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于维汉老师在富裕工作的岁月
李 金 生
我从齐齐哈尔医专毕业分配到富裕县卫生防疫站工作,当时于维汉老师正在富裕县搞克山病防治(以下简称“防克”)。因工作原因,我作为陪同人员,和于老师形影相随前后26年,并与大家一样亲切地称他为于老师,由此结下了深厚友谊。古人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我虽然不是哈医大的毕业生,没有成为于老师课堂上的学生,但我追随了他一辈子,于老师大医大爱的情怀影响了我一生,他是我名副其实的恩师。我终身效仿他、学习他,获益匪浅。我在富裕县工作了26年,后调齐齐哈尔市公安医院在副院长岗位上退了休。 2010年11月17日,我从报纸上看到了于老师逝世的消息。我和老伴专程从齐齐哈尔赶到哈市参加了于老师的追悼会,我们到时追悼会已结束。在于老师遗体就要拉走火化时,我看了他最后一眼。回忆和于老师在富裕县的日子,点点滴滴的往事仍然历历在目,终身难忘。
扎根病区心系百姓疾苦
最初的记忆总是那么深刻。我刚到富裕工作时年仅20岁,于老师是45岁。我跟着他亦步亦趋,一招一式地学,好像他在用刀雕刻着我,许多东西是在课堂上学不到的。既学他的医术,更学他的医德。 当时,富裕县的67个山东移民村正闹克山病,病死率很高,许多村民都吓跑了。于老师领着哈医大的几位专家急匆匆地赶来了。我记得,他当时穿着一件黑灰色的棉大衣,满脸胡茬子,头发卷曲着,那样子有点像大队干部。我们跟着他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到了村子,再挨家挨户地走,一家也不能落下。他态度和蔼,进了门就和老乡打招呼,他还会说几句山东话,农民和他很亲近。 “你家什么时候从山东老家来的,家里有几口人呀? “不要怕,什么病咱们都能治好!” “政府派我们来的,治不好你们的病,我们就不走!” 几句话就说得老乡心里热乎乎的。接着,他就用听诊器给老乡听诊,他有个习惯,先把听诊器在自己的衣服上蹭几秒钟,再用手捂一下,然后再用听诊器听患者的心音。摩擦生热,再用自已的手捂热,他是怕冰着老乡。后来,我也学会了这个动作,而且用了一辈子。别看这个习惯性的小动作,表达的却是一个医生的大情怀。 如何亲近患者,是于老师教给我的第一课。他还有一个动作也让我用了一辈子,他先用手背贴一会儿患者的额头,再用手摸一下患者的脚心,就知道他是不是发烧。 初步检查后,他还亲自用手提心电仪和X光机给农民进行检查。那时,因为他个子太高蹲不下,他要跪在炕上。检查后,他还对被检查的人做个医嘱,如实说明病情,告诉注意的事项,如改善饮食,不要太累等。他边说,边让我们这些基层的防疫人员记病历。然后,他要亲自看,如果记得不清,字迹潦草了,他不是批评你,而是瞅着你微笑。这时,你就知道,他对你不满意了。你会自己不好意思了,马上改了过来。 在工作上他的严谨认真和一丝不苟,又善待他身边的人,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每个人都高度负责,凡是他看过的病人,第二次见面时,他肯定可以叫出你的名字,说出你的病情。按说他这样的名教授接触的人太多了,可他特别在意普通的农民。因为在生命线上挣扎的农民,需要特别的关怀。这是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委托,更是一个医生的良知使然。 中国历史上讲究“医不叩门”。没有医生去找患者的,都是谁有病了,上门请医生。常被人请的医生,才有地位,才有价值。就是当今社会,请于老师这样的大专家会诊,肯定要来回坐飞机,走时还要给几万辛苦费的。可当年于老师领着我们送医上门,去的都是最穷的农村,看望的都是穷苦的农民,接触的都是食不饱腹、衣不遮体,住的都是房子简陋、环境肮脏,甚至进屋后都无法下脚。在那里,在哪个年代,无论你多么辛苦,多么劳累,没有吃请,也没人给你送锦旗,更谈不上送上被称为“红包”的辛苦费。 当时的条件太差了,我们入村工作都要按照村里安排去老乡家吃派饭,老乡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夏季有蔬菜还好,冬天就是土豆酸菜之类,啃咸菜,喝苞米面粥,主食大部分都是玉米面饼子。有时公社领导看着于老师等医疗队的同志太辛苦了,一定要请于老师到公社食堂吃顿饭。于老师说,要请,医疗队一起去。他们不去,我也不能去。公社领导实在没办法了,就给他和医疗队的同志送点奶粉和其他营养品,又让他都送给农民了! 为了进一步搞好防治和研究,1965年,哈医大在繁荣公社(现在的繁荣乡)建立了病情观测点。这样我又和于老师一起驻进了繁荣公社卫生院,大家都叫“大草房子”,是一栋草顶的大土房子。里面有专家宿舍、诊疗室、化验室和手术室,这座“大草房子”也成了“教授级”的公社卫生院,附近村子里的人都来看病,也不管是不是克山病。那时,于教授他们整日的忙,来者不拒,亲自给农民患者诊断。应该说,那段时间,繁荣公社那一带老百姓没有缺医少药的。也是在这里,于老师和医大的几位教授给我们这些基层卫生干部,还有来自村里的“防克”员上大课,讲“克山病”防治理论,更是手把手地教我们防治方法。这时,我名副其实成了于教授的学生了,我这个中专生,尽管没上过大学,但却是“研究生”的级别,得到了名专家亲自授课。
风雪夜奔赴绍文公社抢救重症病人
那时,哈医大的许多专家轮流到繁荣公社(现在繁荣乡)蹲点,而于老师每年在克山病高发季节都来繁荣公社。记得1966年的除夕夜,于老师领着我们抢数了三个急症病人。初四那天傍晚,又接到绍文公社共兴大队(现在绍文乡的共兴村)的电话,说有一中年妇女克山病发作了,很重,他们派了一辆马年来接于教授。 没想到,天没黑就刮起了“大烟炮(风雪交加且大,农村人称大烟炮)”,风大雪猛,昏天黑地,顶着风跑,马都抬不起头来。于老师,张治国老师,还有我和另外一位哈医大的医生上了车。那车上铺了两床被,被上堆着麦秸。我们钻进麦秸里、上面再盖上被,车老板怕我们掉下来,又在我们身上缠了几道绳子。一路上还是冻得受不了。 那是我这一生最遭罪、最难忘的经历!其实到共兴大队只有七十里地,因为风雪太大,路特难走,我们整整跑了一天!没吃也没喝,冻得缩成一团!那一次,我才理解“抱团取暖”的真正含意。我真是后悔呀,不该让于老师和我们遭这么大的罪! 一到了共兴大队病人家,那个37岁妇女的丈夫领着几个孩子齐刷刷地给于老师和张治国老师跪下来。“快救救我妈吧!她快不行了!”孩子们哭号一片。于老师说:“你们快起来,要不,我们就走了!” 还好,当时于老师他们对急症病人已经有了有效的治疗办法。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救,这个妇女缓过来了。我们实在太累了,困了,就蜷缩在那铺小北炕上眯一会儿。于老师整夜都没有合眼。 那家的男人不知怎么感谢我们好了,他从邻居家借了两个鸡蛋,煮好了让我们吃。那时不让农民养猪,养鸡下的蛋都换油盐钱了。我们都不忍心吃,最后还是于老师下了令,我们每人吃了半个鸡蛋! 如果不是我的亲身经历,我都不相信,这神话般的故事。当时于老师、张老师,为了抢救病人,他们什么也不在乎。就是为了病人的生命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也会毫不吝惜的!
在“蹲牛棚”期间组织 人员就地为患肿瘤的农民做手术
于老师在“蹲牛棚”期间不怕担责,组织医护人员就地为患肿瘤的农民王成贵做手术的事在富裕县被传为美谈。 1966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开始了,谁能想到,像于老师这样医术这么高超的医生却遭了大难。他先是被揪回学校批斗,接着又被造反派押到繁荣公社批斗。被迫放弃了“防克”工作,下放劳动。但他的意志并没有消沉,仍然为当地的群众看病治病,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 当时,在繁荣公社的还有一位王乃谦教授,他原来在学校扫厕所,后来和于老师一起来到了繁荣公社参加生产劳动。当时队里一个叫王成贵的农民被诊断为恶性额骨肿瘤,在家等死。于老师和王教授研究后否定了这个结论,王教授动员王成贵到大医院做手术,但他无钱,病情越来越重,如不及时治疗,随是都有生命危险。于老师和王乃谦教授反复研究,决定由王乃谦教授主刀就地手术。但他们都被取消了治疗权,当时,幸好在这里劳动改造的校党委书记隋永起支持他们为农民解除病痛。这样于教授和隋书记给王教授当护士,他们用从齐齐哈尔市医院借来的设备,成功地为王成贵做了肿瘤摘除手术!当时,全村的农民在临时手术室外高呼:“毛主席万岁! 后来我在《哈尔滨医科大学报》上读到已经是省政协副主席的王乃谦的文章《师恩永难忘》。王主席在文章中记述了给农民王成贵手术的过程,在文章最后他说:“记得于维汉老师对我讲过:人的一生短暂而又漫长,短暂的是生命,漫长的是经历。作为医生的责任是保护人们的健康和挽救人的生命;作为老师是把众多的学生培养成才。于老师提出的这‘治病教人’和‘教书育人’的两大天职,让我遵循终生,念念不忘!” 王乃谦先生和于维汉先生一样,都是值得我尊敬的“精诚大医”,他认为“大医”的标准就是“佛心”和“神术”,就是有佛一样的慈悲之心,有神仙一样的医术。“神术”就是“精”,“佛心”就是“诚”,“精诚大医”就是患者对医生的最高要求。
于维汉老师的品格是我终生的财富
于维汉老师的人品给了我很多做人做事的感悟,是我一生在工作、生活上永远遵循的准则。 一是医生在病人面前要谦卑低调。于老师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病人,都是那样诚恳,让人没有距离感,没有畏惧感,愿意坦诚地交心,相信和服从治疗。于老师从来不准许别人拍他工作照,有人拍工作照代上他,在边上都不行,于老师为工作的低调是少有的,什么都不让照,别人照相只要有他就不行。于老师的人品好的几乎是到头了,这也是我为什么在他的追悼会上会哭的两个人都强搭起来。在他的意念里,只有为人民服务、为农民服务、底层的穷人服务,实在是太难得了, 二是业务上要刻苦钻研,工作上要任劳任怨。当医生要有真本事,不钻研没出息;当医生又是苦差事,上帝派你来,就是为众生解除苦难的,吃苦挨累都是职业需要,否则你就别干这一行。从于老师身上我们明自了,凡大医者,都是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 三是越是在基层越能成就好大夫,为农民服务应该是我们的天职。我的所谓本事都是在下面练出来的。于老师之所以成为中国地方病方面的泰斗,是和他几十年深入农村搞克山病的防治和研究分不开的。农民在中国人数最多,当医生不为农民医病,是你从医的缺憾。我从富裕县调到齐齐哈尔后,每年都有几个月下乡,不只是农民需要我,而是我也特别需要农民。不给他们治病,我心里不安。我当了领导之后,我们医院和好几个县的医院都有人员交流计划。医院的青年医生,我都让他们定期下乡,这对他们地成长是大有裨益的。 四是医生知识越多,本事越大。我特别佩服于先生,他知识丰富。精通临床,又通晓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营养学、社会医学、心理医学等,这些知识的融会贯通,使他成为大家。我就是个中专生,这些年通过不断的钻研,也在心理医学、中药学、行为医学方面有所收获。 五是白衣天使要一辈子清白为人。淡泊名利,不谋私利,于老师一辈子就是这样。我可以无愧地说,我没有拿过患者的“红包”。有人为了交通事故的鉴定给我这个公安医院的副院长送8万元,可能只要我的一句话,他的目的就能达到。可是我不能办,我觉得于老师在看着我,我不能愧对他呀!谁让我甘心当他的弟子呢! 于老师对我恩重如山!这么多年,他每次到齐齐哈尔,都要看我,一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现在我有许多话要对于先生说,他不在了,把这些事情记述出来,尽管心在哽咽,但心里也好受了一些。 (声明:未经本人同意,一律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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