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 在徘徊中前进和走向伟大的历史转折 （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第五编 在徘徊中前进和走向伟大的历史转折（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党和国家逐步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实现历史性转折，开辟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重要阶段。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共富裕县委按照党中央部署，积极展开了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组织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进行拨乱反正，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完成了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清理了“三种人”，解脱了一批受“四人帮”思想影响犯错误的人。从思想、组织和作风上对全县进行了初步整顿，使党的优良作风传统得以恢复，推动了全县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逐步走向正轨，取得了很大成绩，为历史转折的实现准备了必要条件。
由于“文化大革命”和长时间“左”倾错误造成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在延续，许多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1978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终于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始从根本上纠正指导思想上“左”倾的错误，结束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第三十五章 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开展
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庆祝这一重大胜利。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治局随即对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作了部署。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报》，通报了“四人帮”的罪行和毛泽东1972年2月以来对他们的批评，号召全党紧密团结起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在1976年11月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和12月25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广泛深入地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大量罪行，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
从1976年12月10日至1979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先后下发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之二、之三，号召全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团结一致，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并把揭发批判“四人帮”同恢复国民经济结合起来，推动各项事业的整顿和发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富裕县委坚决贯彻了党中央的部署，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全县揭批“四人帮”运动，经过三个战役，历时二年多时间，到1978年10月基本结束，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在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进一步肃清“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影响的同时，着手对“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冤假错案平反纠正，进行了对错划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全县各条战线很快出现了人民群众渴望已久的安定团结的局面。
一、欢庆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
1976年10月14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布后，富裕县各族人民群众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全县上下一片欢腾，呈现出热烈的节日气氛。从15日凌晨起，城镇各单位、各系统干部职工、城乡居民、学校师生兴高采烈，连续数日聚集在县委、县政府门前广场和主要街道，隆重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人们高举红旗、挥舞各种彩旗，鸣放鞭炮，敲锣打鼓扭起大秧歌，载歌载舞，坚决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果断措施，欢庆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县委领导和机关干部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在庆祝游行队伍的前面，巨大横幅上写着大字标语“坚决拥护中央执行人民意志，对‘四人帮’实行审查的英明决策”、“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反革命“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
10月21日，全县近万人在县人民广场首先集中收听了首都百万军民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盛况，之后，又召开了全县各界群众庆祝胜利粉碎“四人帮”大会。在庆祝大会上，工人、农民、学生、驻军指战员、干部、知识分子代表纷纷发言，欢庆这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胜利。与会群众欢欣鼓舞笑逐颜开，称颂党中央执行党和人民意志粉碎“四人帮”是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庆祝大会结束后，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全县各级党组织采取多种形式，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大张旗鼓地宣传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使这个特大喜讯迅速在全县人人皆知。广大群众发自内心地喜悦，反映了对党中央拥护，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厌恶和憎恨。
二、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自1976年11月到1978年底，中共富裕县委按照党中央和省委部署，领导全县人民在全县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揭发、批判和清查运动，对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乱进行拨乱反正。全县揭、批、查运动经历了三个战役。
1976年12月10日，中央关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下发后，县委组织发动了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第一个战役。这个阶段斗争的重点是动员和组织全县人民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反革命罪行，批判“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分子的罪行，清查与“四人帮”罪恶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1976年12月14日，县委组织县直机关党员干部、各系统、各企事业单位职工400余人收听了黑龙江省委召开的全省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有线广播大会。全省实况转播大会结束时，县委主要领导对全县揭批查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的动员部署，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罪行的人民战争。在县委的领导下，全县城乡出现了千军万马齐上阵，愤怒声讨“四人帮”的群众大批判的场面。在这场战役中，全县共召开百人以上的批判大会450次，写出各种批判文章2600余份，使广大群众进一步认清了“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本质和危害。
从1977年3月6日到1977年9月20日，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第二个战役。1977年3月6日党中央下发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进一步推动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1967年4月10日，县委召开了有城乡各党委、总支负责人，各部、办、委、局及各企业事业单位领导参加的富裕县深入揭批“四人帮”工作会议。会上，县委领导传达了中共黑龙江省委3月28日至4月4日召开的省委揭批“四人帮”工作会议精神，在总结全县揭批“四人帮”第一个战役斗争胜利成果的基础上，安排部署了全县揭批“四人帮”的第二个战役。第二个战役的中心任务是，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使广大群众了解“四人帮”篡党夺权反革命罪恶活动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基层宣讲，层层举办学习班，培养骨干，抓好典型，以点带面，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二个战役。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二个战役中，中共黑龙江省委总结推广了大庆油田开展“三大讲”（大讲在“四人帮”横行时，党受其害、国受其害、厂受其害、身受其害的深仇大恨；大讲同“四人帮”针锋相对作斗争的经历和体会；大讲粉碎“四人帮”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的经验，富裕县委迅速掀起大学习、大批判热潮，在城乡普遍开展了“三大讲”群众运动。随着揭发批查斗争和“三大讲”活动的不断深入，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看清“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
1977年7月9日县委组织各党委、总支负责人，机关党员干部，各部、办、委、局企事业领导在县政府大礼堂收听了全省揭批查“四人帮”及其死党东北太上皇在我省帮派骨干分子罪恶活动有线广播大会，省委主要领导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广泛发动群众，彻底孤立揭露粉碎“四人帮”在我省的帮派体系与帮派骨干分子。会后组织充分讨论，通过座谈讨论使党员干部认识到，“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处拉帮结伙，疯狂反对各级党组织，大搞“踢开党委闹革命”、文攻武卫、停课停产等一系列倒行逆施的行为，致使全省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企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交通运输一度中断。这些人是“四人帮”的依靠力量和社会基础，说明“四人帮”在我省的破坏和影响不能低估，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揭批查斗争的深入开展。
从1979年9月23日，党中央批准转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到1978年底为全县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1979年10月初，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了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部署了这阶段揭批的重点是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政治纲领、理论基础及其反革命路线在各方面的表现。要求各地结合实际，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动实质及在各个领域的干扰破坏。
10月中旬，县委利用二天时间召开了各党委（总支）和县直部、办、委、局负责人、企事业单位领导参加的全县揭批查工作会议，会上传达了省委地市委书记会议精神，部署全县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城乡结合，内外结合，进一步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政治纲领和理论基础，结合本县实际，进一步开展“三大讲”，分清路线是非。但是，当时县委在组织干部揭发批判“四人帮”时，按照上级部署，仍然沿袭“批林整风”后期认定林彪路线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说法，强调要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右”实质。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写的批判文章还是按照各级报刊登载批判文章的提法，把“四人帮”认定是“党内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等等。随着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深入开展和对其罪行的逐步揭露，人们不能不触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错误。由于在指导思想上未能摆脱左倾错误的情况下，对“四人帮”的揭发和批判被局限在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的全部肯定的范围内，对“左”倾理论的恶劣影响没有肃清，广大群众的合理要求也未得到解决。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过程中，县委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广泛发动群众认真进行了清查工作，经过内查外调，全县共确定清查对象221名，初步查清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夺权、武斗、打砸抢重大事件的事实真相。
在揭发批判“四人帮”运动后期，县委按照上级党委要求，在全县开展“两打一反”和“三评议”活动（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反对铺张浪费；评议党员、评议支部、评议领导班子），搞所谓思想交锋，总结党内思想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事实说明，在当时“两个凡是”指导思想影响下，要彻底解决党内思想、组织和作风“三不纯”问题是不可能的。
第三十六章 初步的拨乱反正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富裕县各级党组织努力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的各条战线的工作逐步得到恢复。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之后，县委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复查平反。1978年8月进行对错划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这些政策的调查和落实，进一步调动了全县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各阶层人员的积极性。
为清除“四人帮”的影响，解决因“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破坏而造成的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问题，县委从1977年4月开始，按照上级部署，进行了党组织的整顿，经过一年多的整顿，使党的建设不断恢复和加强。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文章发表后，县委明确赞同这个观点，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有力地推动着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进程，逐步开始突破“两个凡是”（注：两个凡是最早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这篇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既不足以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更不可能使党从极“左”思想教条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开创新的工作局面。“两个凡是”提出后，遭到了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坚决反对，并引发了全党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思想禁区，为历史性转折的实现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改正错划右派工作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上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平反纠正这些错案，是党拨乱反正，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实现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迫切任务和重大举措。
根据1976年中央23号文件精神，中共黑龙江省委于1977年6月4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重新处理纯属反对“四人帮”案件工作的通知》，然而，由于“左”的思想束缚，各地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工作进展缓慢。
1978年初，中共中央对“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错案复查，推动了整个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工作进程。
1978年5月14日，中共黑龙江省委作出了《关于落实党的政策若干问题的决定》。同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几点意见》下发后，县委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把落实党的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加快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
1978年9月至11月，中共富裕县委相继四次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撤销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一批领导干部所作的“犯走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结论。对12名干部的历史问题作出了正确结论。全县共平反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错揪错斗、停职关押、致死致残、开除党籍等冤假错案224起，为235人平反，为1387名干部群众恢复了名誉。其中平反的160名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186名城镇基层干部和481名农村大、小队干部给予合理安排使用。对失去公职的恢复了公职，降级的恢复了原工资级别，应返城的办理了城市户口，粮食关系。推倒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销毁了不实材料4500份。因与这些人有亲属关系或工作关系而受牵连的干部、群众由此得到解脱。还对因“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造成生活确有困难的家庭给予了经济补贴。
1978年9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明确提出“对于过去错划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党的一贯方针。已经发现划错的，尽管事隔多年，也应当予以改正”。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从1978年9月下旬开始进行了审查右派改正工作。县委成立了富裕县改正右派分子工作办公室（设在县委组织部），县直各大系统分别成立了相应机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到1978年底，完成了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和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全县对原来划定的右派分子（含外地转入），经过认真复查，均属错划，全部予以改正。对失去公职的恢复了公职，降级的恢复了原工资级别，应返城的办理了城市户口手续。
但是，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在对个别右派的改正结论中仍留有“尾巴”，如县总工会在《关于巴玉先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中仍有“巴玉先同志有‘合作化搞早了，……’的错误言论”的字样，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错划右派全部平反，类似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
党的干部政策和改正错划的右派分子工作的落实，调动了全县党员干部和各阶层人员的积极性，对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推动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党的建设在恢复中前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的建设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状况，“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建设处于极其不正常状态，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后，迫切需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整顿，以清除“四人帮”的影响。为使党的建设走上正轨，中共富裕县委按照上级党组织部署，抓了党组织整顿和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工作，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进行了初步的拨乱反正，使党的建设在恢复中前进，为党实现历史性转折创造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
1977年4月，中共黑龙江省委批转了省委组织部《关于我省开展整风运动的试点方案》提出要以端正思想和政治路线，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为中心，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基础上，着重解决因“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破坏而造成的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在整风运动中必须把思想整顿放在首位，并首先开展了整党试点工作。到1977年9月省委试点工作结束后，在全省各地广泛开展了整党整风工作。
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中共富裕县委成立了中共富裕县委整党办公室，制订了《富裕县开展整党工作实施方案》，全县分两批进行了整党工作。第一批整党范围是：县直各机关和省属富裕林业机械厂共85个单位，包括14个党委、8个党组、12个党总支、110个党支部、1315名党员。第二批整党范围：全县所有乡镇各基层单位，包括15个党委，16个党总支、513个党支部、5940名党员，整党的基本方法是，在认真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纯洁组织。在整党中始终坚持把思想教育和整顿放在首位，本着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要搞乱的原则，以正面教育为主，着眼于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
整党前，富裕县各级党组织首先做好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的准备，调整好领导班子，配备了抓整党和抓经济工作两套组织。组织党员深入学习中央整党决定和邓小平讲话，提高党员参加整党的自觉性；抓紧清理“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摸清本单位的组织状况、党员状况和生产工作状况；选准本单位领导班子和党员需要解决改正的主要问题。富裕县正式整党是分为三步进行的：第一步学习文件，边整边改。第二部对照检查，集中整改。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是组织党员紧紧围绕党的宗旨，以共产党员标准为准绳，严格、全面、系统地总结、检查对照自己的工作表现，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沟通思想、纠正错误、团结同志、共同进步的目的。第三步组织处理、党员登记和后期建设。这次全县整党第一批进行9个月，第二批进行了5个月，历经了一年多时间。
这次整党取得了明显效果。全县党组织在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等方面都有明显进步，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广大党员的党性进一步增强，提高了执行党的方针路线的自觉性。
整党中全县共立案103起，涉及党员87人，共处分党员56名。其中开除党籍8人，留党察看11人，撤销党内职务2人，严重警告24人，警告11人。追缴赃款36.3万元。全县整党单位共清理不合理奖金11.5万元，涉及969人，退回不合理奖金11.3万元。党员领导干部退回“小红包”2260元。清出行贿受贿金额1.8万元，涉及33人，退回1.5万元。清出滥发钱物和用公款制发服装款24.8万元，退回22.6万元，退回公物核款1.8万元，补交大吃大喝款1.7万元，查处党员干部用公款游山玩水、拖欠承包费、无偿用公车等问题，补交金额2.8万元。
全县这次整党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党风的进一步好转，但在指导思想上未能摆脱左倾错误影响的情况下，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等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三、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给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赢得了有利契机，但“左”的指导思想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在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基础上，中共富裕县委领导全县各条战线开始全部的拨乱反正，对于恢复“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乱的政治与经济秩序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由于“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党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全面拨乱反正遇到了严重的思想阻碍。在这个时期，县委的工作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各领域的拨乱反正不够彻底，全县政治经济发展还未能完全步入正常轨道。
继续执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会给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危害。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率先从理论上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批评和抵制。1977年4月，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一提法得到了党内外的广泛赞同和拥护。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成为全党思想解放的先导。党内一批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在邓小平倡导实事求是的鼓舞下，向“两个凡是”的禁区发起了冲击，并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予以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很快转载。这篇文章从思想路线和基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在全国引起热烈的反响，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响应和拥护。从6月到11月，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文章发表后，黑龙江省委明确表示完全赞同文章的观点，并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问题。6月3日至12日，省委召开地、市委负责人会议。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在会上宣布“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共黑龙江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红的。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杨易辰文章《拨乱反正必须解放思想》。与此同时，各地、市、县委也为“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地、市、县委平反，县委为各党委平反。
同年9月，邓小平到黑龙江省视察工作期间，发表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端正思想路线问题的重要讲话，再次批评“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而是损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还对按劳分配、加强管理和发展科技等问题阐明了一系列重要观点。邓小平的讲话对黑龙江省的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1978年9月，省委根据全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实际情况，先后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和地市县委书记会议，部署了全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学习大讨论活动。
省委会议之后，富裕县委召开了常委会议，传达了邓小平讲话，分析了形势，部署了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活动。县委中心学习组多次认真学习自1978年5月以来全国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会的重要文章，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县委领导在学习讨论中明确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表示要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来指导各项工作，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县委中心学习组成员联系工作实际谈体会，认识到过去在阶级斗争上搞扩大化，在经营管理上搞平均主义，在工作上只强调“以粮为纲”，忽视全面发展，把正当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这些“左”的东西，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今后要按实践标准想问题，办事情。县委主要领导在此后的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中强调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进一步推动全县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开展。
在此期间，县委举办了学习班，各部、办、委、局副科级以上干部，县直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公社正、副书记，正副社长及各党委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参加了学习班学习。在学习班上，集中学习讨论邓小平讲话和重要文章，统一由县委宣传部等单位领导进行了辅导和专题发言，启发引导大家对真理标准问题的理解，端正了认识。县委宣传部印发了1100多本学习辅导材料，发给各基层支部，供党员群众学习讨论。
通过学习讨论，干部群众在思想上初步搞清了5个方面问题：一是搞清了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搞清了什么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三是搞清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四是搞清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五是搞清了抓经济建设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才能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县委和各级党组织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逐步走向历史性转变，打下了思想理论基础。
第三十七章 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历史性转折的实现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迸发出来，随着政治局面的初步安定和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人们普遍存在着加快建设速度，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和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强烈愿望。
中共富裕县委按照中央和省委把揭批“四人帮”工作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结合起来的要求，在带领全县人民揭批“四人帮”，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组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政治上、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的同时，深入开展了以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为中心的经济建设，采取各种积极措施发展生产，不断加强了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项工作，使“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和损失的工农业生产和教育科技等各项社会事业得到了不断恢复和发展。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在邓小平的推动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彻底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了正确的政治和战略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揭批查运动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不断解放，愈来愈认识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中共富裕县委因势利导，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为全县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使全县工农业生产逐渐步入正常发展轨道。
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
县委按照省委1977年1月29日下发的《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发【1977】1号文件，掀起工业学大庆新高潮的通知》精神，在全县工业、交通、电业、建设等各条战线，进一步学习推广大庆经验，一个以建大庆式企业（单位）、树“铁人式”模范标兵、学习大庆艰苦创业精神为内容的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在全县迅速开展起来。
1977年3月23日，省委召开黑龙江省开展工业学大庆会议，部署了全省工业学大庆运动。同年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大庆召开，华国锋在会上提出“再建十来个大庆”的目标，并把1977年计划建成大庆式企业指标分配到省、市、自治区。在全省、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的推动下，县委响应中央号召，紧跟大干快上的形势，使全县工业学大庆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
1977年5月，县委成立了以一位县委副书记为组长的工业学大庆工作领导小组。县委抽调干部组成学大庆工作队，深入到县直属工业企业，指导开展学大庆运动。县委还成立了学大庆巡回检查组，根据全省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按照省委提出建设大庆式企业的六条标准，对县属企业进行了全面检查，推动了全县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开展，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逐步形成高潮。全县工业学大庆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抓企业整顿、抓领导班子、抓职工队伍的思想建设，解决思想问题和干劲问题，开展与大庆工人比贡献、比干劲、比方向活动，使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性很快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产品质量、生产效率不断提升。
在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中，切实加强了党对运动的领导。县委主要领导深入县直重点企业及时总结推广学大庆先进单位的经验；县工业学大庆领导小组面向基层现场办公；组织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主要在行业之间、单位之间、车间班组之间、职工个人之间开展各种竞赛，赛学习比政治，赛纪律比作风，赛团结比风格，赛干劲比贡献，赛服务比质量。全县各行各业出现了层层有样板，行行有榜样，人人争先进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局面。1977年底，富裕县乳品厂、制酒厂、运输公司、新风饭店、县第二百货商店等单位分别被嫩江地委授予嫩江地区公交战线和财贸战线“大庆式”先进企业称号。
全县在这个时期开展的工业学大庆，主要通过大搞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是当时“左”的思想没有根除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形式主义。
开展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县运动
1976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全县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一度中断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又持续开展起来。
1977年1月14日，中共富裕县委召开了全县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直驻富裕农业学大寨工作队105人、地区工作队7人，县学大寨工作队336人，县直机关单位负责人65人，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干部1100人，及省市驻富单位领导共计1784人出席了这次规模空前的会议。会上传达了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县委书记杜鸿儒做了题为《全党动员、统一行动，狠批“四人帮”，为建设高标准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会议分别表彰奖励了富路、繁荣、塔哈、绍文四个全县农业学大寨先进公社，繁荣公社丰年等41个学大寨先进生产大队。繁荣公社党委书记徐玉忠等94名公社干部、富路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文秀等59名生产大队干部、富路公社第六生产队队长吕洪才等114名生产队干部被授予全县农业学大寨模范干部称号。对在大旱之年粮食亩产400斤，实现“上纲要”的富路公社富路大队、繁荣公社永利大队、龙山大队和粮食亩产500斤，实现“跨黄河”的繁荣公社永丰大队、塔哈公社冯屯大队进行了物资奖励。
会议对学习贯彻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了具体部署，提出了全县建设40万亩方田，新打机电井100眼，新建抽水站15处，堤防整修17公里，完成土方1000万立方米的任务目标。会后，全县掀起了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县运动新高潮。在全县范围内迅速开展了以备水抗旱、增肥改土为重点的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机具改革大会战。在会战中，县、社干部组成学大寨工作队深入生产第一线，按照建设大寨县的六条标准，与基层干部群众一起，晚上组织社员学习，揭批“四人帮”，白天和群众一起参加大会战。绍文公社胜利大队有7个生产队，12000亩耕地。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全村370多名强壮劳动力搞方田建设，工作队和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干部带头参加，早出工、晚收工，中午吃饭在工地，大干27天，修出田间渠道169条。长达192华里，完成土方11万立方米，万亩耕地建成了方田。
1977年3月，中共嫩江地委作出了《关于学习推广兴十四大队学大寨经验的决定》之后，富裕县提出了“远学大寨，近学兴十四”的口号。
甘南县音河公社兴十四大队是1956年建立的移民新村。过去十分贫穷落后，是个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返销的“三靠队”。1973年以来，他们艰苦奋斗学大寨苦干实干一年上“纲要”，连续三年粮食亩产过“黄河”，特别是1976年战胜了罕见的自然灾害，夺得了大丰收，实现了一人养一头半猪，三只羊，四亩林，五亩水浇地，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和方田林网化。
富裕县委在春耕前先后组织县、公社、生产大队三级干部950多人，分三批到兴十四大队学习先进经验。各生产大队都按照县委的要求，联系实际，对照典型找差距，制定出学大寨、建设兴十四式大队规划，在全县掀起了学赶兴十四大队，建设兴十四式大队，建设高标准大寨县的群众运动。
1977年3月，在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富裕县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全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称号，受到了表彰奖励。
1978年5月19日至20日，县委召开了全县农田基本建设会议。县委书记徐政治在会上代表县委明确指出：“我县搞农田基本建设的主攻方向，主要是大田方田林网化，在三年内建成方田林网化的大寨县”。县委决定成立富裕县农田基本建设民兵团（称简农建团）。农建团有一个直属营300人，主要负责机械化施工。并以公社为单位，组织10个民兵营，是一个共有2000人的方田专业建设队伍。县委书记徐政治兼任团长、政委，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聂纯任副团长兼参谋长。同年6月3日，县农建团在繁荣公社万发大队（团直属营所在地）召开施工动员誓师大会，县委书记徐政治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会后，农建团在全县掀起了以方田建设为主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农建团组建四个多月，共完成土方工程8.26万立米，治理易涝面积1.98万亩。11月21日，县委、县革命委员会决定撤消农建团。是年秋季农田基本建设，会战全县出勤1.11万人，完成土方工程61.3万立米；新建方田357块；新建农田防护林41方；新增有效灌溉面积9.96万亩。
县委在粉碎“四人帮”后带领全县人民开展的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县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极左路线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过分强调“大兵团作战”，坚持“集体化行动”，存在着形式主义，口号主义的东西，但从实际效果看，干部群众在农业学大寨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坚持苦干实干，对于改善农业基本条件，提高粮食产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县委的领导下，经过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各族人民的努力，到1978年底，全县工农业生产得到了不断恢复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也有一定提高。全县工农业生产总产值比“文化大革命”前期有大幅度增长。但由于当时受“左”的思想影响，出现了盲目贪大求洋，急于“大干快上”，在经济工作中造成了新的失误。
二、教育科技事业的新局面
教育和科技战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邓小平正式恢复工作后，分管教育科技工作，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教育科技等事业很快出现了新的面貌。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教育事业遭受严重破坏。1966年，城乡中小学校领导和部分教师被批判、揪斗，校舍和一些图书、教学设备被毁坏，学生停课“闹革命”。教学秩序混乱。1967年，各学校名义上复课，实际上只学些“语录”，搞“军事训练”。1968年，工宣队、贫宣队进驻学校。小学由六年制改为五年制，中学由六年制改为四年制，是年学生入学率由1965年的93%降至86%。1970年，农村中学交由人民公社管理，取消县第二、第三、第四中学名称。
1971年，“四人帮”抛出《全国教育工作纪要》，污蔑“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事业，把教师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在这股逆流的冲击下，学校无政府主义泛滥，学生更加放任自流。1972年，第三中学开设高中组。1974年以后，学生入学率有所回升，但由于教育不被重视，学校不断开展“学大寨”、“基本路线教育”、“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活动，使广大教师无所适从，教学质量下降，在校生、毕业生名不副实。
1977年8月，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建国以后十七年，教育和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邓小平在座谈会上号召全社会要尊重脑力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在邓小平谈话的指引下，教育科技战线开始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为现代化建设所需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1977年10月，在邓小平的努力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高考制度在全国重新恢复，为教育整顿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1977年10月，省委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和全省招生工作会议。富裕县知识青年和应往届毕业生积极报名参加高考。1977年12月份的高考及1978年一季度增招考试，富裕县通过“初选”和“统考”两级考试，共有120余名“老三届”毕业生和知识青年靠自己的努力和公平竞争考入了大、中专院校，获得了接受国家正规教育的机会。
在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之后，县委于1977年11月，1978年4月两次召开常委会议，传达贯彻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本县教育工作。通过分析教育工作形势，县委领导看到教育工作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给教育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对人才培养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为改变教育工作落后状况，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县委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首先是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妥善处理教育战线“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配齐配强各学校的领导班子，加强了领导班子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其次是整顿充实加强教师队伍，县委决定凡是抽调借用做其他工作的教师一律回学校工作。同时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全县教师进行全面考核，对不适宜从事教育的人员调离岗位，大力充实和加强教学一线力量。三是切实加强学校管理，整顿教学秩序，制定教学、奖惩等各项规章制度，全面贯彻《中小学工作条例》，让学校工作有章可循，走上正常发展轨道。通过这些整顿措施，使全县教育事业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各学校教学秩序不断好转，教学质量全面提高，各级各类学校逐步呈现出在恢复中发展，在发展中提高的局面。
在邓小平强有力的领导推动下，科技和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在各地同时展开。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在各条战线上的科技工作者，被扣上“臭老九”的帽子，其中许多人以各种罪名被“批斗”、“下放”、“劳动改造“，有不少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被迫改行做其他工作。县、公社和工厂、企业的科技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为了动员全国科技界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1977年5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召开一次全国科学大会，统一思想认识，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1978年春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抓紧搞好各级领导的整顿，抓紧恢复被撤掉的科研机构，恢复科技人员的技术职称。中央的通知发出后，全国上下兴起了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央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开幕式上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并明确宣布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力量。邓小平的讲话彻底解脱了套在我国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使广大知识分子解放思想，放手大胆工作。这次大会有力地推动了科技领域的拨乱反正，指明了科技工作的任务和发展方向。党中央发出的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召，正在逐步变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县委按照中央提出的科技工作要抓紧搞好组织整顿，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抓紧制定科学技术规划的指示精神，首先恢复了县级科学技术行政管理机构和职能部门—县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县科学技术协会。成立了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和县农机具研究所，其次是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县委责成组织部、人事部门解决了科技人员归队问题，对用非所学的医、工、农大中专毕业生，根据本人申请，调整到了对口的专业岗位，重点解决了部分知识分子的住房、两地分居、落城镇户口等实际问题。再次是1978年9月县委召开了全县科技大会，会上制定了《富裕县1978—1985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表彰奖励了县制酒厂工程师赵修身、县乳品厂工程师郭传礼、县磷肥厂工程师李延年、县农业局农艺师刘英烈（女）等先进科技工作者，使全县各领域科技工作者倍受鼓舞，焕发了知识分子报效祖国的积极性，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三、走向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开展后，随着揭批运动的深入和拨乱反正的进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大和五届全国人大会议重申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后，由于时间的紧迫和任务的繁重，各地各条战线在实际工作中已逐步突破这个口号的限制，把现代化建设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建设日益成为全党关注的重点。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适时提出了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并很快在中央领导层取得共识，为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准备了更加充分的条件。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召开了历时３６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骨干，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等，提出了积极的建议。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1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２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第一，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第二，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第三，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第四，全会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第五，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第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冶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得以冲破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从而结束了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各条战线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决定在全省迅速掀起一个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高潮。
省委扩大会议之后，县委常委围绕工作重点转移这个中心问题，集中学习了中央领导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了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教训，讨论研究了具体传达贯彻意见，决定全县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县委召开县、公社、生产大队三级干部会议，采取了一杆子插到底的办法，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到全县所有干部，引导人们把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第二步组织广大党员群众学习三中全会公报和会议文件，以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县委根据省委扩大会议和嫩江地委的安排，在1978年末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议上，会议围绕为什么要实现工作重点转换和如何实现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在讨论中大家认为，工作重点转移是强国富民的需要，是历史上发展的必然，也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富裕县自然资源丰富，但很多农民仍未解决温饱问题，因此集中精力搞建设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头等大事。在会上，还分析列举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时的有利条件，经济上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政治上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客观上具备了良好的国际国内发展大环境。
县委在会议上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必须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统一思想，坚持实行工作重点转移，要求做到“五转”的要求：把多年来主要精力抓政治运动，转到聚精会神搞经济建设上来；把多年来脱离经济搞空头政治，转到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思想教育工作上来，把多年来党委包办代替的领导方法，转到党政分工负责上来；把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转到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作风上来；把用行政命令管理经济转到遵循经济规律，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上来。这次会议，指导思想明确，重点问题突出，开出了畅所欲言的民主风气，开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良好氛围，开出了解放思想，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坚强决心。
这次会议之后，中共富裕县委组织全县干部群众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三中全会文件，引导人们把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走向改革开放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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