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依相伴七十年（李重民）

仇福海

   
           相依相伴七十年
                  
               李重民


  2012年5月，住在北京医院治病的余建亭对我说：“我们谈恋爱到现在已经七十年了，风风雨雨我们一路走来，不论是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现在我们俩都老了，以后的日子可能不长了，还是要互相帮衬着走下去，直到一辈子。”建亭讲这些话时，二女儿小玲也在旁边。建亭在病床上说的这几句话，情真意切，语重心长，使我很感动。建亭那时94岁，我93岁，的确我们都老了，但是我们之间的感情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与日俱增。回忆我们共同生活、并肩战斗的七十年，感慨万千，我想用笔记下来，送给建亭，也送给我们的孩子们。


    一、相识、结婚在延安
  七十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国爱国志士义愤填膺，摩拳擦掌，希望到抗战前线打日本帝国主义。1937年7月，已是共产党员的建亭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8月，因工作需要， 组织上调他到延安，给毛主席会见美国记者海伦·斯诺当翻译。之后他随海伦去前方，后因海伦丈夫斯诺要她回到自己身边，海伦就改道回青岛，建亭便到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任记者、通讯股副股长和秘书长。1938年4月，他又回到抗大继续学习和工作。1939年3月，他调到军委总政治部干部科任干事、秘书、干部股股长。在此期间，经熟人介绍，我认识了建亭。我当时工作的中央党校离总政不太远，走路不到二十分钟，有时我们晚饭后到延河边散步，在农民的粮食堆、柴火堆旁交谈。我们还一起去抗大看望建亭的同学曾桂友，曾桂友对我说：我熟悉余建亭，他很好，你们结婚吧。我是四川人，曾桂友的爱人高林也是四川人，我和高林同行从西安一起赴延安，她也是建亭在抗大的同学。我们有共同认识的人、共同的朋友。经过交谈，我们感到志同道合，相处很好，认为可结为伴侣。我们分别写申请结婚报告给各自的领导批准。当时我在中央党校政治处任干事，校长是邓发中央政治局委员。建亭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任股长，组织部部长是胡耀邦。耀邦部长批示：“邓发同志，成人之美”。邓发很快批示：同意。于是，总政组织部办了两桌饭，请组织部的同志参加。我们中央党校有胡明、芦应华两位女同志参加了婚礼，共同庆祝，大家都非常高兴。总政副主任傅钟也去看望我们，傅钟和我都是四川叙永县人，傅钟爱人是我三婶在老家教书时的学生，在成都时常到我三叔家玩，所以比较熟。
  我调到胡乔木领导的中央图书材料室外事组工作。以后我请求下基层锻炼，这样，就分配到甘泉县一个区里工作，经常下乡，搞调查研究，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基层工作不到一年，建亭希望我回延安，我被分配到军委总后勤部政治处当秘书。后来因生孩子，不便在大机关工作，我要求调总政招待所工作。不久让我给所长当秘书（兼带孩子小明）。1942年1月，建亭任军委直属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巡视团主任，12月又去军委军工局担任党总支书记兼政治科科长。


    二、进军东北
  随着抗战形势迅速好转，根据地日益扩大，需要更多的干部去新开辟的根据地工作。1945年8月下旬，建亭和我响应党的号召，和几十个干部报名去根据地工作。我们一起到八路军总部，在那里接到军委命令，要我们这批干部去山东根据地工作。我们这一行人都是徒步行军赶路。因为，我们要带刚一岁多的孩子小明，总后勤部部长批给我们一头毛驴，这样一路上就轻松了一些。军工局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李恩魁帮助我们照顾小明行军，公务员贾力生跟着建亭，这样我们5人随着干部团从延安出发，经过晋西北到晋东南，途中要经过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行军途中非常紧张，同时也很愉快。当时有的同志还不知道铁路是什么样子，在紧张的行军中特意去摸摸铁轨，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新事物，感到非常有趣。走到河北和山东交界处时，我们接到中央一个电报，命令我们改去东北。当时苏联红军打败了日本关东军，占领了东北，东北解放形势很好，急需大批干部去东北开辟根据地。我们受命日夜兼程，在山海关附近，越过长城，进入东北。通过绥中线时我们坐上运煤的火车，人就坐到煤堆上，比步行轻松多了。以后，我们又坐上苏军分给的一节大通铺火车厢，几十个人都挤在一起，有一对夫妇带着两个孩子，由于太挤睡不下而吵嘴，吵得别人也睡不好，这时我们有个同志就开玩笑说：别吵了，到沈阳每个人都给一栋二层楼房住！说得大家都哈哈直笑。


    三、经沈阳、长春继续向北
  我们到达沈阳的时候，日本已经投降了，沈阳被苏军占领，我军也有部队进驻。初看沈阳感到真大！我们一位战友觉得很好奇，在街上找了一辆人力车拉他漫游沈阳，晚上回来告诉我们：“沈阳真大，跑了一整天也没有把全城看遍。”我带着孩子小明坐人力车去驻地，路上遇到几个苏联红军，他们好奇地看着我们大喊：“女八路，女八路！”当时我们见此情景也很高兴。
    据说苏联和国民党有约定，打败日军后解放了的东北大城市和满洲铁路要交给国民党政府管理。因此，我们这支队伍只能在沈阳休息3天，必须离开沈阳。于是，我们乘坐的火车只能向北开到长春待命。又听说长春的苏军也要撤退，撤退前要把日军留下的军火库炸毁。我们有的同志就到军火库搬来几支步枪，还有一挺机关枪，高高兴兴回到火车上。火车继续向北开到齐齐哈尔市的郊区。


    四、在嫩江军区第一旅
  1945年11月，北满分局分配建亭到东北嫩江省军区第一旅政治部当副主任。当时一旅的任务主要是打仗和剿匪，建立革命根据地。有一次建亭带了部队进了一个县城，有一股土匪半夜包围县城，土匪捎信要城里的人投降，建亭便回了一封信给围城的土匪头子，说“你们要进城，我们用枪炮子弹欢迎”。因为快天亮了，土匪见势也不敢妄为，就溜走了。
  这时建亭一直在战斗部队工作，以打仗为主。黑龙江和嫩江一带，天气常常零下30度到40度，日夜骑马打仗只穿棉衣，最多加一件棉大衣，非常辛苦！好在当时建亭年轻，还不到30岁，有火力，在那样严寒和艰苦的环境下能够坚持下来，真是不简单。
  当时我们部队主要任务是解放东北，同时也需要有一个巩固的后方，供给战斗部队的军需和给养。一旅在甘南县临时成立了一个供给处，我们三家军属住在那里，帮助工作，我当临时教员。后来一旅解放了林甸县城，我们后方人员又搬往林甸县城。


    五、发动群众搞土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1946年5月，建亭任嫩江省林甸地委宣传部长。当时林甸县委书记是周刚，我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由于县城刚刚解放，许多工作千头万绪，我们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不久富裕县解放，建亭任县委书记。我任县委组织部长兼城区区委书记。以后上级调来曾宝平任城区区委书记，我就不再兼任区委书记，专职做县委组织部长了。
  当时全县进入土改，县委、县政府负责人除了抓好本职工作外，每人要抓一个区的土改。经常下乡，最初农村并不平静，常有土匪、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光复军的残余到处流窜，时有烧杀抢掠，所以下乡搞土改必须带武装保卫。有一次我们五六个人到郊区农村搞土改、做宣传，晚上住在一户地主大院，大院四周是高墙。一天半夜一股土匪约有十多人从高粱地里跑出来，要进大院，我们的同志拿着枪在地主大院四个角落把守，双方对峙到黎明，土匪怕到天亮对他们不利，就骂骂咧咧地钻进高粱地跑了。
  我们在土改工作中的一般做法是：派土改工作组，首先到当地通过家访和调查研究，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忆苦思甜，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经过发动群众，贫下中农表示坚决与恶霸地主进行面对面斗争。在富裕县郊区斗争会上贫下中农控诉地主恶霸剥削压迫他们的情景使我们难以忘怀！我们目睹了在天寒地冻的日子，有的农民衣不遮体，有的身上穿的破棉衣棉裤补了又补，一件棉衣裤几代人穿，棉衣上面一个洞一个洞的，有的棉絮还从窟窿里漏了出来，有些地方都不能再补了，他们特别恨伪满汉奸、警察“打精米，骂白面”（注：当地土话，是指不允许老百姓吃精米、白面），一见到老百姓吃精米白面就非打即骂。，苛捐杂税又很多，他们控诉起来很解气，很痛快。现在共产党和解放军来了，把反动派打倒了，他们真正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十分高兴。经过土改，斗争了恶霸地主，广大贫下中农不再受剥削，不再受压迫，分得土地、牲畜和恶霸地主的浮财，建立了农会，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安安稳稳过太平日子，所以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解放军。我们的工作步入正轨，根据地建设越来越巩固。


    六、与乡亲们的深厚友情
  1947年土改后期，我因生孩子，城区区委书记的工作由曾宝平同志负责。我生下二女儿小玲后，缺奶水，听别人说城边有一个姓任的贫农妻子（注：现富路镇富路村村民任子发的妻子）刚生的孩子夭折了，我到她家托她带小玲，她高兴地答应了，这样我能腾出精力投入到县里的土改工作。后来任妻又生了一个女儿，几年后任妻病故，老任一个人要种地、管家，无法再同时带两个孩子。那时我和建亭己调到沈阳工作，老任就把小玲送到沈阳。当时我们是供给制，由公家给了他三个月工资，他拿着这些钱去热河娶了个女人，把新娘放在沈阳火车站，然后来到我家，说他要回家种地，缺一头牲口，建亭便写信给讷河县委书记郝方侠，说明建亭在部队时骑的两匹马离开讷河时留下了，请他送一匹给老任。老任回去要到马高高兴兴地回家过日子了。后来，我去黑龙江省调研，顺便到了富裕县，特地到老任家里去看他，同时也看了几个我多年不见的土改积极分子，他们都很好，回忆土改往事，十分愉快。晓明、晓玲和余东工作后也去富裕县看望过任大伯及家人。是根据地的乡亲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们，没有他们全力支持和帮助，东北全境的解放也不会来得那么快。在根据地和乡亲们一起搞土改的那些日日夜夜，以及乡亲们对我们的热情帮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建亭以后又任过讷河县委书记。


    七、参加沈阳军管会
  1948年10月，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解放了，中央任命陈云同志为沈阳军管会主任，主持沈阳解放后的全面工作。建亭当时已经是陈云同志的秘书，便随陈云到沈阳工作。因为沈阳刚解放，一切事务都得军管会拍板，后来又调了李锐同志到陈云身边工作。由于陈云同志亲自领导，运筹帷幄，采用各在其位，各谋其政的方针，把国民党占据的杂乱无章的大沈阳城管理得井井有条，很快步入正轨，一片繁荣。由此许多后来解放的大城市，都借鉴沈阳解放后管理的经验。全国解放后中央调陈云同志到北京工作，因建亭希望到工业部门锻炼做些实际工作，1949年5月，调到东北化工管理局任局长、东北工业部处长。


    八、调来北京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建亭和我调进北京分配在国家计委工作。建亭先后任燃料工业局副局长，工业生产综合计划局局长，国家计委委员、计委党组成员兼重工业局局长。我在劳动工资局任科长、副处长和处长。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结合实际情况，经过综合平衡后编制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并制定执行计划的措施意见。计划下达后经常到各地调查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根据需要调整计划指标，重大问题向上级汇报。建亭参加了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起草。1956年建亭随国家计委李富春主任出访苏联，1957年参加中国经济技术考察团访问英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1970年秋任国家计委地质局(原地质部改名，后称国家地质总局)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1978年3月任轻工业部副部长。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3年10月至1987年秋任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1988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建亭对工作从来都是非常认真、细致，看重实际，钻研业务，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他撰写的《陈云与东北的解放》《经济工作文集》《余建亭文选》等著作，是他调查研究的结晶，倾注了他的思考、总结、归纳和提高。很多给上级写的报告和材料，都是他亲自执笔起草。他有很强的求知欲望，1996年底离休后他仍然抓紧时间读书、看报、看文件，特别是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他都很认真地阅读并与其他同志讨论。尽管九十多岁了，在住院期间，仍向看望他的同志询问刚刚发生的国家大事、全球新闻。建亭能团结同志，对人谦虚和蔼，周围的同志愿意接近他而成为朋友。
建亭告我，他自幼从母亲的药罐子里长大，后来进中学开始注意锻炼身体，特别是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后，身体逐渐好起来。但是1982年他因吃烧鸡，消毒不严，发高烧42度一周不退，医院报了三次病危，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才逐渐恢复，但身体变弱，以后几次摔跤骨折、生病住院。但他战胜疾病的顽强毅力令人感动。


    九、我们有一个幸福愉快的家
  我们的家庭是个团结、奋进、和睦的家庭。大女儿晓明是在延安出生的，二女儿晓玲是在黑龙江解放区出生的，儿子余东和小女儿晓丹出生在沈阳。我们对孩子从不娇惯，晓明和晓玲在沈阳、北京刚上小学就送到离家很远的寄宿制学校上学，每周末她们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家，她们俩到北京工业学院读书也是一周回家一次。每个学期建亭和我都要检查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册，关心每个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和学习情况。余东和晓丹上中学期间赶上文革，中学毕业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后上了大学。
  孩子们幼年时，建亭常常抽空和他们打手板、猜中指、用扑克牌变戏法，逗得孩子们总是兴高采烈的。在节假日建亭和我常带领孩子们去公园游玩。即便是后来年纪大了,建亭仍然要带个小凳子和报纸在公园里找个安静处等孩子们玩够了一起回家。
  建亭很爱唱歌，早在1936年时他就是燕京大学民先队的歌咏队长。他的嗓子高吭而嘹亮。在家庭聚会时常带领和指挥孩子们放声高歌，“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日救亡歌曲、抗大校歌和八路军进行曲，气氛热烈。建亭喜欢摄影，1956年他访问苏联时买了一架基辅牌135相机，这在当时是很稀罕的东西，建亭用它给孩子们拍了很多儿时珍贵照片，记录了全家欢乐的情景，月坛照相馆的师傅为他冲洗照片后，也时常称赞他照相的技术水平很高。建亭还爱说笑话，时常给孩子们讲些他们在战争年代闲暇时间谈起有关地方方言的笑话，还有山东军阀韩复渠的笑话，他的笑话时常把全家逗得前仰后合。在子女的眼里建亭是一个即慈爱又严肃的父亲。他从来没有打过孩子，甚至没有大声地呵斥过他们。孩子们犯了错误，他绐摆事实讲道理，孩子们每一点进步他都鼓励和表扬。
  建亭一生十分好学，读书看报是他必做的一件大事，特别是关心国内外大事。他勤学好问，一丝不苟，就是生病住院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新知识他也从不放过，有关计算机互联网中的很多问题都在他的关心之列。
  在这种言传身教家风的影响下，孩子们也自觉效仿。现在四个子女都有各自和睦的家庭，都力争做好本职工作，他们好学上进，工作努力，作风正派，团结同志，尊敬长者，努力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之人。四个子女现在也都当了爷爷、奶奶，建亭和我很爱他们。建亭住院期间，在北京的孩子，夫妻轮流去医院看望，住在外地的孩子常常写信和打电话问候。孩子们、女婿、儿媳和孙子辈很孝顺，使建亭和我晚年都很幸福，我们俩年迈，有这些亲人在身边关怀、照料，足矣。
  少年夫妻老来伴，我们懂得珍惜生命与健康的道理。老年夫妻如何作伴？就如七十年来我俩走过的道路，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为人民服务不动摇，在一些生活琐碎事上互相谅解，不把小事发展成大事，不计较彼此的得失，不为分歧争吵，不是原则问题，对生活小事，要忍让谅解。风风雨雨我俩走过了70年，本身就是弥足珍贵的缘分。作为夫妻，我俩心中都感谢对方相随相依相伴。
  2016年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建亭和我们一起度过了党的94岁生日然后平静地走了。每当我重读建亭写的文章，每当我从录像中听到和看到建亭音容笑貌，我觉得建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峰再起时

:)感谢老一辈的付出，才有我们的今日衣食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