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第四编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1966年5月—1976年10月）
1966年初，正当全国人民在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导下，克服了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胜利完成调整任务，开始执行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从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开始，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中间经历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是我国政治生活、社会秩序与经济建设极不正常的特殊历史阶段。
富裕县同全国一样，无例外地经历了这场破坏社会主义发展的内乱。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一度处于停滞和倒退状态，使全县受到重大损失，对人民思想造成极大扭曲，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1972年6月恢复成立了新一届中共富裕县委员会，结束了革命委员会时党政不分的局面。尤其经过1975年的全面整顿，全县党组织建设、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逐步恢复正常秩序，全县政治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但由于受“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响，县委仍以政治运动为中心开展各项工作，全县“左”的思潮仍未得到彻底纠正。
富裕人民在这场内乱中深受其害，但是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在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曲折复杂的斗争，特别在生产上克服困难、排除干扰，经过积极努力，全县工农业生产保持了稳定增长。
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为标志，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历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十八章 全县“文化大革命”动乱与县委努力稳定局势
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是全县“文化大革命”中最混乱、各级党组织和社会生活极不正常的三年。全县红卫兵运动从学校扩展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村，从踢开党委闹革命到全面夺权，使党和政府的工作及正常社会秩序均遭到巨大破坏。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又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在全国迅速掀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势的推动下，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全县迅速掀起红卫兵造反运动高潮，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县委领导遭受批斗，各级党政组织被夺权，一度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期间，县委试图使运动沿着有序轨道发展，但在运动开展过程中已力不从心，难以稳定动乱的局面，直至1972年6月恢复新一届中共富裕县委，全县形势逐渐趋于缓和。
一、全县动乱局面的形成
1966年5月，“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布后，全国“文化大革命”从舆论阶段和文化学术领域迅速成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随着各地批判声讨“三家村”、“海瑞罢官”行动的步步深入，“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在全国开展起来。中共富裕县委紧跟上级部署，开始组织机关党员干部群众，批判“三家村”，揭露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反动立场，发动干部群众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6月6日，县委决定县直机关政治学习时间由每周两个半天，改为每日半天工作半天政治学习。学习内容主要是《解放军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的社论和“革命大批判”文章。
1966年6月11日，经中共嫩江地委批准，县委成立了富裕县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王柏仁、李宗起、何经伦、徐潼清、袁喜明、李保山、李经元、任志群等组成。王柏仁（县委副书记主持县委工作，县委书记张若先被嫩江地区抽调赴拜泉县参加嫩江地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任组长。李宗起（县委副书记）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何经伦（副县长）为主任，徐潼清、袁喜明、李保山、李经元、任志群、姜成佩为副主任。县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后，立即召开全县广播动员大会。各党委也都相继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组织。6月下旬至7月上旬，县直机关、各企事业单位按照县委部署，有150个单位、87个党支部、6000多人参加了学习党中央、东北局领导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讲话及各大报刊的重点文章。这时，有少数人开始张贴大字报，对本县文化界一些人的绘画、文章、歌曲等作品进行批判。运动首先是在教育、文化领域开始，发动三年级以上学生揭发老师的问题。在农村也以学校教师为对象，公社的“文革”领导小组按照“政治表现”给校长、老师分类排队，为开展进一步揭发批判做准备。
7月上旬，中共富裕县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按照省、地委部署，“文化大革命”首先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小五界”集中开展，即新闻、宣传、教育、文化、党校系统进行。7月12日，富裕县“文革”领导小组将“小五界”人员集中安排到县第一中学和富裕镇第三小学，以集训形式进行“文化大革命”。县委派出工作组进行指导，将参加运动的16个单位209人编成宣传、文化、中学三个学习组，边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边组织开展揭发批判。集训班持续了52天，直到学校新学期开学时才停下来。
富裕县委为加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防止动乱出现，曾经努力控制运动的发展。7月中旬，县委专门发出通知，明确全县“文化大革命”要在党组织领导下进行，并要求富裕县的“文化大革命”要按省委“四不”要求进行，即“不提倡写大字报，不要开示威性声讨大会，不要上街游行，不呼口号”。为了引导运动稳步有序开展，县委提出全县“文化大革命”运动分三步走：第一步鸣放、揭发；第二步批判、斗争；第三步整改建设、组织处理。县委还总结推广了一些单位的做法。
7月20日，根据中央关于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精神，县委向第一中学、红光中学等四个单位派出了由县委领导带队的15人工作组，工作组规定初中三年级以上学生参加运动，初中二年级以下学生放假，并要求学生不要到县委、县委机关看大字报。7月28日，中央决定撤销驻北京大、中学校的工作组，富裕县派到学校的工作组也随之撤销。
7月29日，县委对富裕县“文革”领导小组及成员进行了调整，主持县委工作的副书记王柏仁仍然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原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宗起被停职，接受审查、批判，任命县委副书记吕生林为副组长。中共富裕县委作为县级党组织领导核心，这时力图把全县“文化大革命”纳入其领导之下，但没有预料到“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局面难以控制的程度。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复信，热情支持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大字报”，并发表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指向刘少奇等主持中央工作的一些党中央领导人，直接点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锋芒所向。使红卫兵运动迅速风行全国。富裕县红卫兵运动随即从学校、教育、文化部门，扩大到机关、企事业和农村，掀起了运动高潮。许多学生、群众自发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呼喊口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批判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全社会。县委、县人委各机关办公楼内贴满了矛头指向县委副书记李宗起等领导干部的大字报。
8月上旬，富裕县几所中学纷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从8月3日开始，接连几天，第一中学的红卫兵率先走上街头，破除“四旧’，（即十六条中所指的“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他们出于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热爱，出于对革命理想的热烈追求，以激昂的热情投入到造反的行列中。这些青少年幼稚而狂热,单纯又盲从，没有受过法制教育，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在“造反有理”的号召下，以简单、粗暴的行为，打击他们认定的“牛、鬼、蛇、神”和“封、资、修”的东西。他们把街面一些店铺、牌匾、商标损坏，勒令几处饭店、商店改换有“革命”内容的新名称。红卫兵把带有“四旧”色彩的店铺招牌砸掉，改换新名称。8月16日，全县已有9个单位的10名领导干部被批斗。8月20至23日，县委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县委副书记李宗起。李宗起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对群众在大字报中揭发他的“错误”反复进行检讨。这时，省城哈尔滨的红卫兵批斗省委领导的消息传来，富裕县的形势越来越紧张。8月24日，在省城开会回来的主持县委工作的王柏仁打电话通知李宗起要赶快下乡蹲点，以躲避风头。
8月26日，县第一中学红卫兵从齐齐哈尔市参加“点火造反”大会（批判市委第二书记宋望平）回县，县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副县长何经伦带领干部群众到车站迎接红卫兵。晚饭后，县第一中学几百名红卫兵聚集在县委办公楼门前，提出要揪斗县委副书记李宗起和邢淑珍（李宗起爱人，时任县文教科长），由于没有找到，便叫喊“李宗起跑了，邢淑珍溜了”。随后，责令县委派人把他们抓回来。
8月27日上午，富裕第一中学学生到处宣读“十万火急”令，冲击县委正在召开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下午，富裕第一中学红卫兵押着学校教师上街游斗。在押着教师去火车站的路上，手持木棒，扁担的红卫兵，将19名被称为“牛鬼蛇神”的集训班教师戴上高帽，?上了牌子，抹上了花脸，押至站前广场，和被揪斗的县委副书记李宗起、武朝贵、县文教科长邢淑珍、县委学习室主任张勋芝、党校副校长李殿福、林业局副局长周保振等领导干部一起爬大街。批斗大会一直进行到晚上七点多钟，围观群众近万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富裕县“八·二七爬大街”事件。
富裕县第一中学红卫兵在批斗大会结束时宣布，各单位要将“牛、鬼、蛇、神”都交给他们进行批斗。这时出席县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一些大队党支部书记，对红卫兵的行为十分不满，他们串联起来，第二天一早就来到县第一中学做说服劝阻工作，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8月28日，县直机关干部职工成立群众造反组织—赤卫队。几天后，赤卫队内部分化、各部委也纷纷成立了各自的群众造反团体。各群众造反组织写大字报，画漫画，贴标语，各机关内外和一些街道两侧的墙壁都贴满了大小字报和“文化大革命”的标语口号。
8月18日，毛泽东在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的集会上，接见了全国各地红卫兵和大中专院校师生。1966年9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各地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将红卫兵的大串连推向高潮。10月25日，富裕县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负责接待外地来串连的红卫兵组织。富裕县内各学校师生纷纷要求进京大串连。县委领导多次出面，做说服工作，劝阻学生尽量不要盲目进京。10月29日，由县第一中学6名学生组成的一支“红色远征队”，开始去北京进行串连。
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给社会秩序带来严重混乱，使工农业生产受到直接影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迅速扩散。为稳定局势，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1966年9月中旬，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经毛泽东的批准，中共中央就保证工农业生产问题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坚守工作岗位，完成好生产任务，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串连，不搞群众直接“罢官”等等。县委常委连夜学习了中央的两个文件。9月16日，县委召开了各公社党委书记和县直机关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两个文件精神，要求各公社、各生产企业要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组成生产指挥机构，职工要坚守岗位，不要影响各单位工作的正常开展。县委和各公社党委在有限的条件下，较好地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尽可能稳定工厂、企业和农村的形势。
10月9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几乎全部被冲击，领导部门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基本停止活动。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只是通过中央领导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接见、讲话和报刊社论来体现。
11月初，哈尔滨军工学院派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十一分队来富裕参加运动，参与各派辩论、批斗领导干部，直接干预富裕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左”思潮的影响下，一些红卫兵组织和机关赤卫队成员，把斗争对象指向中共富裕县委和领导干部，一时间各种“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大字报、传单、小报随处可见。所谓的“大民主”、“大串联”、“破四旧”活动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学校停课、企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动乱局面开始在全县加剧。
面对全县“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这种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局势，县委多次召开了各公社领导、县直机关负责人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如何既能使运动正常开展，又保证全县各方面的工作能够有序进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履行职责，敢于抓革命、促生产，要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意见。这样的工作出发点反映出了县委领导的良好愿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动乱局面步步升级的态势下，尽管难以实现，但是充分体现了县委一班人对党、对人民、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是在那种特殊历史时期所采取的正确态度，这正是中共富裕县委对“左”倾错误所进行的抗争。
12月22日，在县直机关造反派组织的县直机关干部群众大会上，县委副书记王柏仁被迫代表县委常委，向造反派检查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县委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打倒，至此，县委的工作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
二、“三·二三”夺权及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到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各地大规模地发动起来。运动猛烈地冲击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1967年1月初，上海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权。“一月夺权”事件受到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充分肯定之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纷纷效仿，很快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行动高潮。“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所谓全面夺权的新阶段。在夺权过程中，各造反派不断发生激烈派性斗争，由此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社会动乱。
面对夺权狂潮引起的严重混乱局面，当时的报刊、电台连续发表社论、文章，传达毛泽东关于“各地革命组织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号召，夺权的指导方针，要求“实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成立临时权利机构——革命委员会”，但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全县各造反派组织之间不断发生冲突纠纷，派性斗争始终没有停止。
上海“一月夺权”以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造反派首先夺取报社、电台、公检法机关和省委机关的权。各造反派成立联合总部，发布“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文大权公告”。1月31日，召开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
富裕县群众造反组织受各地夺权风潮的影响，积极酝酿夺权。
1967年1月28日，富裕县13个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团联合，成立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并发表《红色造反者联合宣言》。《宣言》称，总部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斗争，把无产阶级大权掌握在革命派手里”。
2月20日，富裕县第一中学又成立了一个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富裕县红色造反团的组织，当日其总部发表《宣言》，声称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者。紧接着一些单位相继成立本单位的接管委员会。在哈尔滨红色造反团驻富裕十一分队的支持下，富裕一中学生造反组织接管了县公安局、占领了县人民广播站、县委和县人委部分办公室，设立了“联络站”。
3月上旬，县委机关红色造反团连续组织召开机关干部群众揭发县委领导和中层领导干部的问题大会，要求县委常委逐一在机关干部群众大会上做“检查表态”、进行“审查过关”，即所谓“亮相”。造反组织认为，王柏仁，赵德昌，何经伦亮了“真相”，李宗起、武朝贵亮了“假相”。并宣称挖出一个以李宗起为首的“地下黑县委”，主要成员有武朝贵、温喜武、袁喜明、聂纯、姜常志等，外围组织还有10多人。造反组织头目称，“地下黑县委”是地地道道的反党集团，他们控制了富裕县的党政财文大权，必须进行夺权。
3月23日，富裕县无产阶级革命派“三结合”夺权总指挥部发布《通告》，宣布“夺取了富裕县委、县人委的领导权。县委、县人委党政财文等一切权利，统统归富裕县无产阶级革命派‘三结合’夺权总指挥部”。
4月13日，经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富裕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富裕县各造反组织和群众一万多人，聚集在县红光中学广场，召开庆祝富裕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嫩江军分区发来了贺电。县革命委员会在会议上发布《第一号通令》。《通令》称，“原富裕县委，县人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对抗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极力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在‘三结合’夺权总指挥部的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县委，县人委的领导权。组成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富裕人民武装部的负责人和革命的干部参加的革命委员会。原富裕县委，县人委的党政财文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
富裕县革命委员会由军代表、造反派代表和原县委老干部“三结合”组成。有委员16名：王柏仁（原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白玉（县武装部政委）、赵德昌（原副县长）、何经伦（原副县长）、洪海江（县武装部长）、姜成佩（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体太（原县监委委员）、任玉章（工人）、隋文学（小学教师）、张正路（工人）、刘恒义（学生）、陈文孝（学生）、石庆福（农民）、李春泉（农民）、丁巨才（工人）、翟凤阁（原公社副书记）。常务委员9名：王柏仁、白玉、赵德昌、何经伦、洪海江、李体太、丁巨才、隋文学、刘恒义。主任委员，王柏仁；副主任委员，白玉、赵德昌。革命委员会下设1办4委：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政治委员会、生产委员会、群众工作委员会、人民武装委员会。革委办下设秘书组、总务组、机要组3个组；政治委员会下设秘书、组织、宣教、保卫、“文革”等5个组；生产委员会下设秘书、农业、财贸金融、工业交通、计划统计等5个组；群众工作委员会下设秘书、工青妇、卫生福利等3个组；武装委员会下设秘书、征集、战备、动员等4个组。
县革命委员会集党、政、财、文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此后，各公社、生产大队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0个公社革委会有委员185人。其中领导干部28人，一般干部68人，武装干部10人，群众代表79人。
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全县不断掀起斗争“走资派”的高潮。5月31日，县革委、县武装部在红光中学广场召开“富裕县无产阶级革命派深入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会议上批刘少奇、邓小平，下联李宗起、武朝贵、吕生林，以李宗起、武朝贵、吕生林、邢淑珍为活靶子进行批斗。会后，举行大游行，当众烧毁刘少奇画像。这种大批判，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传播和助长左倾思潮，造成很坏的影响。
10月，中央发表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讲话。毛泽东重申要“正确对待干部”。根据这一精神，富裕县解放了一批干部。至年末，全县10名县级干部，“解放”9名，“结合”6名；107名科级干部，“解放”92名，“结合”33名；172名县直基层干部，“解放”133名，“结合”10名；157名社直基层干部，“解放”146名，“结合”41名；301名农村生产大队干部，“解放”290名，“结合”129名。
富裕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全县“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动乱局面，制止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继续泛滥，填补了地方权力的半真空状态，承担了组织生产管理的责任，为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当时“左”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全县“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仍在继续。
“文化大革命”以来，尤其是在夺权风暴中，富裕县党组织和群众中许多人对“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以当时所能采取的方式进行了一定的抵制，各种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三、开展毛泽东思想大宣传、大颂扬活动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状况下召开的，会议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在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地位得到发展，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
在当时全国“左”的思潮和个人崇拜泛滥的影响下，形势的影响下，富裕县广泛开展了“三忠于”、“四无限”和毛泽东思想大宣传、大颂扬活动，（“三忠于”即忠于毛泽东、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泽东革命路线；“四无限”即对毛泽东要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无限热爱）。县革命委员会要求各系统、各单位必须达到“环境政治化”，“思想革命化”，要求全县大搞“红色海洋”活动。当时各机关、企事业、学校，包括街道两侧的墙壁显著的地方，都?上了白灰或红色油漆写上毛泽东语录，或者标语口号。有的制成毛泽东语录牌，悬挂在室内外，机关、学校、单位和居民的大门都涂写上“忠”字和“公”字，各木业社打制的家具也用油色涂写上毛泽东语录。人们的背心、书包上也印上了“忠”字或毛泽东语录。人们说话也要求语录化。见面交谈，说话办公必须先说毛泽东语录。到商店买东西，要首先向营业员说“为人民服务”，营业员回答“完全彻底”后才能提出要买的东西。
“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是“忠字化”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当时凡毛泽东发表最新指示，上级召开重要会议，有重大庆祝活动等都有这项内容。经常用作跳“忠字舞”的歌曲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贫下中农想念毛主席》等。全县中小学当时的音乐课全部改为革命文艺课，全部学唱毛主席语录歌。所谓思想革命化，即要求人们忆苦思甜、进行新旧社会对比的方式，唤起人们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旧社会的无比痛恨，启发人们自我斗私批修，以此作为自我进行“阶级教育”的必要手段。当时各单位、街道、乡村普遍召开忆苦思甜会、在会上制造出一种特殊氛围：屋内挂起《罪恶的地主庄园》图片和“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等标语，广播喇叭里反复播放“不忘阶级苦”乐曲，人们唱“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人们围着一盏小油灯，吃“忆苦思甜饭”（糠麸野菜小米或玉米面粥），以达到人们提高阶级觉悟，实现思想革命化的目的。
富裕县在全国各地对领袖个人崇拜之风盛行的影响下各种形式的对党的领袖的个人崇拜活动蔓延到城乡。在到处高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声中，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忠”字化、“公”字化活动。按要求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时称红宝书）、人人佩戴领袖像章、家家挂领袖像、天天读“老三篇”（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三篇文章）、人人背诵毛泽东语录，并把这些表面形式上的东西视为对党的领袖的忠不忠的路线斗争高度来对待。
当时，各级革命委员会要求广大群众进行“三敬三祝”活动。即每日早、午、晚三遍，在毛泽东像前集合列队行鞠躬礼，集体背诵“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然后齐唱语录歌，背诵最高指示，名曰“早请示、晚汇报”。那些在运动中被群众批斗的“走资派“、“牛鬼蛇神”等只能在毛主席像前“请罪”，不能和革命群众在一起“三敬三祝”。各大小单位每天上班时或召开各种会议时，所有参与人员都要面对毛主席画前站立，手捧毛主席语录本，进行“三敬三祝”，紧接着学习毛主席语录，领读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学习完毛主席语录后，有时还要唱语录歌或革命歌曲。“三敬三祝”完毕以后才能各干各的事情。如果是会议或集体组织学习，结束时还要统一齐唱《大海舵行靠舵手》等歌曲。
所谓“大颂扬”活动就是用文艺形式，如独唱、小合唱、快板、对口词、三句半、天津快板等来歌颂赞扬毛主席的丰功伟绩，颂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文化大革命”。县直机关单位、工厂学校的文艺宣传队或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大颂扬的主力军。节目内容以自编自演为主。每逢节庆活动，各县直系统和各公社革命委员会都组织召开“颂扬会”。颂扬会成为当时群众性文艺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富裕县革命委员会从1968年10月至1969年12月曾先后在县红光广场组织举办6次大型毛泽东思想颂扬大会。颂扬大会上由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1969年初改称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县第一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县红光中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庆七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颂扬毛主席的歌曲等文艺节目。196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纪念日，又一次掀起“大颂扬”高潮。在县体育场和县革委办公楼前，县直各宣传队进行演出，众多文艺宣传队轮番登台表演。
为了扩大“三忠于、四无限”活动规模，县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10月作出《进一步在全县开展忠字化活动的决定》，要求全县所有单位，大力学习省革命委员会推广的“安达县升平公社”忠字化典型经验，找“忠”字化的差距，订“忠”字化措施，扎“忠”字化的根，单位成为“忠”字化集体，每个人成为“忠字化”的人，全县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这种形势推动下，全县很多单位都?写了毛主席语录板，毛泽东思想宣传栏。许多单位、学校校园内部修建了砖混结构的永久性毛主席语录牌板。县农业机械修造厂、县建筑公司等单位在院内修砌了大型标语墙，竖立起毛泽东塑像，落成竣工时，分别举行了庆祝仪式。
这种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之风，从县城扩展到乡村。从单位进入千家万户，给人民群众造成深重的精神负担。
1970年底到1971年上半年，毛泽东多次在批示和讲话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狂热的个人崇拜提出批评，他认为“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从此以后，风行一时的个人崇拜现象基本上停止了。
第二十九章 斗、批、改运动的全面展开
“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进入继续制造混乱的“斗、批、改”运动阶段。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提出“文化大革命”要“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正式把“斗、批、改”列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196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斗、批、改”本身就是左倾方针的体现。“斗、批、改”任务的提出，实际上是把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使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更加紧张，伤害了大批干部群众。
按照中央和省委、地委的部署，富裕县在这一时期广泛开展了以“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整党建党、干部下放、知识青年下乡等内容的“斗、批、改”运动。富裕县在“斗、批、改”运动中，受“左”倾思潮影响，成为全地区以推行极左路线闻名的“斗、批、改”先进典型，为上级提供了许多“经验”。在“大批判”中，随意上纲上线，使得人们分不清是非；在“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中大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漏网走资派”，使不少干部、群众遭到无辜打击和迫害，搞得人人自危；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搞扩大化，一些单位实行逼供信，造成不少冤假错案；在整建党工作中把本不应处分的党员干部给予了不恰当的处理；在动员知识青年下乡、下放干部、精简机构过程中，采取了简单粗暴、不区分情况“一刀切”的做法，给全县各项工作造成一定损失。
“斗、批、改”搞乱了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严重干扰了富裕县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给全县政治经济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一、开展“大批判”
“文化大革命”是以“四大”的方式进行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批判”，核心是“大批判”。自1968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全国不断掀起“大批判”的浪潮。在“大批判”中，把矛头对准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集中批判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使很多领导干部受到打击迫害。富裕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求各项工作都必须以“大批判”开路。县革命委员会在政治委员会下设立专门机构——大批判组，具体负责指导全县“大批判”工作。
“大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搞“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一种“左”的做法，主要采取所谓“上挂、下联”的方式进行。“上挂”就是批判上至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十七年（指建国至文革前）”的修正主义路线。“下联”就是批判本县、本单位“走资派”、“代理人”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在大批判中，颠倒是非、无限上纲、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原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的王柏仁，县委副书记的李宗起、武朝贵，副县长吕生林及各部门、各单位领导几乎全部被作为大批判的“靶子”被多次批判，在全县性大会和各机关单位群众会议上，都把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批判对象。县革命委员会要求各单位必须“干什么批什么，坚持时时批、处处批”。从而把政治斗争引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把任何事情都与革命大批判联系起来，把按劳分配政策等正确的东西都作为修正主义来批判，甚至把正常个人生活问题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批判，不仅否定了建国以来的伟大成就，否定了党的正确领导，而且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富裕县大范围的“大批判”是县革命委员会在友谊大队进行试点搞起来的。1968年6月28日，嫩江地区革命委员会肯定了富裕县友谊公社友谊大队革命大批判的经验，并批转各县，推广他们大批判的做法，富裕县被树立为全地区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典型”单位之一。典型材料中称：
富裕县友谊公社友谊大队开展大批判的经验首先是：从领导班子点起大批判之火，批判“大搞资本主义的罪恶行动”。1968年春季，友谊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白桂林在李凤林大队党支部书记不知道的情况下，派出生产队7台大车外出搞副业生产。李凤林认为这样做是方向不对。于是，在班子会上就以“7台大车往哪里赶”为题，开展大批判。上批中国赫鲁晓夫的“三自一包”，下挂白桂林的“生产第一、副业第一、分配第一”。经过批判，大队革委会决定停止集体副业，经上级批准罢了白桂林的官。
友谊大队革委会领导大批判的经验其次是：狠抓阶级斗争，开展大批判不止步。李凤林针对一些人产生的大批判“差不多了”的思想，组织大家反复学习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步步引深大批判，仅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一项就连续批了几次。有一次，大队革委会围绕“妇女标兵定7分，还是定8分”的争论，组织社员开展田间地头、家庭炕头大批判。让群众认识到，7分和8分之争，实质是“私”字之争。男社员给妇女标兵评7分，是不愿意“男的啃骨头，女的吃肉”；女社员坚持评8分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二者都是为“私”字争嘴，都该批。还有一次，复查“标兵之分”，革委会发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张万宝没有评上标兵，而能赚钱的副业能手严国瑞却评上了标兵。严国瑞的工分比张万宝的工分多一厘。大队领导认为，评工分中存在两条路线斗争。于是，组织群众就“应该由什么样的人当标兵”的问题，展开批判,如果让社员跟着严国瑞跑，距离社会主义就会越来越远。
友谊大队革委会领导大批判的经验最后是：干部带头批判。1968年1月，贫农贺永俭结婚，在1名革委会委员支持下，摆酒宴。革委会主任李凤林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就带头批判那名革委会委员。
以上不难看出，所谓的开展“大批判”的经验，只不过是将领导干部工作中的问题和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经过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无限上纲，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伤害了一些干部群众。
在全县持续开展的“大批判”中，县革命委员会组织干部群众先后批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唯生产力论”、“知识无用论”等观点，实际上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也把许多马克思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及正确的政策当做“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来批判，有的甚至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饲养禽畜也作为“资本主义倾向”加以批判。如友谊公社长久大队组织社员批判“三自一包”，要求把社员家庭养的大小猪全卖掉，说是只有这样，才能救中国。公社革委会派出宣传队到勤俭大队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上挂中国赫鲁晓夫，下联本队阶级敌人，7天揪出所谓“叛徒、特务、漏网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分子”6人。在这个公社的长久大队四小队队长，给20个修公路的社员每人多分1.5公斤白面，宣传队就组织社员讨论“30公斤白面哪里去了？”，批判“物质刺激”，让社员认识到“吃的不是30公斤白面，而是中国赫鲁晓夫的毒药”。
二、精简机构与整党建党
精简机构与整党建党是“斗、批、改”运动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县直机关精简工作中，县革命委员会仍然实行以“大批判”开路外，还采取了组织农民进城参加县直机关“斗、批、改”的错误作法。1968年10月5日，在塔哈公社召开县革委全委扩大会议上，100多名农民参加，对县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成员开展“大批判”，帮助解决所谓“斗、批、改”领导权问题。
富裕县在“斗、批、改”中组织农民进县城，参与县直机关单位“精简机构”的做法，得到当时嫩江地区革委会主要领导的肯定。地区革委会要求全区学习借鉴富裕县作法，在向各县转发的“经验材料”中称：贫下中农主力军两次“杀”进县城，形成巨大的“革命洪流”，猛烈冲击“旧世界”。“精简机构”首先从县革委机关开始。依靠贫下中农出点子、闯路子，叫做大揭“官”盖、猛砸“官”框、猛砍“官”架、横扫“官”风。县、社两级革委会充实了一批“无产阶级革命派”。县革委会15名常委，群众代表占8名，其中5名是新选拔上来的工人和农民。10个公社革委会的105名常委，贫下中农48名，占45.7%。10个公社（场）革委会主任由造反派担任，县直20个企事业的革委会主任绝大多数由造反派担任。办事人员中，工人、贫下中农代表占三分之一。县革委会由原来的4个组改为3个组，即办事组、政工组、抓革命促生产组。革委下设的5个服务站全部被砍掉。工作人员由原来的370人减少到60人。“撤销县直10大系统革委会，将64个公司及企事业单位合并为20个，归县革委直接领导，人员由80人减少到15人。工交、财贸、农业、文教、卫生等系统的下设机构，由原来的150个，减少到42个”。
县委大楼被革命群众称为“老爷楼”、“修字楼”。贫下中农说：“住的越高，离群众越远”。于是，县革委决定，县直机关搬出办公大楼，集中到招待所的一栋砖房办公。办公室由原来180间，减少到34间；电话由33台减少到8台。常委不专设办公室，和工作人员一起办公，坐旧木椅、硬板凳。有些常委干脆不要办公桌，背上黄挎包，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办公。县革委还举办批修展览，让贫下中农指着原县委、县人委领导用的沙发、转椅、写字台，批判旧县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派。
县革命委员会组织贫下中农主力军杀向老大难单位，捅“马蜂窝”，掀阶级斗争盖子，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贫下中农来到县人民医院，召开大会，第一句话就说，“六·二六”指示为啥不能落实，是不是有阶级敌人捣乱，你们大胆揭，我们给你们做后盾。就这样，医院的革命派奋战一夜，就把“阶级敌人”揪了出来。第二天，60名医务人员奔赴农村安家落户。有人说，主力军进医院，一天解决了三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医药商店有个漏网“走资派”，一直没有揪出来。贫下中农开进去，将走资派用好药走后门的“罪行”揭发出来，不仅揪出了这个“走资派”，而且一举揭开了商业系统“阶级斗争”盖子。由于派性斗争，乳品厂的革委会一直建立不起来。富路公社的老贫农到县乳制品厂用一个晚上，就把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县革命委员会认为，靠少数人关起门来搞“斗、批、改”，“斗、批、改”就慢腾腾、冷冷清清；靠贫下中农顶梁柱搞“斗、批、改”，“斗、批、改”就雷厉风行，杀气腾腾。靠不靠贫下中农搞“斗、批、改”，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分水岭。于是，县革委会组建有1789人参加的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基层单位。嫩江地区革命委员会在富裕县召开“斗、批、改”现场会，推广富裕经验，给全区各县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和后果。1972年6月13日，在中共富裕县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县委对组织农民杀进县城搞“斗、批、改”和对机构体制上乱砍合?等错误，做了自我批评。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和毛泽东一直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
1967年10月，毛泽东提出整党任务，他所说的“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无产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被称为整党建党的“五十字纲领”。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这次整党的主要内容是进行整顿和吸收党员，称“吐故纳新”。
全县整党建党从1969年7月19日开始，至1970年12月底结束。全县建立19个党委、323个党支部。运动中，9名“叛徒、特务、蜕化变质分子、反革命分子”被清除出党，26名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被开除党籍，10名党员被劝退党，8名党员自动退党，31名预备党员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出党面占党员总数2.77%。给予各种纪律处分的党员80名，占党员总数的2.74%。其中，留党察看22名、撤销党内职务1名、严重警告28名、警告29名。吸收新党员398名，其中公社常委20人、一般干部43人、大小队干部177人、医生教员29人、工人店员39人、社员78人、知识青年12人。全县党员总数达3544人。
按照“五十字纲领”进行的这次整党中，把“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在这种错误建党方针的指导下，“文化大革命”中严重发展起来的个人崇拜、无政府主义、破坏党的组织纪律、争权夺利、大闹派性等恶劣的思想作风对党的侵蚀和损害没有得到解决。在“文化大革命”特殊条件下，进行“吐故纳新”，使一部分合乎条件的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或被错误处理。而一部分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被接纳为新党员。但通过整党建党重新建立了各基层党的组织，恢复了绝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对于巩固稳定局势，推动全县工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干部下放劳动与县“五·七”干校
“九大”之后，按照毛泽东“下放科室人员”、“干部下放劳动”和“五·七”指示，富裕县把“干部下放劳动”当作“斗、批、改”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把大批干部送到农村参加生产，创办了县五七干校，作为接受没有结合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干部、编余人员及被认为“有问题”和待分配干部的学习劳动场所。
“干部下放劳动”、“下放科室人员”，是“斗、批、改”的重要内容之一。富裕县卫东五七干校就是为适应干部下放劳动兴办的。
1968年10月4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鲜经验》的新闻，首次公开发表了毛泽东1966年5月7日所做的‘五·七’指示。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办学经验”的文章，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高度评价黑龙江省按照“五·七”指示创办柳河五七干校，组织干部去下放劳动的做法，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下放劳动”。富裕县革命委员会于5日召开常委会，决定建立富裕县卫东五七干校，任命县革委会常委刘恒义（富裕县第一中学学生，造反派代表）为干校革委会主任。
富裕县卫东五七干校位于友谊公社长胜生产大队东南3公里处，原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所属的马传染性贫血病试验点。
1968年10月5日上午8时，县革委会在县革委会大礼堂召开全县干部下放劳动誓师大会。400多名县、公社革委会机关干部和200多名贫下中农代表参加了会议。县革委会常委、一些县直机关干部写下了下放劳动申请书，张贴在机关办公楼走廊。6日上午，县革委会通过广播公布了下放干部名单。在名单中除有一部分充实基层，即到人民公社或基层革委会工作外，其余全部被下放到“第一线”，其中多数去了公社生产队插队落户劳动，少部分人去了筹建中的黑龙江造纸厂和国营东明畜牧场当工人；有210名干部分配到卫东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6日下午，下放到五七干校的这些干部徒步赶到五七干校报到，成为五七干校的首批学员。干校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为指导方针，培养造就“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新人”为办学宗旨，坚持对学员进行思想教育和世界观改造。学员入校后的第一个活动，是组织学员向毛泽东宣誓，“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走光辉的五·七道路”。在毛主席像前学习毛主席五·七指示，表示做毛主席的五·七战士，五·七道路走到底走全程的决心。干校对学员管理按照连队的建制，设1个连，连下设农业、畜牧、运输等4个排，11个班。干校有1500亩耕地，200只羊、6头牛、15匹马、20头猪，生产劳动任务全部由五七干校学员承担。
为了加强对学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校革命委员会组织学员学习毛主席著作，背诵“老三篇”，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请老贫农诉说苦难家史。在学习中还开展“斗私批修”、“解剖世界观”和“四忆四查”活动。“四忆四查”即忆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和培养，查我们忠于毛主席的程度；忆毛主席领导我们走过的战斗历程，查我们对毛主席的贡献；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查我们紧没紧跟毛主席；忆刘少奇“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毒害，查对自己的影响。几乎天天召开战评会、斗私会、批修会、讲用会、颂扬会，说错话、办错事都要召开路线分析会上纲上线。从1968年10月6日建校到1970年10月两年间，先后聘请2名工人、9名老贫农、1名解放军战士给学员上毛泽东思想教育课。还组织学员分别到大寨、肇州县涝州公社、甘南县兴十四大队、友谊乡中和大队等地参观学习，分三批赴省柳河五七干校学习办学经验。
为了让学员在艰苦环境经受锻炼，干校组织学员参加各种体力劳动，“锤炼红心，改造世界观”。初冬季节，干校在没有技工、没有安全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组织学员修建24米高的锅炉房大烟囱。数九寒天，干校组织学员到乌裕尔河套沼泽地挥镐刨挖河泥土，中午在大野甸子露天吃冻馒头，许多学员虎口被震裂，手掌磨出血泡。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女青年傅桂贤抢着承担爆破电柱坑任务，表达自己“放炮炸掉一份私心，向毛主席献一份忠心”。有一名哈尔滨外语学院的大学毕业生，领导分配去畜牧班喂猪，她嫌脏不想干，校领导一次一次地找她谈心，和她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后来终于她向领导表示，愿意喂一辈子猪。
1970年3月29日，富裕县革命委员会在五七干校办起了富裕县五七农业大学，学校按照“队来队去、社来社去、场来场去”的原则为富裕县各公社和农牧场培养“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一代共产主义新人”。首批招收学员100多人，设立农学、畜牧兽医、农机3个专业，学制一年。学校开办一个农场和一个牧场，以校养场，以场养校。嫩江地委曾在这个校召开了全区县办大学现场会，会议介绍了富裕五七农业大学实行“两个面向”和“四个结合”的经验。“两个面向”即面向广大贫下中农、面向生产第一线。“四个结合”即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校内教学与校外教学相结合；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相结合；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相结合。1970年干校和五七农业大学师生生产粮食7.5万公斤，蔬菜10万公斤。1971年县五七农业大学举办“医疗卫生”和“财会专业”脱产培训班，为全县培训“赤脚医生”和“会计”人员70余名。从1968年10月6日到1970年6月，共有550名干部到五七干校参加学习劳动。五七干校还举办了七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先后培训县乡干部610人。1972年3月以后，富裕县五七农业大学和富裕县五七干校先后撤销。
干部下放劳动的另一种形式就是下放到劳动生产第一线，即到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插队劳动。1968年10月，全县有285名干部被广播点名下放到4个公社的生产队劳动。其中，有许多未解放的“当权派”、“走资派”和“老、弱、病、残”者。绝大多数被安排在生产队干农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受当地革命委员会和原单位双重管理。
1972年3月至5月，到农村插队劳动和到五七干校的干部陆续回到了原工作单位或另行分配。
实际上，干部下放首先是将“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而停止工作的许多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安置起来等待分配的需要，也是当时革命委员会精简机构继续安置大批编余干部的需要，同时也是“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处理一批被认为“有问题”的干部的需要。
广大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包括教育、卫生、文化各系统众多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或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主要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受到了劳动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长期被排出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技术研究之外，耽误了在本职工作中利用所学专业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并继续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原单位工作带来了损失。
“斗、批、改”运动除以上所述几项主要内容外，在实际工作中还包括清理阶级队伍、知识青年下乡等涉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各个领域和部门。
“斗、批、改”任务的提出，本身就是“文化大革命”“左”倾路线的表现，实际上是把“左”倾错误具体化，结果造成了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伤害了大批干部群众。
第三十章 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
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提出对所谓混在革命队伍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派分子彻底清查，坚决处理。
1968年5月，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立即在全省开展了一场以“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为重点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在这场“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浪潮中，富裕县首当其冲，深受其害，使刚刚经历了动乱局面的人们又置身于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环境之中。从1968年9月至1969年5月，全县不断深挖漏网“走资派”、“阶级报复坏分子”、“反革命分子”，一些领导干部和无辜群众再次遭到打击迫害。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发【1970】3号文件）。2月5日又发出了《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中发【1970】5号文件）和《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中发【1970】6号文件）（合称“一打三反”运动）。要求“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场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革命高潮”。中共富裕县委按照上级部署，从1970年2月至1973年10月，通过派驻工作组、宣传队等形式，在全县城乡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
受“左”的思潮影响，全县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工作严重扩大化，有的对审查对象搞逼供信，伤害了不少党员干部，造成一些冤假错案。直到打倒“四人帮”，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时，才按照党的政策得到解决。
一、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3月，新上任的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亲自抓了哈尔滨市滨江区和平一队所谓“右倾翻案”、“阶级报复”事件。随后在全省推广“和平一队经验”，全面开展“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的斗争。1968年5月，中央部署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之后，潘复生要求全省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必须突出以“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为中心，使全省右倾错误更加发展。富裕县革命委员会按照省革命委员会的部署，成立了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领导小组，抽调204名干部，建立35个专案组，负责对敌斗争专案工作。
富裕县革命委员会在领导全县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过程中，仿效中央文革推广的“六厂二校”（注①六厂二校是指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化工三厂、南口机车机械厂、二七厂、北京木材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做法，积极开展“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到处抓“漏网走资派”、“阶级报复分子”、“右倾翻案分子”，先后总结出友谊公社新民大队革命委员会和友谊公社革命委员会等6个经验材料，被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嫩江地区革命委员会分别转发，富裕县成为全省、全地区清理阶级队伍的先进典型单位之一。
1968年4月15日，嫩江地区革命委员会转发了富裕县友谊公社新民大队右派分子反夺权“经验”材料，要求各县、社都要像友谊公社那样，组织强有力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的地方去，把权夺过来。
事情经过是：友谊公社新民大队1967年9月建立革命委员会后，大队革委会领导不团结、有几个生产队长撂挑子不干，征兵工作遇到阻力。公社革委会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新民大队，举办有大队革委会成员，贫下中农代表，民兵代表，妇女代表等130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联系上述问题，深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认定大队所谓右派分子朱友三为搞复辟活动的“黑手”。宣传队组织贫下中农对朱友三一伙人进行反复批斗，并对朱友三、田跃景（旧社会当过伪警察）实行群众“专政”，从而彻底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实际上许多事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根本不是右派分子复辟夺权事件。
1968年4月24日，富裕县革委会召开“反右倾点火大会”，并按照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的布置，掀起“清理阶级队伍”和深挖阶级敌人的运动高潮。在当天县革委会议结束后，就组织批斗所谓的“叛徒”、“特务”、“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富庚忱、敖乐奇、朱平信、李凡、周保振等人，大造清理阶级队伍的声势。据县清查办统计，到5月中旬，全县共揭发出各种“阶级敌人”线索1706人，其中“判徒”101人、“特务”39人、“历史反革命”72人、“现行反革命分子”43人、“还乡团”24人、“逃亡地富分子”254人、“坏分子”130人、“不法地富分子”455人，其它“坏人”588人。
1968年5月13日，嫩江地区革命委员会派代表参加富裕县革命委员会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肯定了这次会议的大方向，并向所属各县介绍推广了富裕县的“经验”。在这次会议上列举所谓“阶级敌人”的种种表现：刮阴风，如翻案、复仇等；钻进各级革命组织，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子弟、走资派子弟、下台干部等新生的阶级敌人充当先锋；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暗中指挥；投机倒把分子、流氓分子、惯盗分子等牛鬼蛇神大搞破坏活动。总结概括出所谓阶级斗争的新特点：一是“乘虚而入”，利用一些人的麻痹思想展开进攻。二是“多方利用”，就是利用派性、亲属关系、封建迷信、经济手段展开进攻。三是“把水搅混”，利用干部的“怕”字，大搞反革命活动。四是“大施糖弹”，采取请吃饭、喝酒、美人计等手段，拖人下水。五是“以攻为守”，冒充革命造反派，组织造反组织，干“反革命勾当”。会议要求，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把隐藏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1968年8月13日，嫩江地区革命委员会向各县转发了富裕县革命委员会《关于和平公社粉碎阶级敌人颠覆“三结合”的反革命事件的报告》，指出在新的形势下，阶级斗争的特点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革命委员会。他们采取对人民解放军明拉暗打、对革命群众拉一部分打一部分，对革命领导干部又拉又打，对坚定的革命派实行政治迫害等阴险手段，破坏军民团结，离间革命群众和新生政权的血肉关系，妄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认真克服右倾情绪，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阶级斗争中不断巩固革命“三结合”的新政权。
富裕县革委会在报告中称：“1968年6月下旬，在反对‘右倾翻案风’的煽动下，和平公社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重新加剧，公社革委会陷于瘫痪状态。县革委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于是派出以革委会主任王柏仁、武装部长张吉祥带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和平公社。宣传队协助公社革委会举办以反复辟为中心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25天时间，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展开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大围剿，一举粉碎了以‘走资派’王文、‘坏分子’董学森为首的一小撮‘阶级敌人’颠覆革命三结合的‘罪恶阴谋’，‘巩固’了公社革命委员会。他们的主要‘罪状’：⑴转移斗争大方向，煽动群众把矛头对准革委会，用旧党委反对新党委，用老干部反对青年造反派，用后进群众反对新革委：⑵采取一拉、二打、三孤立策略，分化革命的三结合，腐蚀武装干部孔德林，整垮革命群众代表孙桂清，孤立敢字当头的革命干部周玉彬；⑶利用深挖之机妄图一举推翻革命的三结合，王文、董学森等人‘篡夺’了深挖、审干、治安等部门的领导权，挑动群众围攻公社革委会，致使公社革委会瓦解。为接受‘教训’，县革委在和平公社召开常委会和各公社革委会主任参加的现场会，分析阶级斗争形势，研究斗争策略，决心带领全县人民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并决定将和平公社更名为红旗公社。”
1968年9月13日，省革命委员会批转富裕县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友谊公社开展工作的初步经验。这个经验是由省革委会调查组和嫩江地区革委会调查组共同总结的。进驻友谊公社勤俭、长胜、长久3个薄弱大队的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共49人。他们在县革委会的领导下，通过召开老贫农座谈会、知情人座谈会、妇女座谈会和个别访问等方法，掌握阶级敌人的新动向，炸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揪出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在1个月时间里，宣传队就在这3个大队挖出暗藏的“阶级敌人”18人。
9月17日，省革委会又批转《富裕县友谊公社长久大队落实开展革命大批判，深挖阶级敌人的经验》。《经验》介绍说，“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进村，就组织贫下中农开展革命大批判，上批中国赫鲁晓夫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下挂本大队阶级敌人破坏落实的罪恶言论，狠狠打击了漏网走资派陈来从大搞阶级报复的活动。仅半个月时间，全大队就揪出“历史反革命分子”6人、“现行反革命分子”1人、漏网“走资派”1人、暗藏地富分子1人，有重大历史问题的19人、有一般历史问题的18人、隐瞒富农身份的9人，反革命重大嫌疑3人，总计58人。”
9月27日，嫩江地区革命委员会批转《富裕县五一大队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把功夫下在发动后进群众上”的经验》。批语说：“深入发动后进群众是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打好‘斗、批、改’这一仗的一个关键。要求各地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都要像五一大队的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那样，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动后进群众上，迅速掀开老大难单位的阶级斗争盖子。”经验材料介绍说：“富裕县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富裕镇五一大队以后，发扬彻底革命精神，把功夫下在发动后进群众上，只1个月时间，就炸开了这个大队的阶级斗争盖子，揪出了支持后进群众干坏事、唆使他们搞垮革委会的‘地主分子’尹某、‘历史反革命分子’张某和1个‘漏网走资派’”。
上述情况表明，全县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实行了极“左”的做法。
就在持续开展的“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不断扩大化，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局面更为混乱的形势下，时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潘复生却坚持认为反右倾不够彻底。8月13日在省直机关干部大会上说：“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不断出现右倾和反右倾，是阶级斗争的一条基本规律。”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反右论”的提出，使“左”倾错误进一步在全省恶性发展蔓延。同年8月，潘复生到嫩江地区检查工作时，大讲反右倾，要求各县大抓“阶级报复案”，“揪出漏网走资派”。并把已结合到地区革命委员会的五名原地委书记、专署专员和六个县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原县委书记）全部罢免，任用了一些造反起家的人。群众曾经传诵一段顺口溜：“省里来了一个大官，嫩江地区走了一圈，反了一通右倾，罢免了一批县官”。讽刺潘复生的嫩江之行，表示了对“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的强烈不满。
潘复生在这次嫩江之行途中，罢免了富裕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柏仁（原县委副书记，主持工作），任命原友谊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姜常武为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8年9月16日下午，富裕镇公社繁荣大队第四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有人没指名地给社员王凤有提些意见。由于王凤有对当时的政策不托底，于当天晚上上吊死亡。经富裕镇公社派出所和公社卫生院等有关部门现场勘验检查，认定王风有确系自杀。县革委会主任姜常武听了县革委会副主任赵德昌、富裕镇公社革委会主任翟凤阁关于王凤有自杀汇报后，很不满意，认为王凤有不是自杀，而是谋杀。9月22日晚，姜常武带领县革委会成员到富裕镇公社。在姜常武的指挥下，揪斗了公社干部肖玉臣和繁荣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田永恩，审讯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姜常勋和公社革委会常委王振富。与会人员整夜对肖玉臣等人围攻批斗，天亮时，县革命委员会常委将王凤有的死认定为“反革命阶级报复案”。第二天，县革委会召开干部群众大会，姜常武在会上代表县革命委员会当众宣布，这是一起“反革命阶级报复案”，逼死王凤有的罪魁祸首是第四生产队队长田永恩，后台是镇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姜常勋，镇革委会常委王振富和干部肖玉臣。四人当场被捕。关押期间，县革命委员会将姜常勋等四人押到王风有坟头，责令四人下跪请罪。1968年10月5日，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判了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赵德昌在这起“反革命报复案”中犯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强迫他反复检查后被撤职；1968年12月，田永恩被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以“反革命阶级报复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姜常勋被定为“走资派”，撤销职务交群众批斗；王振富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管制4年；肖玉臣定为“现行反革命”。田永恩在服刑期间患病，于1969年10月13日保外就医，14日含冤去世。王振富被捕后妻子受惊后患精神病。后经复查核实所谓“反革命报复案”属冤假错案。
在全县“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人为地制造出不少类似的所谓“阶级敌人报复案”、“现行反革命”案件。据统计，截止1968年年底，富裕县通过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逐人排查，内查外调等方法，用近一年时间全县按照当时的标准共清查出各种所谓的阶级敌人704人，其中有“特务分子”130人、“叛徒”56人、“现行反革命分子”64人、“走资派”260人。后经复查，绝大多数属冤假错案，受到群众揪斗打击的达1686人。
1969年3月1日，富裕县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七次全委会。会议认为：“清理阶级队伍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必须戒骄戒躁，乘胜前进，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到4月中旬，全县又挖出所谓“敌特嫌疑案件”405起。
县革命委员会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于1968年7月5日在县计量所仓库设立“反省室”。原县委副书记富庚忱、林业局副局长周保振、政府办主任王国昌、民政科长朱平信、计量科副科长敖乐奇、农业科副科长王景山、农业科技术员刘革敏、畜牧科干部邓万里等人，分别以“红枪会头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叛徒”、“特务”、“蜕化变质分子”、“日本宪兵”、“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等罪名，被关进“反省室”。这些人在反省室要每日早晨5点起来跑步，还要在管教的指导下边跑边喊“群众专政就是好，牛鬼蛇神跑不了”跑完步要低头认罪接着学《毛泽东选集》，写检查。吃完早饭开始劳动改造。有的给机关拉煤，有的给幼儿园烧炉子，有的打扫礼堂，有的掏厕所……午饭前再次请罪。劳动时要两人一组，相互监督，不准说话，谁违反规定惹怒了管教人员，轻者挨批判，重者遭体罚、跪砖头、打嘴巴，还要给管教人员烧炉子、倒尿桶。被关押的干部被停发工资，每月只给15元伙食费，每顿饭只准吃3两饭。冬季住北屋，睡板铺，挨饿受冻吃尽了苦头。林业局副局长周保振说：“旧社会和奶奶要饭，还要个瓜吃呢，这个可好，一个也没吃着。”这句话被管教人员听到，又增添了一条罪状。除关押本县干部外，“反省室”先后关押了十几名外地的领导干部。直到1969年5月14日，“反省室”才被撤掉。1969年11月20日，中共富裕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决定，将原县委副书记富庚忱开除出党、开除公职，下放农村劳动。
“清理阶级队伍”，当时认为是建立一支所谓“以无产阶级左派为骨干的无产阶级队伍”，“为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打下良好基础”。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没有法制约束的大背景下，富裕县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违背了有关政策，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带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扩大了打击面，许多干部群众被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说成是“阶级敌人”。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致使全县在“文化大革命”中有46人非正常死亡，许多人受到伤害，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二、“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又发出了《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合称“一打三反”）。大规模地部署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中央要求“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场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革命高潮”。
1970年2月24日，富裕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部署“一打三反”工作。县革委成立了“一打三反”办公室，各部门也设立了专门机构，组织“一打三反”宣传队，深入基层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各单位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普遍采取了举办学习班、忆苦思甜、办阶级斗争展览、选择“活靶子”搞大批判等形式，开展“自觉革命”、“公物还家”、“揭发交待”等活动。
3月17日，县革委召开兑现政策广播大会，从严处理6个典型，从宽处理了3个典型，促使14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在当天就交待了自己的问题。坦白金额达4584元，粮票175公斤。至6月14日，全县共揭发“大要案”92起，其中“政治”案件42起，刑事案件15起，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18起。收缴脏款22万元，粮食和粮票3.2万公斤。610人主动坦白交待问题，其中“反革命分子”8人，地富反坏分子7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595人，交待金额12万元。
1970年11月5日，县革委召开“一打三反”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全县926个单位，已经揭开阶级斗争盖子的有256个单位，正在深入揭的有389个单位，没揭的有281个单位。揭发检举案件1280件，其中农村社队949件、县城单位331件。查证核实案件627件，结案119件。会议指出，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要进一步提高对“一打三反”运动意义的认识，按照上级文件精神，称这场“一打三反”运动不是单纯的经济斗争，而是“保卫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斗争，运动的目的是打击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对社会主义发动的攻击，批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风，提高群众革命觉悟”。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革命委员会要克服松劲、厌战、畏难情绪，开展向资产阶级夺人、夺魂斗争。要充分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会议虽然提出要注意政策，但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不少单位发生了对认为有问题的人进行威胁、辱骂、围攻等许多违反政策的现象。
这次会议以后，全县普遍以举办学习班的形式，以“三忆”、“三查”为内容，开展阶级教育、思想教育和路线教育，要求有问题的人员检查和交代问题。“三忆”是忆阶级苦、忆民族恨、忆个人成长史，“三查”是查思想、查斗志、查有政治经济问题的人和事。全县各单位先后举办了“一打三反”学习班1250次，“一打三反”批斗大会521次。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一打三反”即与“批林整风”结合进行，并成为“批林整风”的内容之一。
1971年10月5日，黑龙江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抓紧“一打三反”运动》的指示，省委在指示中指出：“由于叛徒潘复生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黑龙江省的‘一打三反’运动开展的不深不透煮了夹生饭，有些单位一直没有开展起来，为了继续深入贯彻中共中央【1970】三、五、六号文件，要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各地都要抓紧‘一打三反’运动，搞深搞透。”
省委要求：“一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能不能把‘一打三反’运动搞好，关键在于领导；二要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办好各种类型学习班，要把革命大批判贯彻到‘一打三反’运动的全过程；三要加强调查研究，总结典型经验。要抓紧查证核实和定案处理；四要狠抓重点，猛攻薄弱环节，工交、财贸系统的问题较多，应列为重点，突出抓好，发动群众把隐蔽得更深的敌人挖出来；五要认真落实政策，防止片面性。即防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又要防止扩大化倾向。必须坚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的原则’。”
1973年10月25日，中共富裕县委向中共嫩江地委报送《关于“一打三反”运动的总结报告》（〔1973〕89号）。《报告》称：“全县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三年以来，共揭发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1355起；金额达342384元；粮食（票）52428斤；棉布（票）663尺；损失浪费132000多元。遵照毛主席‘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教导，现已查实923起，金额达226659元；粮票48637斤,棉布(票)569尺,已缴脏款物8万余元。全县已结案处理892起,其中定为敌我矛盾的4起,给予纪律处分的23起,免于处分的965起,占结案的96.9%”。
“为了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保证运动质量，善始善终的搞好“一打三反”运动，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对全县开展运动的单位，采取了分级验收把关，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全面开展了复查验收工作，按照省委提出的五条标准衡量，全县918个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单位中有一类单位685个，占开展运动单位的74.8%；二类单位164个，占开展运动单位的17.8%；三类单位69个，占开展运动单位的7.59%，达到省委提出的要求”。
1973年10月，富裕县经省按照上述五条标准检查验收合格，全县“一打三反”运动结束。
全县“一打三反”运动，严厉打击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左”的思想指导，法律观念淡薄，加之受派性干扰，有个别单位出现了借运动公报私仇，有的无限上纲上线，再次酝酿了一些冤假错案。1974年至1975年间，根据上级指示，富裕县对“一打三反”运动中的案件进行了复查，对冤假错案予以平反，对以一些与事实不符、定性不准的案件，实事求是地进行了纠正。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时，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造成的所有冤假错案问题才得以彻底全面解决。
第三十一章 知识青年下乡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由于大中专院校不招生，企业不招工，大批城市中学毕业生无法分配工作，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后，全国在斗批改运动中立即掀起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
1968年12月30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下达了《关于组织城市（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示》，要求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把这项工作作为“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政治任务来抓。富裕县革命委员会紧跟上级部署，迅速进行了宣传教育和组织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工作。1969年8月，富路公社富路大队接收了20名北京知识青年插队劳动。之后，又有334名上海知识青年到黑龙江造纸厂和富路等4个公社12个青年点插队落户。到1978年，全县共有知识青年（含本县下乡和外地到本县）6412人，青年点（农场）89个。
1973年6月，中央对知识青年相关政策做出调整，其后大中专院校恢复招生，工厂企业陆续招工，知识青年开始返城反籍，到1980年底，除在本县参加工作和与当地农村社员结婚安家而留下的207人外，全部返城，并得到安置。
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下乡，接触了生产实践，经受了劳动锻炼，增长了才干，为农村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他们中间很多人后来成为了国家干部和各条战线的骨干。但是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了人才浪费和知识断层，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为国家财政、知识青年家长增加了经济负担，同时个别地方还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一、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
知识青年下乡始于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为了加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于1955年12月向城市广大知识青年发出了“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号召。这一号召不断鼓舞着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实践的热情。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1964】40号文件）。196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共青团书记处《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同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黑龙江省委先后发出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
按照中共中央及上级党委的部署，中共富裕县委在1964年4月23日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镇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计划》（富发【1964】71号），要求城镇中现有历届毕业生不能升学、待就业的社会知识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学的学生，几年来精简下来的职工，退役复员军人都要下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安置去向主要是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参加工业生产和部分国营农场、机关、企事业管辖的农场城郊生产队。对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后的灾区并有严重地方病的地区不做安置。根据下乡知识青年的文化程度、技术水平等条件，进行适当搭配或者集体插队。
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知识青年下乡工作，成立了以副县长廉德昌为组长、由各部委领导同志组成的指导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在县民劳管理站设立了专职办公室。县直各单位从党委到党支部都成立了专门领导班子，实行层层包干、一包到底，对城镇现有历届毕业生未能升学、就业的社会青年，应届初中、高中毕业生未能升学的、几年来精简下来的职工、退役军人及有意随上述人员下乡的家属，都动员下乡。县委又从工会、妇联、共青团组织抽调一批干部深入各单位配合专职干部进行工作，县委提出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后群众的原则，通过广播、黑板报、大小型会议进行宣传，县委副书记李宗起、富庚忱等都带头送自己子女下乡插队。
历经三个月的宣传动员和充分准备工作后，1964年8月1日，县委组织动员了城镇待业青年和应届中学毕业生共38名，成为全县首批知识青年下乡人员，他们分别到了塔哈公社小哈柏大队和肖屯大队落户，设两个青年点，每个青年点19人。到9月未，又有两批知识青年下乡，共192人，分在新兴公社新兴大队、友谊公社小榆树大队等7个青年点，这些青年点都建在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村生产大队。
1964年9月22日，县委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巩固工作的意见》，强调对知识青年要特殊照顾，积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吃穿住行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在分配粮、棉布方面可假设工分、缓交猪款、缓交粮款等，要因地、因人，具体事宜和知青共同讨论确定。按着县委的要求，有知青点的各大队都较妥善的安排了他们的生活、生产和文体活动，绝大多数青年很快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塔哈公社小西屯下乡青年纪文斌，全年出勤270天，挣到了460元，新兴大队青年点女知青赵长春一年挣到了1500工分，收入300多元。
1965年，全县又有一百多名城镇知识青年到县良种示范场、东明牧场等地插队落户，到“文化大革命”前，全县已有290名本地城镇知识青年下乡。
知识青年通过下乡得到了锻炼。塔哈畜牧场由于接收的10名知识青年，他们和农民们大搞科学种田，在试验田里培育出优良品种，向其他大队推广，实现了增产增收。
知识青年下乡还活跃了农村政治、文化、体育生活。全县青年点先后办起了21个理论小组、4个政治、文化、技术三结合业余学校。他们教社员们学文化、读报、唱歌、识字。塔哈畜牧场过去从不参加上级组织的文化体育活动，知青下乡的当年，这个场在公社、县里组织文艺演出上一举夺冠。篮球比赛、民兵拉练等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1965年，全县290名下乡知识青年中，被评为“五好社员”的有5名；被评为“五好青年”的有41名；一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名加入共青团；74名青年分别担任大、小队干部；75名被评为先进工作者；28人抽到县里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0人担任了农村小学教师。1965年7月23日，富裕县委向中共嫩江地委报告了全县关于知识青年的动员安置和巩固工作的情况，受到了中共嫩江地委的表彰。
1968年11月，省革命委员会又下发了题为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进一步掀起上山下乡新高潮的《全省知青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件大事，是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培养什么接班人的问题，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要求青年树立一心为公、一心为革命、一切为人民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树立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雄心壮志。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方案的通知》。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规定凡下乡青年，每人发《毛泽东选集》一套、毛泽东语录一本、毛泽东像章一枚；每人发布票15尺、棉花票4斤、建房木材半立方米、玻璃一平方米。
富裕县这一年又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全年组织动员下乡128人，至1968年底，富裕县安置城镇下乡知青418人，分在七个公社、10个大队、4个农牧分场安家落户，参加生产劳动。
1969年4月，毛泽东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欢迎他们去”的指示。9月，在黑龙江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肯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农村带来了令人鼓舞的新气象”对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到了鼓舞和推动作用。
二、接收外地知识青年
1969年8月，由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隋文学为组长，有民政、劳动部门和武装部、妇联等单位抽调的7人，组成动员接收北京知识青年工作组，进驻北京市朝阳区，在当地各级组织和知青办人员配合下，经过两个多月的宣传教育工作，1969年10月，有20名北京青年报名来富裕县插队落户。他们是北京日坛、雅宝路、朝阳和呼家楼四个中学组成的一个知青排。排长张华，副排长陈力，成员有黄萍、董志林、张友节、周建军、曹小宝、王小元、曲玉成、易爱和、丛征、刘洪生、杨荃荃、庞雨、何首珍、王金安、高波、张桂芳、胡为民等。北京市有关部门安排他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庆典。
10月12日，这些北京知识青年，被分配在全县条件较好的省劳动模范张文秀所在的富路公社富路大队。公社、大队领导和贫下中农代表到离村一公里外去迎接他们。这些青年大的不过20岁，小的才16岁，社员们对他们格外关心照顾，手把手教他们做各种农活，青年们对自己要求很严。有的社员开始时说，你看他们细皮嫩肉的，能干得了咱们的庄稼活吗？很快就得跑回北京去。可是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大多数青年都能和社员一样不怕苦不怕累，一同起早贪黑的做各种农活，受到了广大社员的称赞。青年张友节在铡草时不慎铡断一根手指，治好后，组织上批准他返城，但他谢绝了，决心扎根在富裕县。后来，在富裕县结婚生子，被评为县级和市级的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知识青年返城时，他仍志愿留在富裕县，被安排在富裕酒厂当了工人。在这些青年中，张华、陈力、黄萍、周建军、董志林等很多人都被评为县、公社积极分子或五好社员。女青年黄萍被抽调到大队当了赤脚医生，为了提高医疗水平，给社员看好病，她在自已身上练习针灸，只要有人看病，不管白天黑夜都是风雨无阻，白天背着药箱到田间，一边参加劳动生产一边为社员看病。社员们都心疼地说：这真是青年的好榜样，为了贫下中农把自已都豁出去了。她的先进事迹图版曾在黑龙江省展览馆进行了为期60天的展出。后来她被保送到哈医大进修学习，毕业后，仍回到富路大队当医生。
富裕县是上海市普陀区知识青年定向下乡点。1969年10月，上海市上山下乡办公室的两名同志和上海市普陀区知识青年代表蔡根宝来到富裕县考察，他们三人先后走访了富路、塔哈、忠厚等公社。回去后，他们在普陀区50多个中学进行了宣传和动员。
1970年4月，县民劳科派出2名干部专程到上海去接收知识青年。5月4日，第一批上海知识青年32名由上海出发，5月7日到达富裕。在这批青年中，蔡根宝和姐姐蔡惠萍、弟弟蔡全宝三人一起到富裕县插队。5月8日，县里组织召开了欢迎大会，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演出了文艺节目。第三批上海青年6月6日从上海出发，6月9日到达富裕。先后三批上海知青共334人，被安置在县内八个公社的12个青年点。
1970年6月15日，上海市半工半读办公室的同志带领28名半工半读知识青年到富裕县境内的黑龙江造纸厂农场当工人，其中有25名男青年，3名女青年，班长是朱琪章和颜忠稼。由于生活习惯不同，这些知识青年对农场的艰苦环境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一时很不适应。
为了解决知识青年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各级组织都做了很大努力。1970年9月3日，富裕县革委会《关于认真搞好下乡知识青年越冬生活安排的通知》下发后，9月11日，嫩江地区向各县转发。知识青年所在的公社、大队（场）都尽力安排了青年点的粮食和过冬蔬菜，留足了土豆、渍了酸菜，拨出黄豆为他们做豆腐、生豆芽。让农民为他们扒炕抹墙搞防寒。生产队还为缺少烧柴的青年点送去了柴草和玉米芯用于取暖。每逢重大节假日、过春节时，县委把留在青年点上的知识青年和来探视的家属接到县委搞联欢活动。1970年国庆节，塔哈公社领导破例给上海知青批了大米，改善伙食，青年们很受感动。
1970年11月8日，为加强对知识青年工作的领导，县革委会成立了知识青年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原县革命生产指挥部知识青年下乡办公室撤销。至1971年底，全县安置下乡知识青年1100多人，其中，20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83人加入共青团，55人被选拔到县、社、队领导班子。
1972年3月，在富裕县革委会制定《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工作方案》中，提出了知识青年的安置主要有集体插队（场）、分散插队（场）两种形式。集体插队（场）在所在的生产大队建立青年点，集体食宿，分散在生产队劳动。
1972年6月，新一届中共富裕县委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知识青年工作的领导，县直各系统都成立了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工作领导小组；接收安置下乡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各生产大队建立了知识青年再教育领导小组，每个青年点选配1至2名老贫农担任辅导员。
1972年9月3日至6日，中共富裕县委召开下乡知识青年安置教育工作会议。城镇各系统、各公社党委、有知识青年安置任务的生产大队负责人、知识青年代表80多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到依安县新顺和精进两个生产大队青年点进行参观学习，安排部署老点巩固和新点安置教育工作。
由于“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的破坏，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中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至1973年3月，富裕县知识青年点有22个，分布在9个公社、22个生产大队。比较稳定的青年点有富路大队北京知青点，富北大队上海知青点，冯屯、东明、安居、红旗大队本县知青点。问题较多的知青点出现了“大队不关心，生产队怕操心，贫下中农担心，下乡知青散心”的情况。富宁、塔哈、春生3个上海知青点解散。
1973年9月7日至11日，中共富裕县委召开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会议。会上，富海公社、富路公社富路大队、塔哈公社冯屯大队党支部介绍了做好知识青年工作的经验。县委领导在讲话中分析了全县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形势和问题，要求社、队领导在政治上关心下乡知青，解决好青年点的实际问题。会后，各公社、大队干部深入青年点，帮助解决知青们的吃、住、用、医等方面困难，使知青点的工作有所改善。
1973年6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对知识青年下乡返城等相关政策作出若干调整，富裕县根据国务院文件提出的“在土地较多的地方，单独建立以知识青年为主和贫下中农参加的集体所有制农场”的指示，从1973年末开始，陆续建起了青年农林牧场14个，安置知识青年1551人（含本县）。
1974年县内下乡知识青年404人，并接收齐齐哈尔市下乡知青109人；有青年点35个。1975年县内下乡知青1248人，接收外市县知青905人，其中齐齐哈尔市893人，青年点增加到63个；1976年县内下乡知青1165人，接收齐齐哈尔市695人。同时，年度调离农村的知青1573人，主要包括参军、招工、升学和因病、家庭困难等返城的，其中有齐齐哈尔市295人，上海206人，北京17人。1977年接收安置县内外知青1087人，其中外省市428人。青年点增加到77个；1978年下乡知青人数较少，共有174人。富裕县1978年秋季最后一批知识青年86人下乡。至1978年底，全县共安置接收下乡知识青年总数达到6412人，建青年点89个。累计为知青建房1031间，27164平方米，向各青年点选送各级专职干部160多人次，先后派235名干部担任指导员，驻进青年点“老贫农”150多人次。
197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8）74号文件下发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纪要》除肯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成绩和提出存在的问题外，着重提出“在本世纪内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形势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也要做适当的调整和改变。城市中学生的安排实行‘四个面向’的原则：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城市积极开辟新的领域、新的行业，大力开展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举办大学分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等，为更多的城镇毕业学生创造升学和就业的条件”。
根据《纪要》精神，富裕县各系统和单位办起了几十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商业学校、卫生学校、技工学校等也陆续招生。1979年，全县未返城知青中又有3084人调离农村。其中有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考入大中专院校的学生48人。全县在知识青年中招工1905人。1979年底，全县在农村的下乡知青684人，集体插队的青年队32个，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场、队11个，在农村的带队干部21人。这时的北京和上海知青除在富裕结婚和分配工作的十来个人以外，其余已陆续全部返城。1980年底，除与农村社员和农林牧场工人结婚的207人外，所有知识青年全部返城，陆续安排了工作。至此，富裕县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划上了句号。
第三十二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建设事业的若干进展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出现的动乱，从1966年底波及到工厂、农村以及各个部门、各个单位，正常的工作和生产秩序受到了干扰破坏，全县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1968年富裕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尤其是1972年6月新县委恢复建立以来，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持续开展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1975年的全面整顿工作收到成效，成为“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县工农业生产发展最快、效益最好的一年，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减少到可控制的限度，全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
一、持续开展学大寨运动
全县自1964年兴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中断两年多。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又持续开展起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当时把农业学大寨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强调突出政治。但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粮食生产水平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1968年11月下旬，富裕县革命委员会组织了县革委会领导带队，县直农口各单位领导、各公社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学大寨先进典型大队领导参加的26人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到大寨等地参观学习，回来后向全县干部作了学大寨专题报告。
12月25日，县革委作出了《关于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农业学大寨指示的决定》。《决定》中把学大寨提到了政治立场和路线斗争的高度。会议还确定富路公社富路大队、友谊公社友谊大队、塔哈公社塔哈大队为全县农业学大寨样板大队。
1969年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以学习大寨人抗灾夺丰收精神而展开的。春季部分村屯发生旱灾，8月中下旬，富裕县大面积连续集中降雨，境内嫩江出现1932年以来的特大洪峰，流量700—800立方米／秒。由于讷河境内决堤，致使江水包围了富宁等沿江村屯，东明大队被淹没，江水漫过富甘公路涌入县城西部，严重威胁县城安全。
紧急时刻，县防汛指挥部组织各机关单位干部职工冒雨抢险，驻军官兵连夜爆破阻水的纸浆厂公路、铁路，抢修护城堤防，经过军民10个小时的奋战，保护了县城安全。
与此同时，全县动员了2700名民工抢修齐富堤防，使下游的塔哈公社和齐齐哈尔市免除了洪水危害。
这次洪灾淹没面积51.8万亩，其中耕地6.96万亩，倒塌房屋991间，冲毁公路6.5千米，电话线路1.28万米，冲走饲草、烧柴3万余吨，损失折合人民币200余万元。
灾后，各级党政组织对受灾村屯群众的生产生活做出了妥善安置。省委、省政府下拨了20.3万元救济款，富裕镇居民等支援灾区蔬菜2万余斤，粮食1100多公斤，捐款1000余元。
县委组织没有受灾的公社和大队在秋收生产中开展了“多收一车土豆、一车秋菜”的支援灾区活动，解决了灾区群众越冬蔬菜问题。在封冻前开展的农业学大寨高潮中，集中全县拖拉机突击会战3昼夜，把灾区的水淹地全部进行了深翻整地，为下年春耕生产提前做好准备。
1970年8月至10月，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村工作会议，会议重申农业“六十条”等一系列被批判的行之有效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必须贯彻执行，强调要积极推广农业先进技术等有利加速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1970年11月，黑龙江省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在服从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等政策措施。
1970年12月23日，县革命委员会召开了第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认真传达了国务院北方农业会议和黑龙江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会议作出了《关于认真贯彻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迅速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的决定》。这次会议对于扭转“文化大革命”以来农村工作中的混乱状态，遏制极左思潮对农村政策的冲击，调动农村干部的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0年12月24日至31日，富裕县召开以农业学大寨为中心内容的全县农村工作会议。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共2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要求全县干部对照“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检查自己是否把农业作为基础来抓。会上，表彰了富路公社富路大队为全县农业学大寨先进大队，树立为农业学大寨典型。会后，各公社组织本公社的大队、生产队干部到富路大队参观学习。全县有1万多人分别到富路大队进行参观学习。这次会议对于突出农业基础地位，加强农村工作有重要意义。
1972年6月13日，中共富裕县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恢复了中共富裕县委员会。新县委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农村工作和农业学大寨的领导，更大规模地掀起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1972年7月27日至8月12日，富裕县委组织县直和各公社干部赴大寨县、林县、鄢陵等地参观学习。
1973年8月22日至9月5日，富裕县委再次派出学大寨参观团，赴山西省大寨大队、山东省黄县下丁家大队、辽宁省新金县、河北省石家庄市郊槐底大队、正定县三角村大队参观学习。参观团在向县委提交的学习报告中，总结了他们学习的主要收获是：“学习大寨必须在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上下功夫；学习大寨必须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
1974年，富裕县持续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涌现出一批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和个人典型。有繁荣公社、富路公社富路大队等23个生产大队，富路公社长兴大队第五生产小队等84个生产小队粮食亩产上《纲要》。5个生产大队、24个生产小队过《黄河》。1个生产大队，3个生产小队跨“长江”。
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由于江青一伙人干扰，当时的学大寨包含所谓路线斗争等政治方面内容。在这次会议上，富裕县被列为全国316个农业学大寨先进县之一。
11月13日，全县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大会，有县直各部门、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2756人参加，这是全县自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以来人数最多、声势最大的一次大会。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县委书记杜洪儒传达了会议精神和邓小平讲话，作了《讲形势、鼓干劲，找差距、下决心，苦战一年，建成大寨县》的报告。
会议总结了1970年以来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基本情况，报告称：通过开展农业学大寨，改变了后进社队面貌。全县原有38个薄弱生产大队，有7个生产大队进入先进行列，22个生产大队摘掉后进帽子，9个生产大队有不同程度进步。
会议表彰树立了一批农业学大寨的好带头人。他们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带领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富路公社富路大队党总支书记张文秀；认真看书学习，带头参加劳动的新兴公社龙生大队党支部书记李纯银；讲党性、讲团结、继续革命不停步的红旗公社富欣大队党支部书记来养会；荣誉面前不自满，找差距向前进的塔哈公社冯屯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庆；发扬革命传统，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的塔哈公社十五里大队党支部书记希金巴图；心不离群众，身不离劳动的繁荣公社丰田大队党支部书记钟兆玉；新兴公社联生大队党支部书记朱贵清。
会议作出了《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制定了大搞科学种田，狠抓农田基本建设，开展养猪积肥，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等农业学大寨的各项措施。
在1975年的农业学大寨过程中，全县干部大下基层，县委组织500多名干部深入农村，6万多农村干部社员参加农田水利建设，以改土治水为中心，大搞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大搞方田林网化建设，收到了明显成效。建成方田7.5万亩。年末全县有7个生产大队、31个生产小队粮食产量上《纲要》（亩产400斤），3个生产大队、12个生产小队过“黄河”（亩产500斤），1个小队跨“长江”（亩产800斤）。这些典型对全县农业生产起到了良好的促进和带动示范作用。富裕县被中共黑龙江省委授予全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称号，繁荣、富路公社被评为全省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
在农业学大赛运动的推动下，全县粮食生产持续发展。1970年全县粮豆薯亩单产104公斤，总产10990万公斤，分别比1965年增长96.1%和97%。结束了多年全县亩产不超百公斤、总产低于10万公斤的历史。1970年至1975年间，全县每年粮豆薯总产值都达到11万吨以上。1970年全县完成征购粮40967吨，成为历史上交售国家征购粮最多的一年。1975年完成征购粮50725吨，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23570吨的征购粮任务。全县在这个时期所以能够实现粮食产量不断增长，有两个方面重要原因。
一方面是加强了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1972年，县和各公社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撤销的农业技术推广站，全县有生产大队农业科研室93个，农业技术人员133人，生产队技术员502人，建立起县、公社、大队、小队四级“农科网”。这一年3月制定了《全面落实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方案》。经过全县广大农村科技人员的积极努力，全县先后推广了翻耙松土抗旱耕作法；小麦实行7.5厘米平播，谷子30厘米双条播，大豆45厘米、60厘米条播垄茬的垄平结合种植；高温造肥、三季深施（春翻、伏翻、秋翻，深施肥）氮磷配施、化学药剂除草等农业增产技术。1973年全县各公社相继建起了种子站、种子库，引进东农231、232、嫩单一号玉米、克丰一号小麦、丰收八号大豆等优良品种；到海南进行良种繁育，建立良种繁育基地，为粮食增加产量起到了关键作用。
另一方面是加强了农田基本建设，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1970年至1975年间，繁荣灌区、富南灌区相继建成。繁荣灌区是全省中部引嫩下游大型提水灌溉区，总面积12.7万亩。富南灌区总投资508万元，用工133.5万工日，是富裕县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可控制灌溉项目20万亩。兴修农田排灌渠道1612条，修筑江河堤防91公里，31万亩耕地免除洪涝威胁。建设泵站32处。全县农村利用1968年以后嫩江专署水利局机械化钻井队下放给富裕县管理的有利条件，积极打机电井，至1975年全县有机电井995眼，受益面积13万亩。
县委为搞好农田基本建设，1975年初成立了县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从农业、水利、畜牧、农机、商业等部门抽调14名干部，组成县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办公室，由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聂纯兼任办公室主任。从10月13日开始，县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办公室人员，利用22天时间，对全县农业资源现状进行了全面踏查，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同年12月24日至1976年1月13日在繁荣公社进行试点后，于1976年末完成了全县农田基本建设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
为实施富裕县农田基本建设规划，1976年7月，县委决定成立富裕县农田建设团（简称农建团）。下设直属农建连。这支一千人的农建专业队伍，在一年半的时间共建成田、渠、林、路配套的标准方田1010块，在农田基本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农田基本建设的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为提高粮食生产水平提供了可靠保证。
二、工业生产稳步发展
1970年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提出“各地县要建立‘五小’（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和小水泥）工业企业，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小而全’的工业体系”以后，中央连续五年安排了专项资金扶持地方工业。
富裕县委在这一时期切实加强了对工业的领导，恢复完善了工业职能机构和管理部门，充分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努力向上争取项目，积极兴办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实现了国营、集体和社队企业的快速发展。
1970年县设立公交科，1972年公交科改称工业科；1971年设置手工业管理科，1972年将手工业科改为第二工业科。1975年设置公交办公室。1970年至1975年间，全县新建起国营县制药厂、变压器厂、无线电厂、橡胶厂、制油厂（重建）等工业企业。
1975年，全县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增加到32家，企业职工2754人，工程技术人员21人，实现年产值1600万元，比1970年增长63%。全县新建电器厂、纸制品厂等集体工业企业，到1975年全县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达到32家，年产值539万元，比1970年增长53.8%。社队工业企业发展较快，1975年发展到30家，比1970年增加20家，年产值达到210万元，比1970年增长2倍多。
1971年，县建成主车间920平方米的制粉厂，1973年投产，年产面粉4704吨，实现产值154万元，利润3.2万元。
县机械工业企业1972年增加到35个，产值达445万元，其中，县农机修造厂1971年研制生产出轴承7518套，县第二农机修造厂（厂址在富路公社）生产农机配件。县农业机械厂生产出65型磨粉机、10至30千伏安变压器。县无线电厂研制生产电平表51台、振荡器100台，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全县主要工业行业由传统食品工业扩展到以农业机械为主的机械工业，以红砖、砂石为主的建材工业，以胶垫、轮胎、兽药为主的化学工业，以瓦楞纸、呈纹纸为主的纸制品工业，以服装、布鞋、皮革为主的缝纫皮革工业和印刷工业等八大门类，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的地方工业体系。
与此同时，县委对制酒厂、乳品厂等骨干工业企业积极改造扩建，研制开发新产品，取得了显著成效。
1972年4月，县制酒厂采用纤维素酶制酒新工艺，用玉米芯做辅料，结束了用谷壳做辅料的历史。同年11月，赵修身等厂技术人员研究试制出优质酒样品“嫩源香”。从1973年起，厂科技攻关小组先后进行了“植酸的研究及其应用”、“青霉菌在培养酵母、酿酒中的应用”、“磁化水酿酒、磁化酒老熟的研究试验”、“乙酸菌的培养利用研究”等科研项目的研究并应用于酿酒生产,取得良好效益，1974年生产31吨“富裕老窖酒”被评为《黑龙江省优质白酒》，产品供不应求。1975年全厂实现产值172万元，比1971年增长3倍，利润17.5万元，税金77.5万元，分别比1971年增长4.5倍和4.4倍。
1972年，县乳品厂利用黑龙江省外贸局贷款6万元，省轻工业局技术改进资金12万元，建成日处理30吨鲜奶的大型立式喷雾塔，提高了鲜奶收购量，带动了全县奶牛生产的发展。1974年，试制成功了巧克力奶粉，生产出口30吨，受到港澳地区和丹麦、加拿大、西德等国家好评，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当年扭亏为盈，实现利润2万元。1975年新建了640平方米厂房，增设了收奶、消毒、浓缩、化验、包装等工序，形成自动化生产线，进一步扩大了生产规模，提高了产品质量，该厂生产的“松鹤牌”全脂速溶奶粉获得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
1974年，县酱菜厂技术员陈吉文研究试制多菌种酿造酱油，使酱油产量提高10%，全年生产酱油达7120吨，比1966年增长了一倍。
1974年县制油厂重建，购置U型浸油器，由传统压榨法改为浸出法新工艺，新厂定名为富裕县浸出油厂，日生产能力50吨。
全县建材工业企业1970年以后逐步发展起来，到1975年由1969年的3个增加到9个，其中，县第一制砖厂1970年新建制坯车间1100平方米，改24门轮窑为38门，生产红砖1000万块。1973年修建铁路专用线。1975年建150型制砖机厂房240平方米，年生产红砖2000万块以上。1972年县第二制砖厂建成投产，建有20门轮式窑，年产红砖300万块。县砂石场1970年以后增加了设备，提高了生产能力，年产砂石突破10万立方米，产值达60万元以上。1973年4月县第二砂石场建成投产。年产工程砂、河流石2.5万立方米，产值18.2万元。
全县造纸、纸制品工业企业1974年以前尚属空白。（仅有的造纸厂1965年下马停产)1975年县纸制品厂建成投产。
全县从1970年到1975年间，交通、运输、通讯、电力、邮电事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70年完成明海公路龙安桥至齐齐哈尔30.5公里沥青路面工程，共用土方30万立方米，石方12万立方米，砂石1.2万立方米。1972年完成齐加公路富裕段74.2公里铺装砂石工程。从1973年至1975年，对齐加公路富裕段进行绿化50公里，植树4万多棵。同年，富甘线纳入国道养护。1968年以前，全县公路客运只有5条线路，营运里程234公里，全年客运量7154千人/公里。1970年以后，陆续开通富裕至林甸、富裕至团结、富裕至齐齐哈尔等6条线路。到1975年，全县客运量8537千人公里。1973年富裕火车站扩建，站内线路由17条增加到30条，新建候车室1022平方米，客货运输量大幅度增加，年货运发货量100万吨，年发送旅客180万人次，年中转旅客500万人次。1970年，县邮政、电信局分设，到1973年全县设9个分局，3条汽车邮路，全长125公里。到1975年增加到5条汽车邮路，全长163公里。1970年增设县至乡农村电话电路1路，1971年增加乡与乡农村电话电路2路，1972年增设长途电话电路2路，1973年增设长途电话电路5路，1974年新增设电话会议汇报机一台，农村电话电路12路，其中载波电路1路，1975年，增设长途电话终端机3部。同年，县邮局更换磁石交换机，安装半自动电话机466部。
1971年，全县自筹资金25万元，架设35千伏高压线路13.4公里，建成繁荣公社变电塔，主变容量1800千伏安。1972年，农村架设高压线路165.6公里，80%以上农村生产大队通电。1973年，县自筹28万元建成富海变电所，至1975年全县95%的农村生产大队通电。全县农村使用电量达到2500万度，比1969年增长20%。
上述这些成就是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在中共富裕县委的领导下，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实现的。这些成绩的取得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破坏，全县的国民经济会有更快更好发展。
第三十三章 批林整风、全面整顿与反击右倾翻案风
正当“斗、批、改”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时候，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林彪反革命集团叛逃事件。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在采取种种阴谋乃至暴力暗杀手段，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破产后，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国温都尔汗机毁人亡，史称“九一三”事件。林彪反革命集团叛逃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的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全国持续开展了“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由于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批林批孔运动没有批判林彪一伙的极左路线，仍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逐渐趋于稳定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再次遭到破坏。
全国四届人大会议闭幕后，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认真开展了全面的整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较大起色。但是，1975年底全国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全面整顿工作被迫中断。在此期间，富裕县委按照上级部署，先后开展了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坚持对全县各条战线进行了有效的整顿工作。同时，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严重阻碍了已经出现纠正“左”倾错误的良好势头，干扰破坏了全面整顿工作的顺利进行。
一、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
1970年2月，中央政治局讨论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3月7日正在外地的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3月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这一意见，与会者均表示同意。17日至2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意见。毛泽东了解分岐后重申了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4月11日，林彪一反常态，仍然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实际上是他想当国家主席。8月23日，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抢先发表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这时察觉林彪等人为争夺个人权力进行宗派活动，8月31日，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林彪的干将陈伯达。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以后，富裕县委根据上级的部署，从1971年11月中旬起，按照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向群众传达中共中央【1971】57、61、62、63、64、65号文件，至11月25日，听传达的人数达11.2万人，占应听传达总人数的98.7%。按照当时的形势要求，各单位都要对听传达人员进行政审，建立名册，“地、富、反、坏、右”分子不准听传达，对漏听人，进行补课。如繁荣公社有110人在河套割苇子，公社派人专程去向他们传达。对因病未到会的到家补课。到年底，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在全县已经家喻户晓。
从1971年12月起，党中央陆续批转下发了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三批材料。在全国开展揭发批判林彪反党罪行的批林整风运动中，富裕县于1972年4月至6月先后3次召开各系统、公社及县直企事业负责人会议，原原本本传达了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精神和中央上述文件，部署全县批林运动，开始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有关的人和事。通过批判和清查，全县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认识到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动本质，纷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所采取的措施，要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到底。1972年3月，县革委以友谊公社三家子大队为批林典型在全县推广，把批林运动不断引向深入。友谊公社三家子大队在批判中做到“三联系”：即联系本大队自发的所谓“资本主义倾向”、“联系党支部内部不团结现象”、“联系本大队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老党员孟宪孝在批判会上说：“我们三家子大队搞个人变相单干，正是上了林贼的当，这样干下去太危险了。”三家子大队批林做法受到当时嫩江地区的肯定，并在全区批林整风会议上介绍了经验。
批林整风运动初期，周恩来把批判林彪反革命罪行和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但批判极左思潮必然会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毛泽东做出了只许批右不许批“左”的决定，使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打断。
1972年6月13日，中共富裕县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要求继续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在批判中，要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把历史斗争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抓住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在本单位影响深、流毒广、危害大的问题，充分发动群众，解剖典型事例，逐个批倒批臭。1973年7月3日，县委召开六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要求，把批林整风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破除思想阻力，切实把批林整风引向深入。要抓住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深入搞好革命大批判。
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对于动员群众揭发林彪一伙罪行，提高对左倾危害的认识，促进政治经济形势的好转，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批林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进行的，只批极右不许批“左”，因此运动是不可能彻底解决当时普遍存在的左倾思想。
二、批林批孔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仍然强调全党要“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联系起来。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转发全党，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立即在全国开展起来。江青集团竭力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大做文章，不批林，假批孔，企图通过这次运动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
根据中央和省委部署，富裕县从1974年夏季开始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又进行了“批孔斗争”。尽管当时各级报刊、电台连续播出对“孔孟之道”、“儒家学说”的批判文章，上级多次召开会议部署，但全县干部群众对批判“孔孟”的积极性不高，批判未能组织和发动起来。
1974年12月1日至6日，中共富裕县六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在繁荣公社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1974】12号文件中对批林批孔运动的要求：“全国各族人民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已复礼”的反动纲领，捍卫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回击了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反动思潮”。宣布了中共中央【1974】12号文件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之类的组织，也不要跨行业、跨地区串联，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中央的这个规定宣布后，受到了与会党员干部的一致拥护，表示要抓革命、促生产，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
会议要求：“全县继续搞好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批判‘反动’的《三字经》、《名贤集》、《千字文》、《女儿经》等儒家著作，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各单位、各公社要联系‘斗、批、改’实际，开展批林批孔”。会后，县委下发了《会议纪要》，具体部署了全县各条战线的批林批孔运动，全县农村要批判“以钱为纲”，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批判种地由民，坚持按国家计划种植；批判多分少留，坚持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批判以物易物，坚持执行统购统销、派购政策。工厂企业要批判“利润挂帅”、“物资刺激”，职工干部要批判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在会议精神贯彻过程中，在全县进一步清理和制止了个人盖私房、养牛羊，集体车辆拉脚等所谓“资本主义倾向”，使集体正当副业生产经营受到很大影响。
三、开展全面整顿与“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3年3月10日，党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病情更加危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时的邓小平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大刀阔斧地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进行整顿，各方面的整顿工作迅速收到显著的效果。
按照中央的部署，富裕县从1975年4月开始，通过强化完善规章制度，落实干部政策，解决干部“软、散、懒”的问题，狠抓恢复生产等一系列整顿措施，使全县社会秩序稳定、国民经济开始回升，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工作都有了新的起色。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县国民经济发展最快、效益最好的一年。
由于整顿工作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因而遭到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1975年11月下旬，毛泽东听信了江青一伙的诬告，动摇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停止了邓小平大部分工作，并发动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改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运动中，“四人帮”利用学习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和评“水浒”的指示，进行一系列篡党夺权活动。他们大肆鼓吹“反潮流”精神，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投降主义”、“经验主义”，要打倒所谓“民主派”，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严重阻碍了已经出现的纠“左”的良好势头，干扰破坏了全面整顿工作的顺利进行，既违背事理，又违背人心，一开始就受到广泛的质疑和抵制。因为“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九年，人们已经厌倦了这种无休止的动荡局面，人心思稳，广大群众渴望安定团结的局面，所以，全县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干部没有自觉性，只是照转上级文件，群众没有积极性，写的所谓批判文章也不过是从报纸文件中抄录下来应付应付了事。这个很不得人心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全国再度陷于混乱。这种状况，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厌恶“文化大革命”，更加看清“四人帮”祸国殃民的面目。
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悲痛。与此同时，“四人帮”则加紧了对邓小平的批判，并发出各种压制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4月5日，一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的强大抗议活动在全国各地先后爆发，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在悼念周恩来总理期间，中共黑龙江省委主要负责人向各地下达指示，强调“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戴黑纱”等，极力压制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富裕县大多数干部群众怀着对周恩来总理的热爱，自发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在县文化馆设立了周恩来灵堂，人们络绎不绝地列队向周恩来遗像鞠躬致哀。县文化馆美工朱岩连夜创作的《怀念周恩来总理》大幅工笔画，摆放在鲜花丛中。这幅画后来被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全县绝大多数单位和不少家庭都悬挂了周恩来遗像，举行悼念活动。
1976年7月6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人民解放军创始人朱德逝世。9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9月13日上午8时，全县机关干部和各界群众1500多人，在机关大礼堂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举行隆重的吊唁仪式，沉痛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从9月14日至17日，富裕县各机关、各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各学校师生有组织前往吊唁。10个人民公社、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富各部队、国营农场都在各自所在地设立了灵堂，举行吊唁活动。人们佩戴黑纱、胸带白花，敬献花圈，在毛泽东遗像前默哀。人们泪流满面，失声痛哭，全县人民沉浸在深切的悲痛之中。9月18日下午3时，富裕县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工农兵各界代表一万多人秩序井然地肃立收听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实况，低回的哀乐声，长鸣的汽笛声、悲痛的哭泣声，表达了人民群众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的深切悼念和国家前途的担忧。
第三十四章 对全县“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分析
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长达十年之久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给党和国家、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
在这场浩劫中，富裕县同全国各地一样蒙受了巨大损失，但由于党和人民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抵制和抗争一直没有停止，“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全县国民经济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仍然取得显著进展。
全面分析与科学总结全县“文化大革命”十年历程，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加强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危害
“文化大革命”对全县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对政治、文化、经济、党的建设等各方面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在政治上，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全县的政治生活遭到了很大破坏，各级党组织和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全县“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矛头就指向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要领导。1966年8月到造反派向县委、县政府夺权前后，全县政治局面处于动荡之中，全县各部门、各单位的党组织几乎陷于瘫痪状态。多数领导干部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批斗、游街、戴“高帽”、关押、审讯、勒令“靠边站”。据统计，全县在这一时期有790多名领导干部以各种罪名被批斗，占全县科级干部的96.8%，受株连的达千人以上。虽然后来多数领导被“解放”，但由于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不敢大胆工作。一些受到政治迫害的人，长期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心有余悸。党组织的瘫痪使广大党员不能正常地过组织生活，身心处于迷茫状况，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得不到体现。
在持续的动乱中，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专政机关一度被“砸烂”。造反组织可以任意围攻揪斗领导干部、任意抄家、批斗，株连的触及面之宽、打击面之广是建国以来空前的。各造反组织之间派仗不断，造成打砸成风，社会公共秩序混乱，个人崇拜登峰造极，有人说错话、喊错口号，无意弄坏一张领袖像就会被定为反革命，使得人心惶惶，缺少安全感。“文化大革命”曾被宣传为“触及人们灵魂”的思想革命，并把“斗私批修”、“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为这场“革命”的“纲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被尊为“革命”的指导思想。“文化大革命”所依据的这个理论既不符合国情实际，又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文化大革命”中所批判的许多理论和政策，恰恰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符合实际的正确的观点，造成了人们理论上的困惑与混乱。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理论泛滥成灾。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理论完全是基于对阶级斗争过度扩大化而主观臆造出来的，各级领导干部任意被说成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被“打倒”，这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威信，损害了党的光辉形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唯生产力论”，恰恰是把取得政权之后，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个正确观点斥之为修正主义。其后果造成一些人空谈政治，不务实际，不抓生产，给经济建设带来严重损害。“文化大革命”中还批判“利润挂帅”、“物资刺激”等等，实际是批了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理论上的混乱，破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声誉。
在思想上，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严重混淆了敌我是非，在思想作风上，极端个人主义恶性发展。“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鼓吹“夺权”，“有权就有一切”，为了权力不择手段，拉帮结派，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个人迷信及各种错误的思想行为蔓延，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
在文化教育上，“文化大革命”对科技、教育等事业造成极大破坏，使文化事业遭受摧残，出现严重倒退。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在“文化大革命”中，富裕县的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大多数受到不公正待遇，科技人员和教师被说成是“臭老九”、“白专典型”、“反动学术权威”，许多人被下放改造思想，接受“再教育”。科研机构被撤消，科技队伍被解散，各专业学会、协会停止活动，科研、科技推广普及改造被中断，科技人员的业务专长长期无用武之地。在教育领域，由于受“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谬论的毒害，贻误摧残了青少年一代。“学校停课闹革命”期间，全县中小学教学被迫停课半年之久，青少年荒废了宝贵的学习时光。在文化界，剧团被解散，县新华书店只发行毛泽东著作、毛泽东画像和中小学课本。在大破“四旧”，清除“封、资、修”文化的口号下，许多优秀文学作品化为灰烬。位于塔哈公社大马岗大队的清朝振远将军格绷额等历史名人墓碑等文物被损毁，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在经济上，使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打着革命的幌子，所制造的各种破坏市场的谬论对全县生产起到了破坏性作用。他们恶毒攻击四个现代化是“资本主义化”，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他们污蔑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关心群众生活是“物质刺激”。公然鼓动工人不给错误路线生产。说什么“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就上去了”。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的许多正确原则，如发展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引进先进技术等等，一概被当做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在生产关系上，不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全县在“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热心于所谓“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割掉资本主义尾巴”，不仅不准农民家庭养马养牛养驴骡等大牲畜，就是可繁母猪也不允许饲养，批判“老母猪肚子小银行”，连少数民族社员家庭饲养的黄母牛（少数民族用来挤奶）也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强行没收归集体，严重阻碍了全县畜牧业的发展。
据县统计局数字显示，全县1966年至1969年期间，生猪和绵羊饲养数量连年下降。以养猪为例：1965年全县生猪存栏43094头，其中可繁母猪6191头；1966年全县生猪存栏41458头，其中可繁母猪6014头；1967年全县生猪存栏40798头，其中可繁母猪6493头；1968年全县生猪存栏37635头，其中可繁母猪5592头；1969年全县生猪存栏33389头，其中可繁母猪5353头。全县生猪存栏1969年比1965年减少近万头。
按照当时政策，只强调国营和集体经济，社员自营园田地面积被压缩。1969年比1965年实际减少了21%。控制集体种植的经济作物，1969年全县种植油料作物611亩，仅为1965年的20%。种植烟叶114亩，不足1965年的七分之一。种植药材217亩，只占1965年的40%。各级领导严格限制农民从事正当的副业生产，如割芦苇、打羊草等正当家庭副业也被禁止，就连社员在家庭房前屋后庭院或园田地栽种的黄烟，也有棵数限制，超过的被迫拔掉。由于限制农民从事副业生产，在农村推行“以粮为纲”，限制林、牧、副、渔业发展，严重打击了农民全面发展农业的生产积极性，结果造成了市场农副产品短缺，长时间全县城镇居民每人每月只有定量凭票供应半市斤猪肉，牛肉、羊肉、鸡肉、鲜奶则更少见，有时连孕产妇也不能保证供应，给人民生活造成很大困难。
尽管在农业生产中，全面推行“以粮为纲”的方针，突出粮食作物，但从1966年到1969年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全县粮食单产和总产都逐年递减。1969年全县粮食亩产110斤、总产57631吨，分别比1965年下降12%和12.2%，粮食减产，对国家贡献不大。1969年全县完成征购粮17565吨，占任务的85%，比1965年减少了3208吨。在党的建设上，“文化大革命”被宣传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党组织建设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和损失。正如邓小平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党损害极大。”（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林彪、江青在党内拉帮结伙，排除异己，分裂了党的团结和群众的团结，一批造反派进入党内，造成了党组织严重不纯。在普遍的、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氛围中，假话、空话、套话成风，形式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玩弄权术等各种歪风邪气泛滥开来。“文化大革命”给党的建设带来了消极影响，它搞乱了党的指导思想，严重破坏了党的威信和凝聚力。
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损害和灾难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也有思想意识方面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文化大革命”对富裕县造成的危害之大，损失之巨、伤痛之深是前所未有的，严重影响了全县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进程。
二、全县党内外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抗争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事实充分证明，富裕县党组织和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群众在斗争中站在比较正确的方向，在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尽力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党的各级领导，特别是曾经被错误“打倒”、“批斗”过的干部，能够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始终忠于党和人民，表现了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和奉献精神。
“文化大革命”使全县各阶层群众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和伤害，但全县广大工人、农民、驻军指战员、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及各民族各阶级的群众，绝大多数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他们中间许多人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实践逐步体会到实际发生的情况同参加运动的初衷大相径庭。他们逐渐觉醒，开始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消极观望和抵制反对的态度，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国务院“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坚持工作和生产，以不同的方式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抵制和抗争，使这场运动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由于各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使全县工农业生产没有彻底崩溃，全县经济形势处于缓慢上升局面。各条战线的工作和建设在极其艰难的不利条件下有一定进展。
以工业交通为例：在此期间富裕县新建成了磷肥厂，可生产本地急需的磷肥和玉米、小麦等各种专用肥；县乳品厂和制酒厂扩大了生产规模，新研制出松鹤牌全脂奶粉和桂花牌《富裕老窖》，均被轻工业部评为优质产品。社办工业从无到有，为后来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全县公路建设有所进展，增强了交通运输能力。
所有这些成就无疑是全县党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取得的。这些成就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果实，恰恰相反，正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取得的。所有这些充分显示了广大干部、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和聪明才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破坏，富裕县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必然会取得更大成就。
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多方面的。痛定思痛，冷静梳理、深刻反思和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教训是：
第一，必须科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准确把握中国基本国情，从实际出发，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文化大革命”是在我们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严重失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落后，经济基础薄弱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十分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课题，需要在实践中认真加以探索。对此，我们党做过有益和成功探索，但是，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和主观认识上、理论上的错误，在一个时期里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缺乏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把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一些认识和做法，当做“修正主义”与“资本主义”加以反对；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阶级斗争，照搬大规模群众斗争的旧方法、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文化大革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和敌我。“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骨干力量。“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原则。“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17年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成就，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认识。
“文化大革命”从反面告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方向，但不能代替我们思考和解决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只有准确把握我们的基本国情，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不断对社会主义的实践作出新的、科学的理论探索，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才能逐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第二，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而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是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口号下发生的，不仅是理论上对社会主义认识失误的结果，更是对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错误判断的产物，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十年内乱中被反复地宣传过，并且写入了党的“九大”、“十大”通过的工作《报告》和《党章》，写入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这个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还存在着整个社会范围内的阶级对抗，并把它看作是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矛头对着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种“继续革命”的最重要的方式。十年内乱的历史已经判明，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只能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发展生产力，正确领导经济建设，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心任务。作为执政党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搞阶级斗争上。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方面，是决定政权巩固的至关重要的基础。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只有在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加以解决。
第三，必须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权利过分集中于个人，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他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热的程度，这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正是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被削弱，个人崇拜现象狂热化的情况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才打着“高举”、“紧跟”的旗号推波助澜，为非作歹，致使毛泽东个人的重大决策失误导致了全局性的大灾难。为了避免“文化大革命”一类历史悲剧重演，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从组织上和制度上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专断，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
第四，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而不能实施“大民主”和“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以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遭到空前破坏。由于提倡“造反有理”，实行“大民主”，全国出现了任意批判、揪斗的混乱现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人身安全失去了保障。许多干部群众从中逐步认识到“大民主”对社会产生的破坏作用。
“文化大革命”的内乱表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作为执政党，必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民主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必须使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威，使全体公民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一级党组织和它的领导人都不能有超出法律的权力。在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紧密结合，才能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并与现代化建设相协调，全面发展。
第五，必须制定正确的党的建设的方针政策，不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而不能把阶级斗争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党组织进行整顿和“重建”曾被作为这场运动的目标之一。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阴暗面和对于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需要通过加强党的建设、严肃党的纪律、采取符合宪法和法律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把“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整建党的政治方向的情况下，被当做“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被吸收到党内来的许多人是造反派和有野心的帮派分子，而许多干部和党员却被扣以各种政治帽子，直至被错误地开除出党，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受到一次严重破坏，造成了党组织的严重不纯。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注：《要吸收国际的经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26页）“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左”的和极左的思想理论的产物，它同时又是在一种极端的状态中暴露了这种思想理论的荒谬性。在经历了一系列曲折和严重挫折后，我们党最终能够靠自己的力量结束了这次内乱，在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对人民负责的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才能保证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才能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邓小平指出：“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路线和一系列的政策。”（注：邓小平《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272页）这说明，只有正确总结“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它同样能够成为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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