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人物----孙泱
孙 泱(1915-1967)
孙泱，1915年生，祖籍四川省南溪县，曾用名宁世。朱德挚友孙炳文烈士的儿子。1933年上海光华大学外交系肄业，1937年日本明治大学法律系肄业。1937年回国，在沪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太行山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科长，后入延安军政学院四队、军事高干队及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初期，先后任中共嫩江省委秘书处处长，中共嫩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委员，中共嫩江省委主办的《嫩江新报》社长。1948年3月任中共富裕县委书记。11月，调任东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及文化部长。建国后，历任国家计委军工局局长、研究编译室主任、计委委员兼动员计划局局长，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1967年10月6日遭“四人帮”迫害致死。
(一)
孙泱出生在革命世家，从小在革命家庭的大熔炉里熏陶，是一个典型的受共产主义、共产党教育的理想主义者。这个家满门忠烈，他们为因为民贡献了所有的一切，包括最宝贵的生命。
孙泱的父亲孙炳文1908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1911年参加了辛亥革命，1922年与朱德留学德国，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后，孙炳文回国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兼黄埔军校主任教官。
由于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日益暴露出来。孙炳文通过讲演和撰写文章，揭露蒋介石新右派的篡权阴谋和独裁统治，使反动派大为震惊。蒋介石在反革命政变时，以孙炳文“宣传共产主义最为猖獗”为由，派宪兵对他进行搜捕。孙炳文和他的秘书张斗南、长子孙泱也一并被捕。孙炳文壮烈地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时年42岁。牺牲前留给妻子遗书是一首诗：“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寄语天涯好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那时孙泱仅仅是个12岁的孩子，迫于舆论压力，蒋介石才没加害他。
孙泱的母亲任锐，又名任纬绅，河南省新蔡县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参加过“铁务团”，后加入同盟会。 1913年在上海与孙炳文结婚。1936年参加共产党。孙炳文牺牲后，任锐继续坚持革命，长子孙泱、次子孙济世托朱德照管，长女孙维世托管于上海一位同志家里，只携带小女儿孙新世隐姓埋名，一直在西北部队中工作。抗日战争开始，又积极投入八年抗战中去。抗战初期，辗转来到延安，先后进入抗大、马列学院学习，年近半百，与女儿同班，成为了名冠一时的“妈妈同志”。抗战胜利后，又随师东进，参加了解放京津战役。著有诗词，譬如：送儿上前线，气壮情亦怆。五龄父罹难，家贫缺衣粮。十四入行伍，母心常凄伤，烽火遍华夏，音信两渺茫。惜别儿尚幼，犹着童子装。今日儿归来，长成父摸样，相见泪沾襟，往事安能忘？父志儿能继，辞母上前方。她为革命鞠躬尽瘁，积劳成疾，于1949年4月新中国成立前夕病逝，她的墓碑上周恩来亲笔题字：“妈妈同志”。1946年，“辞母上前线”的孙名世，牺牲于东北战场。在战火中长大的孙济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在东北野战军炮兵部队中屡立战功，被提升为某部指挥官，在辽沈战役中不幸英勇牺牲。
孙泱的长妹孙维世，是周恩来养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女演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导演兼副院长，在演艺、导演、翻译等多方面建树颇多。1946年春天返回延安，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办公室从事秘书工作。1949年10月，毛主席和周总理赴莫斯科同斯大林会谈，孙维世是翻译。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时，孙维世被多次抄家，她父亲的遗物、照片以及在上海时江青给她的信，都被洗劫一空。1968年3月1日，孙维世被江青抓入监狱，硬逼着孙维世揭发朱德、周恩来的所谓罪行，1968年10月14日被迫害而死，年仅47岁。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泱所在的中学成立了抗日救国会，他被选为宣传部长。为了抗日救国，他动员同学们罢课，组织同学们进行示威游行，带领同学们参加群众大会，结果被学校开除了。
后来，孙泱考入上海光华大学外文系，插班到二年级学习。1934年，他怀着求知救国的理想东渡日本去投奔父亲好友郭沫若。到日本后，他进入东京明治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
1937年，日寇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孙泱得知消息，毅然放弃即将毕业的学业回到中国，由周恩来同志介绍到了延安参加革命。他说：“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中国人即使远走天涯海角，也从不会忘记养育自己的祖国。当祖国有危难的时候，为了挽救民族，中国人都会挺身而出报效祖国”。
1938年，孙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在太行山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担任朱德总司令的政治秘书，又跟随朱总司令转战太行山区，出入于硝烟烽火之中。还和黄华同志共同执笔为朱老总写了《论解放区战场》一书。
（三）
1948年3月，孙泱调任中共富裕县委任县委书记。在八个多月的任期内，积极完善富裕县党的建设，组织带领全县人民维护地方稳定，战胜内涝灾害，发展多元生产，全力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一定贡献。
加强党的建设、开展公开建党
孙泱来到富裕后，富裕县的政权建设已经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党的建设还处在秘密建党阶段。孙泱同志很重视党的建设工作，使当时的富裕县委工作搞的很活跃，颇受省委的好评，为富裕县党组织的发展建设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富裕县于1946年6月建立党组织，开始秘密发展党员，并逐步建立基层党支部，富裕县党的组织得到了加强，党的干部得到了锻炼，党的各项工作走上了经常化和规范化轨道，公开建党时机已经成熟。
1948年8月26日，孙泱主持召开了区委书记、区长联席会议，确定富裕县公开建党。提出建党要与生产结合，发展党与巩固党结合，在发展中求巩固，在巩固中求发展。公开党的各级组织，公开党员身份，公开发展党员，公开党的活动。
为加快党的建设步伐，孙泱同志在龙水泉村亲自抓公开建党试点，召开会议介绍公开建党的经验，部署在全县公开建党工作。到1948年10月，全县新发展246名党员，党员总数发展到707名，占总人口的1.2%，党支部达到51个，达到了村村有党支部。不仅党组织和党员的数量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有很大的增强。许多党员在发展生产、参军参战等方面起到带头作用。11月24日，县委举办了第一期党训班，历时20天，全县98名党支部成员及党小组长得到了培训。
1948年10月，孙泱同志主持召开中共富裕县第一次党代会，60多名党代表参加会议。县委书记孙泱做了工作报告。中心内容是发展生产、支援解放战争，同时讨论如何加强党的建设问题。嫩江省委很重视富裕县首次党代会的经验，在省委刊物上全文发表了孙泱的《富裕县首次党代会的几点经验》，覃珍(时任县委宣传部部长，孙泱爱人〉写的《富裕县首次党代会开会经过》，富裕的经验，在全嫩江省推广开去，为全省召开县级党代会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带领全县人民战胜内涝灾害
孙泱3月到富裕县，恰逢富裕县土改工作基本完成，农民望着在自己的土地上迎来一个丰收年。但是，1947年秋富裕县连降大雨，冬季降雪量又特别大，1948年春雨又多，使一、二、四、五区的大部分村屯内涝成灾，受灾面积达32万亩，受灾人口23767人，占全县人口的42.2%，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困难。孙泱面对严重内涝情况，首先召开县区干部会议，提出：“我们共产党不仅领导农民政治上翻身，而且要领导农民经济上翻身，一定要争取土改后第一个丰收年”。提出了激励人心的“翻身农民志气大，困难再大也不怕”，“谁英雄、谁好汉，生产上比比看”的口号，统一了干部群众的思想，振作了精神，鼓起了战胜灾害的信心和勇气，全县人民投入到抗灾生产斗争中来。
5月，连降大雨使土地含水饱和，春涝愈加严重，乌裕尔河南岸一片泥泞，许多牲畜陷死。
孙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亲临一线，以身作则，积极投身抗春涝保春种之中。在他的带领下，几个区以不同措施生产自救；采取挖沟排水；先种岗地、后种洼地；干一块、种一块；有的地方陷马，犁杖进不了地，就采取人工刨掩种或豁沟种；有些积水多、暂时种不上的地，县里就提供给晚田种籽，待水退后播种早熟作物。同时他组织非灾区的人力畜力，帮助灾区抢播、抢种。经过全县人民的团结奋战，直至“芒种”，终于种完了地。
他深入灾区走访干部群众，总结历来抗灾播种经验，然后召开会议介绍推广。犁不能下田撒下种子就用马踏、人踩、耙子搂。种小麦把麦籽撒在玉米茬子地里将茬子拔出撒上籽再回填土。有的地块没出苗就动员群众补苗，有的地块补种三四次。谷子瞎了种玉米，糜子瞎了种荞麦，荞麦瞎了种白菜。
1948年7至8月间，又赶上连降大雨，遭受严重内涝。根据省委关于继续开展农业大生产的指示，孙泱主持召开了区B委书记、区长联席会议。孙泱总结分析了一年来农业生产情况，部署了农业大生产重点工作，提出了开展生产自救，搞好副业生产，克服灾荒，发展生产，组织秋收，厉行节约，再掀农业生产高潮。秋收期间，孙泱深入到各区检查指导工作，要求“秋收要割净、拉净、打净”。
针对遭受涝灾的实际，孙泱体察民情，为群众着想。孙泱在县委工作会议上提出：“重灾区不交公粮、轻灾区减交，非灾区不比上一年多交”的照顾政策激发了农民秋收的积极性，使富裕县农民在土改后在生产上第一次翻了身。1948年秋，全县交公粮480万斤，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10月28日，《嫩江新报》刊载了富裕县各区群众克服水灾完成秋收，农民积极交送公粮的文章，反映了富裕县抗灾自救和开展大生产运动情况。
开展生产自救
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孙泱号召全县人民节约度荒，大搞副业生产，以副补农。孙泱还编出了号召农民大搞副业的动员口号：比如“要想明年不挨饿，今年下力搞副业：副业生产都来干，打猎打苇子把粮换”等。在县委的号召下，农民对抗灾自救信心倍增，热情高涨，把精力都投放到了副业生产上来。为保证安全，县委要求全县领导带头，自愿组合，搭伴结伙搞联合。河套地区200多受灾农民打羊草换回粮食5万斤，出碱的地区出动1200多人扫碱，熬成碱77.73万斤，出鱼地区出动1007人打鱼80.2万斤。有效地解决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和对生活的影响，度过了大灾之年。
认真处理解决社会问题
孙泱能站在全局和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和处理问题。针对当时县政府所在地交通不发达的实际，孙泱完成富裕县城迁址工作，将原址在现今富路镇的县委县政府迁到如今富裕镇，使富裕县政府所在地交通更加便利。
为维护稳定，孙泱强调“进一步加强武装工作，提出要整理民兵，建立情报联系，集中兵力和人力武装一至二个重点，成为机动力量以防匪患”。县公安局增设了治安股和公安队。
1948年10月份，建立了富海公安派出所，在县政府设立了武装科。随后在全县进行了一次搜查行动，打击了犯罪，维护了社会秩序。
1948年，组织开展了划分阶级成分工作、召开平分土地、纠正土改运动的偏差等工作，严格执行政策，紧紧依靠群众，正确区分不同人员成分，采取有力措施弥补工作失误，保证了土改后期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了群众的利益，保证了到1948年8月土改工作胜利结束。
（四）
1948年11月，孙泱调任东北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后升任宣传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此间，孙泱工作之余开展创作。1951年抗美援朝时，孙泱写的长诗——《志愿司机手》在《东北日报》上发表，并由东政文工团配乐朗诵。这首诗对抗美援朝，鼓舞士气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后来又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长诗——《祖国，我的母亲》，诗歌歌颂了伟大的祖国，抒发了对祖国的满腔热爱之情。
1952年，中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孙泱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先后任军工局局长、动员计划局局长、研究编译室主任、计委委员等职，致力于研究计划经济的问题。除了日常繁忙的工作和经常到各省市基层考察外，编写了第一个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并整理编写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故事》一书，在《中国青年报》上连载发表，这本书用通俗有趣的方式介绍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目标，深受读者欢迎。组织上还派他到苏联学习计划经济。后来，孙泱又写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远景》、《我国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等著作，有时还参加《计划经济讲座》，给许多大学生上课。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孙泱提出申请：要求为党中央培养更多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孙泱被调到了教育战线，到四川西南师范学院(简称“西师”)任党委书记兼院长。
在“西师”，孙泱不仅英俊潇洒，能诗善文口才好，而且还有深厚的艺术修养。他鼓励学校文工团在全国第一次将毛主席诗词搬上舞台，改编、创作了舞剧《蝶恋花》，参加1958年5月举办的重庆高校文艺调演获得空前成功。1959年春天，向在重庆召开共青团中央全会作汇报演出，演出结束后，胡耀邦等领导同志走上台来祝贺演出成功。同年秋天，国务院在重庆召开工作会议，上级指示，由孙泱书记带《蝶恋花》剧组向大会作汇报演出。演出结束谢幕时，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等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笑容满面地走上舞台祝贺演出成功。李先念副总理还发表即兴讲话，称赞西南师范学院创造性地表演毛主席诗词，头带得好，值得专业文艺工作者学习。
1960年下半年，孙泱调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担任党委书记。在这段时间里，他发现大学生们的思想中存在很多问题，他感到学校关于道德品质的理论工作和教育工作都做得很不够，自己应该在这方面做些事情。于是，他除了努力完成日常行政工作外，还多次亲自给全院师生们讲课。
在“西师”时，学院还没有设哲学课，孙泱较早深入浅出地在西师讲哲学理论，讲过《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让同学们感觉很新鲜，又能使他们大受启发。后来，孙决结合“整风运动”，又联系同学们的思想实际，系统地剖析了个人主义的根源及其种种表现，批判了各种违背共产主义思想的错误思想，使同学们深受教育。孙泱在调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之后，仍然孜孜不倦地研究着自己的课题，他结合实际给同学们讲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问题。1963年他根据自己的讲话内容，写出了《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讲话》一书。这本《讲话》不仅仅表达了孙泱对青年一代思想品质教育的热情关怀和谆谆教诲，对各种歪风邪气的憎恶，更是他身体力行实践体会的总结。他教育青年，更严格要求自己凡事以身作则，在多方面锻炼自己的品质，做到言行一致。
1962年，朱德同志到成都视察，提出让孙泱去京为他整理传记。孙泱考虑、后回信说：“朱总司令，想到您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一生，我只能义不容辞地接受您委托的任务。莫说一两年，如果工作需要，三五年我也应该拿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孙决又调来北京，在党中央办公厅四组工作了两年。
1964年，孙泱调到人民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兼政治部主任。1965年初，农村“四清”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孙泱又首先报名，带领人民大学部分师生到最艰苦山西定襄搞“四清”。“四清”期间，他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孙泱住在一间小土房中，房中的土炕仅能容两个人。一个小炉子，连烧炕带取暖都是它了。点一盏小煤油灯，只有一个简陋的灯罩，但这就算是农村的奢侈品了。也坚持每天的半天劳动。他们吃棒子面窝窝头、高粱面、小米南瓜粥，就着一点酸菜或咸菜，但这可比老乡吃得好多了，老乡吃的饭里掺入了很多糠。
在“四清”运动中，孙泱学习和研究了一些重大政策性的问题，搞了农村经济调查，对农村经济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多方面对一个大队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写出了《贾家庄农村调查报告》，提出在农村开展多种经营，使农民脱贫致富的意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很有胆识的，也是难能可贵的。他的这份调查报告，回京后交给了中央负责农林口的副总理谭震林同志并受到重视，但也因此康生对他“越权跨行提交报告”极为不满。
（五）
“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党委瘫痪，各校系干部都自身难保，很多老干部、老革命都被揪了出来，形势一片混乱。很快孙泱被解除了一切职务。
林彪、“四人帮”阴谋策划打倒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江青为了达到这个险恶的目的，直接插手中国人民大学的“文革”运动，诬陷孙泱是人大的“头号敌人”，是大特务、日本特务，并扬言要揪出孙泱的后台。
因为孙泱是周恩来总理介绍参加革命的，又长期在朱老总身边工作，和两位伟大领导人的关系十分亲密，所以就被林彪、“四人帮”视为开刀的对象，就是通过整治孙泱然后将矛头直接指向朱委员长和周总理。面对这股妖风，孙泱已经意识到林彪、江青一伙的野心，便暗下决心，誓死保卫被誉为“军队之父”的朱老总，绝不屈服于反革命的淫威，决不配合林彪、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
孙泱始终正气凛然，坚持原则，所以他的处境就更加危险。“文革”闹派性，当很多干部都表示支持某派时，孙泱则表示不支持派性，而支持大联合，因此得不到任何一派的保护。
孙泱忍受着身体上和精神上极大的痛楚，以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宽广胸怀经风雨、受考验。他也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坚信问题一定能搞清楚，历史的本来面目迟早能够得以恢复。因此，即使是在困苦的“牛棚”里，他也坚持打太极拳锻炼身体，盼望有一天能够走出“牛棚”，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
由于他参与了《朱德传》的撰写，正是这本《朱德传》给孙泱引来了杀身之祸。张春桥在“文革”中看了这本书，大骂此书将朱德这个大军阀写成了开国元帅，并说这是在歪曲历史，开国元帅是毛泽东，朱德什么都没有做。张春桥下令对几名作者进行追查。有的作者开始“检讨”，说自己写了本“大毒草”，并开始对这本书进行批判，表示要“重新做人”。可是，孙泱不肯认错，他认为自己就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最有发言权，这本书没有写错，他为朱德元帅立传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张春桥动用大学的造反派对孙泱进行批斗，而孙泱不肯低头。
1967年9月26日，陈伯达和江青出席群众大会讲话。陈说，孙泱是坏人。江青接着说，孙泱是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这种毫无根据的凭空捏造，使得对孙泱的迫害陡然升级。1967年10月6日孙泱惨死在被关押的中国人民大学地下室，终年52岁。
1978年8月，中央决定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文革”被否定，孙泱得以平反。中国人民大学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孙泱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为他昭雪洗冤，对他一生为革命做的贡献也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很多中央首长、北京市领导以及孙泱过去的老战友都来参加了追悼会。但是，遗憾的是孙泱尸骨无存。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孙泱只有遗像。前去扫墓的人只能望着遗像默哀。
(六)
孙泱平易近人。从不以自己是烈士子弟、是党的高级干部而高高在上。总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劳动者，从不摆官架子，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都不搞特殊化。他是一名知识分子，非常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十分关心师生们的学习、工作、思想和生活情况，常和师生们促膝谈心，一起娱乐打乒乓球等。
孙泱有敬业精神。他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满腔热情，极其负责任，认真谨慎，任劳任怨，全身心地投入。每当工作进行很顺利或又完成一项任务时，他就会感觉到蕴含在身体里的力量，就会享受工作中的快乐和幸福。把尽了自己的责任看做是最大的幸福。他总不满足自己已取得的成绩，总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够还要拼命提高水平向前迈进。
孙泱爱读书。无论工作多么繁重孙泱都要抓紧时间刻苦读书。他认为：“学习本身既是一种艰苦的斗争，又是一种幸福的享受，会学的人就更会享受。”他学识渊博，无论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小说、诗歌，都有他相应的作品，常在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他能熟练应用日语、英语，在西师，他就曾用日语和几个日本留学生流利地交谈。他还常用英文朗诵文章。
孙泱具有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严格要求全家，他被调到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后，学校将一栋小洋楼的一层分给他家，但是孙泱觉得太大，只要了其中的三间房，另外的房间让出来做了招待所，一家人基本上都在食堂打饭吃，一向主张生活越简单越好。孙泱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时时事事都注意自己言行，不搞特殊化，坚持同师生们同一个食堂吃饭，拒绝学校给他的专车，天天骑自行车上班。
孙泱对孩子严爱结合。三个孩子小时候都被送进了幼儿园。孙泱认为这样对孩子有好处，不会那么娇气，对孩子的成长锻炼是有利的。要求孩子从小就要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和善良朴实的人格。对从小调皮捣蛋出了名孙冰，孙泱却总是责备自己，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宠坏了。
孙泱的小妹妹孙新世，任北京大学俄语文学教授，是这个革命家庭中的幸存者。孙泱同志的一家是革命的一家，一家人为了中国与世界人民的解放与幸福，献出了热血甚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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