段子。1947年5月，一些有文艺特长的人和部分工商界知识分子组成了“改造剧团”，并排演了古装戏《逼上梁山》。
解放前，由外地流散艺人把一种说唱戏“大秧歌”传入本地，它以其独特的说唱形式来表现艺术，是群众性文艺形式。逢年过节，秧歌队到地主或有钱的大户人家去扭，先唱上一段喜歌，讨些赏钱供秧歌队使用，然后表演多种不同的秧歌步。解放后，这种大秧歌在富裕县十分受群众欢迎，并流传普及很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贫苦农民分得了房子和土地，他们走上大街小巷，敲锣打鼓扭起欢快的秧歌，翻身后的人民群众用这种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来表达对党对新社会的热爱之情。在欢送新兵入伍时，更是热闹非凡，上至七十岁的老人，下至八九岁的孩子，长长的秧歌队伍，从村里扭到区里，使参军的新战士们感到无上光荣。
1947年下半年，随着富裕县各项工作的蓬勃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展得十分活跃。特别是“学生文娱团”的出现，改变了以往群众文化生活枯燥单调现象。他们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指引下，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歌剧、话剧、哑剧、莲花落、舞蹈等文艺形式，编排出各类节目，为土地革命、农业大生产、拥军优属、反封建迷信等政治、生产建设活动服务，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1947年9月12日，县第一完小的学生文娱团，一行47人（其中学生40人，教师7人）乘大车到二区和四区巡回演出。他们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观看人数达万余人。他们演出的节目有反映土改和建设的《反“倒把”斗争》、《买不动》《斗争懒汉》、《天上人间》；反映参军参战的文艺节目有《参军真光荣》、《九一八》；反对封建迷信的剧目有《封建与迷信》、《小姑贤》等；揭露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妄图坐收渔利。表现我党的胜利成果内容的节目《蒋美阴谋》、《恨老蒋》，还有及时传递前方解放战争的情况，旨在揭发蒋介石把枪口对准党和人民的《时事莲花落》。学生文娱团演出的文艺节目，内容丰富多彩，充满政治意义，使广大群众增强了对真伪善恶的识别能力。学生文娱团用新剧种演现代戏的文艺形式，不仅在政治上给予人们精神食粮，而且在艺术上已成为新文化的带头人，他们是破除陈旧封建传统艺术，创立文艺为政治、为人民服务的先锋战士。
1948至1949年间，富裕县群众文化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起色，群众性的大秧歌活动更加活跃，每到大小节日，他们穿上节日的盛装走村串户，用这种文艺形式抒发解放后在革命和建设中自己当家做主人后的喜悦心情。1949年，在县城老街基（原第一百货商店附近）租用两间临街民房，成立了全县第一所国营书店。
卫生事业的改善
富裕县地处荒辟，百姓贫饥。解放前，这里卫生事业的发展还很缓慢。解放后富裕县又遭受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百姓们有病还是多用老一套的治病方法。如患“窝子病（即传染病）”，就在房子的四周撒上一圈柴火灰，以示防止病毒入门，头痛、风湿病运用“拔火罐”、发汗、针刺等办法调治，有时也用些自采的草药，如防风、柴胡、龙胆草等治疾病。富裕县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县份，少数民族患病，大都请本民族的“萨满”诊治，萨满看病多带有迷信色彩，有的“萨满”也懂些医术并会针术，看后留下一些草药，使病人能够康复。1947年春，由于自然灾害的侵袭，疫病很快在北方流行，为防止疫病的扩散蔓延，东北防疫委员会下发了《关于防疫戒严封锁暂行办法》，指出：“为了防止蔓延，本会兹特规定以下封锁紧急办法。根据目前疫势情况传染已达20余县，疫情严重地区，由各地、省、县党政军动员军民隔离，断绝一切铁路、公路、航运、大车、行旅的交通，其省与省、县与县、区与区之间实行严密的封锁，其邻近地区虽未发生疫患，但应立即预防戒备，以免蔓延侵入......”
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严防止疫情扩散的指示中要求各地都要成立防疫委员会，指导防疫工作，普遍地进行宣传教育，提高群众对各种疫病的认识，打破迷信及把生命寄托给瘟神的思想，以使接受科学的预防办法。疫区的防疫工作是最为紧急最为重要的工作，应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进行防疫，并动员中西医生和具有防疫工作经验及常识者，组织防疫工作。根据东北行政委员会、防疫委员会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富裕县政府在宁年区（现富裕镇）成立了防疫委员会，该组织成立后，首先在本区开展了“宣传教育清洗周”活动，在各交通要道设站检查，不经专门医生检查不许串门，要求使用防疫药水，给常出门的人及时注射，发动群众大量捕杀老鼠，防止疾病蔓延。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大造预防声势，使广大人民群众家喻户晓，人人防疫。
1948年4月9日，富裕县政府为彻底根除各种传染疾病的隐患，净化自然环境，特发通令，要求各村、屯处理裸露在外的棺材、尸体，并对容易引起其它病因的环节都进行了清理。1948年12年12日，县委、县政府又下发了《防克山病由的通知》，对地方病、一氧化碳中毒症的发病原因、如何防治等问题做了详细的介绍。富裕县是克山病、大骨节病的多发区，有些村屯死亡率较高，特别是妇女儿童，占死亡人数的80%以上。通知要求全县人民行动起来，搞好环境和室内卫生，大力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对地方病防疫和一氧化碳中毒症的认识。
1948年3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了各省卫生会议，决定普遍开展地方群众卫生建设，现筹备制造各种疫苗，免费供应各省预防注射，筹建医科大学，专为培养地方医务干部。1948年4月29日，嫩江省下发《为开展地方卫生建设的通知》，通知指出，嫩江省地广人稀、荒寒疾疫，各种地方病、流行病之地不在少数。通知强调，自从分土地后，如何增进人口繁殖，亦为建设根据地必须注意的大问题。通知要求，对防疫工作应引起我们全体干部的注意，各区、村应建立卫生委员会，疫区则每村建立防疫小组，调合格人员受训学习防疫、助产、救护等初步医务知识，使各地卫生干部逐渐培养增加起来。要有医务人员及公、私医药设备，等等。
富裕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对卫生、防疫等工作的要求，大力开展群众性保健工作，确保人民身体健康。针对县内妇女、儿童死亡率增高现象，富裕县在省政府首次试办助产士训练班时，各区都派送1—2名妇女积极分子前去学习，经学习培训，尤其在妇幼保健卫生知识方面，都有了新的提高。
富裕县解放以来，由于各项建设和斗争齐头并进，加之资金、人力不够充足，卫生事业的发展比较缓慢，医疗卫生水平仍然很低，医务人员屈指可数，县立医院还只有一处，全县有西医11名，中医还是14名（大都自开诊所）。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克服困难，团结一心，战胜无数次因灾害带来的各种传染疾病，使富裕县人民无论在身心和精神上，都感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温暖。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1949年9月6日至10月，富裕县召开了第三次党员代表会议，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省党代会精神，部署了今后工作任务。随即各区先后召开了党代会。在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富裕县无论是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还是在经济发展上都有了新的起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全县各族人民满怀激情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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