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与曲折发展 （1956年9月?1966年5月）

仇福海

第三编　　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与曲折发展
（1956年9月—1966年5月）

从1956年9月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中共富裕县委领导全县各族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突出的成就，也有失败的教训、惨痛的损失，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
1956年9月，在全面提前超额完成全县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的基础上，中共富裕县委贯彻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方针，着手实施全县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并取得了显著成就。
进入五十年代后期，在“左”的指导方针影响下，富裕县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产生了生产关系急于过渡、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和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1957年的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把一批党员、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经济上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和“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造成了全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局面。1959年在党内开展的“反右倾”、“反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产生了不良后果。加之连续遭受自然灾害，使全国从1960年起进入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冬季开展的农村整党整社运动，对纠正普遍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的“五风”错误起到了一定作用。
从1961年至1964年，县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省委、地委一系列政策措施，使全县经济逐步恢复，群众生活明显好转。但由于当时“左”的指导思想并未得到彻底纠正，1965年开始的城镇“五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解决干部作风和农村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起到了一定作用，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连年丰收，但运动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又在对待知识分子、统战对象方面产生了一些“左”的偏差，使得一批基层干部遭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是不同寻常的十年，中共富裕县委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历经困难和考验，期间有“三面红旗”的曲折，有三年困难的艰辛，有调整的成效，为全县后来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党组织的威信很高，社会风气很好，经济发展迅速。到1965年底国民经济已经全面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全县经济出现了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历史表明，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是艰辛曲折的，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但初步建设起发展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建设骨干，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全县国民经济又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第二十章　　党的“八大”精神的学习贯彻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
随着全国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把注意力和工作重心逐渐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长期探索的非常困难和复杂的问题。
从1955年底到1956年春，为准备“八大”的召开和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重要著作。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指出：“整个工业化、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产业的规模和速度，都应适当地扩大和加快。”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为全面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明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
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上述指导思想，在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文化经济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会议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做出了全党今后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发展生产力，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决策。这标志着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
“八大”闭幕后，中共富裕县委按照中共黑龙江省委一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的部署，立即开展了传达宣讲八大精神活动的热潮。在“八大”精神的鼓舞下，富裕县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全县各族人民为了改变富裕贫穷落后的面貌，斗志昂扬，艰苦创业，中共富裕县委认真贯彻“八大”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使全县工业、农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方面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到1957年，在中共富裕县委领导下经过全县干部群众的艰苦努力，全县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全县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此为标志，全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得以全面展开并不断取得成果，使全县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一、党的“八大”精神的学习贯彻
1956年９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路线，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各级党组织就向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开展了对八大精神的广泛宣传。
1956年9月20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党的八大的宣传教育活动。1956年10月15日，中共富裕县委召开县委工作会议，会议由县委书记于志远主持，会上学习了中共八大会议文件，传达了10月11日到13日召开的省委一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决定要普遍深入地向全县各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传达贯彻八大决议精神，切实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克服主观主义，切实加强党的领导，抓好计划经济工作，努力办好农村合作社，加快全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会议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群众行动起来，认真落实八大决议，加快全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步伐，为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多做贡献。
会后，中共富裕县委认真贯彻中央八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巩固成绩，提高质量，重点发展，全面安排1957年的工作方针”。在“八大”精神鼓舞下，全县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富裕县委带领全县各级党组织在实践中较好地学习贯彻党的“八大”制定的方针政策，组织各族人民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全县各条战线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1957年是全县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年，是全县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这一年全县经济建设和任务非常艰巨。工业上新建乳品厂等企业将开工生产，试制和生产松鹤牌乳粉等一批新产品任务。在全县农村实现农业合作化之后，农业生产合作社要进一步巩固提高，在经营管理、生产组织等方面亟待完善和加强。商业、财政、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迫切需要积极改进工作，才能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发展的形势。
中共富裕县委在这一时期按照党的“八大”精神，根据省委一届三次全委会议确定的“巩固成绩，提高质量，重点发展，全面安排”的1957年工作方针，结合本县实际，紧紧抓住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较好地完成了全年各项工作任务。县委在经济计划工作中，根据八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合理调整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适应本县财力、物力、人力等可能性的实际情况，加强和改进对县办工业企业的领导，建立健全了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扩大基层权限，调动各级组织与职工的积极性，提高管理水平，开展增产节约和技术改进（造）活动，把“八大”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作为各项工作的依据和思想动力。经过这些努力，稳定了全县工交财贸战线生产经营的正常秩序，使全县的财力物力有了较大增长，物资供应趋紧的状况有所缓和，保障和促进了全年经济计划的完成。
中共富裕县委在全县实现农业合作化之后，根据本县农村实际情况，把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合作社、农民三者之间关系，把全县农业合作社从经济上、组织上、思想上完全巩固起来，以便充分发展合作社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夺取粮食丰收，增加社员收入作为工作重点，始终加强了对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领导。1957年4月，县委召开了全县农村工作会议，县委领导传达了中共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办好合作社，争取大丰收”的要求，提出了加强全县合作社的组织整顿和组织建设，改善经营管理，建立健全合理的分配制度，全面发展粮食、林业、畜牧业生产，增加合作社集体和社员收入等农村工作任务措施，县委所采取的这些举措是完全符合全县农村的实际状况的。当时情形大多数农业合作社办得比较好，但由于合作社是新生事物，干部无经验，群众不习惯、不适应。根据县委工作组的调查，全县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的主要矛盾是社员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要求和农业合作社经营管理水平落后的矛盾，社员民主办社的要求和干部作风不民主、财务不公开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县委根据省委的部署，在全县农村普遍开展了“整社”工作。
在全县“整社”工作中，县委派出了120多名机关干部深入农村，和基层干部一起集中检查和解决了在民主办社方面问题。普遍检查了农业合作社内干部民主管理、经济发展及按劳付酬的原则，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充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这对提高农村生产力，巩固合作社，促进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共富裕县委领导各级党组织和各族人民，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积极开展各项政治运动的同时，努力发展经济，以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全县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
在中共富裕县委的领导下，全县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努力奋斗，到1957年，工农业各项主要生产指标都超额完成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7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1450千元，五年内增长了48.9%，工业总产值达到了2556千元，五年内增长了136.9%，比五年计划1097千元提高133%，农业总产值达到18849千元，五年内增长了41.8%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富裕县委按照中央和省委垦荒移民的部署开展了大规模的机械化开垦荒地和接受安置山东移民工作，兴建了55个移民新村，扩大了耕地面积，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生产能力。全县1956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3509吨，超计划2.9%。1957年大牲畜存栏达到了28872头（匹），比1952年的25354头（匹）增长了13.9%。全县造林五年累计完成55614亩，比一五计划增长72.5%，其中育苗完成3346亩。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富裕县的工业发展迅速，先后建起了国营食品厂、农机修造厂、乳品厂等三户企业。1957年末，全县地方国营工业企业达到8家，职工由1952年的128人发展到226人，固定资产（原值）由1952年的43千元发展到353千元，增长7.2倍。在工业企业中大力开展技术发明和技术革新活动。加强经营管理，开展增产节约竞赛活动，使企业得以巩固和提高。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县电力、邮电、交通运输也有很大发展。1949年，县企业公司所属宁年加工厂购进一台75千瓦单项发电机自行发电，供厂内生产和邻近30多户居民照明。1953年齐齐哈尔电业局架设了由齐齐哈尔至宁年的35千伏60公里的高压线路，在宁年镇内建设一个320千伏安的变电所，这是我县第一条6.6千伏安高压线路。1957年，塔哈乡在塔哈机场接1.1公里高压线路，苇场、火车站各架设0.3公里线路，供乡政府和所在地居民用电，此为全县农村用电之始。乡镇邮电局（所）由1952年的6个增加到13个；电话台数由57台增加到162台；邮路长度由160公里增加到438公里；邮电业务总收入由42万元增加到82万元。
第一个五年计划间，全县重点整修了富裕到富路的26公里道路。由于这段路大部分处在乌裕尔河套低洼地带，修筑困难度很大，由省交通厅和富裕县人民政府组成筑路指挥部，动员民工，从五月到九月大战四个月，完成了整修任务。1957年冬省交通厅又派来7名技术员，县里抽调50名民工，进行了修复险旧木桥工作，经过3个月时间，改造修复了3座木桥。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县商业有很大发展。国营商业网点到1957年发展到23个，比1952年增加了13个；合作社网点发展到47个，增加20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均超额完成全县第一个五年计划。
随着全县经济的迅速发展，富裕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得到快速发展，文化事业机构由1952年的１处发展到6处。相继建立了电影放映队、广播站。1952年有初级小学112个，249个班级，在校学生8507名。1957年在校学生比1952年增长25.1%。1957年全县有初级中学在校学生546名，比1952年增长6倍多。初高级小学教师由1952的265名，增加到332名，增长25.3%。初级中学教师由1952年的3名增加到25名。全县有3715人参加业余文化学习，提高了职工干部的文化水平，同时也使一部分人扫除了文盲。医疗卫生事业机构由1952年的1处增加到21处，县医院床位由12张增加到20张、卫生技术人员由1952年20名增加到177名。修建医疗卫生部门房舍800平方米。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富裕县人民的生活有了显著提高。职工工资1952年358元，1957年达到586元，提高63.7%，比五年计划442.8元提高32.3%。五年修建职工住宅9642平方米。居民消费品购买力1952年每人平均62.5元，1957年达到140元，提高124%，居民储蓄存款由1952年的1.5万元提高到1957年的18.1万元。
全县“一五”计划所取得的成就，是富裕县经济发展史上的空前壮举。是中共富裕县委带领党组织和全县各族人民认真执行党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经过艰辛努力取得的伟大成果，“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为后来经济建设奠定了发展基础，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极大的鼓舞了全县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

第二十一章　　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指出：“现在我们党内许多同志仍然存在主观主义、功利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必须大力克服这些严重缺点，才能把我们面前的伟大建设工作做好”。“波匈事件”（1956年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群众走上街头抗议当局的骚乱。）发生后，毛泽东对国内局势做了科学分析，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阐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问题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在党内和广大知识分子中进行了传达、学习和讨论，实际上为全党整风做了积极准备。
1957年4月27日，党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是在我们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变化，全国正面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形势下进行的，目的是进一步地提高党的战斗力，更好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在整风过程中，发生了极少数右派向党进攻的复杂局面。党中央很快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倾向进行反击，从1957年6月8日开始，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右派斗争。由于对当时的形势做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导致了反右派斗争出现了扩大化错误。
1957年5月13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向全省发出了《中共黑龙江省委执行中央关于整风运动指示的计划》。9月，又发出了《关于开展向右派分子斗争的决定》。按照省委的部署，中共富裕县委相继在全县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运动。在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把一些有错误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甚至把许多属于对党工作的批评意见都看成是向党攻击，把部分党员干部、知识分子错误地划定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良后果，挫伤了一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爱国人士的积极性，影响了全县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
一、学习贯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苏共十二大以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乘机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波匈事件”对中国也有一定影响。1956年秋冬，在个别农村、工厂、学校出现了一些“闹事”情况。
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完成，加上经济建设中有些冒进倾向，许多社会矛盾突出出来。由此，借鉴斯大林晚年错误和“波匈事件”的历史教训，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社会的各种矛盾，就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着重思考的重大课题。
1957年2月27日，在有1800多位各方人士出席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系统地阐明了关于严格区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性质完全不同，敌我矛盾是需要用强制、专政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出现的新问题，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存在的各种矛盾，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各省、市、自治区要抓思想问题，毛泽东的讲话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宣传和思想方面的进一步展开，重点在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服务。这些论述对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长远的理论指导意义。
毛泽东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党内外人士的热烈拥护。中央连续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向党内外传达、讨论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
1957年4月，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县委书记扩大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公开发表讲话精神，要求各地根据讲话的基本思想，在广大党员中开展深入的学习活动，1957年5月中旬，中共富裕县委向全县党内外干部进行了传达，组织了学习讨论。
县委确定在学习讨论活动中，各级干部要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明确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切实转变思想作风，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县委于1957年5月下旬分别召开了全委扩大会议和党外群众座谈会，会议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转变干部作风为主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制定学习计划和实行民主制度，在机关中反对各种不同程度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现象。在农村干部中反对资本主义倾向，解决反对合作社歪风。这次全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形势和思想教育，对统一党员干部思想认识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整风运动的开展
1957年11月15日，富裕县委成立整风运动领导小组，设立整风办公室，整风运动随之有步骤地在全县展开。整风运动按照县直机关、事业单位、文教、卫生、工商业、乡机关、农村学校、农村合作社的顺序依次分批进行的。到1958年10月末结束。整风运动首先在县直机关、事业单位党员中开始，参加整风的党员干部1286人。县委成立了13个整风核心组，建立了临时党总支或支部，每个整风核心组由20-30人组成。机关事业整风运动是分阶段进行的。1957年11月16日至11月25日为学习阶段。县整风工作领导小组主要安排了整风学习，开展了路线方针和党的集体领导等问题学习教育讨论。11月26日至1958年1月为帮助干部整顿作风阶段。
这阶段整风开始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的方式进行。县委通过积极分子培训、会议调研的方式，要求领导干部、党团员带头投入运动，号召群众揭发各级领导的问题，并针对群众反映出的提意见怕影响党的威信、怕领导打击报复、怕伤感情、怕影响个人进步、怕不解决问题等种种思想顾虑，提出了群众搞“四大”，实行三大自由、三不受约束，即写鸣放自由、大字报自由、开会揭发问题自由，不受领导约束、不受同志约束、不受组织约束。
在县委的动员下，群众很快发动起来，纷纷通过大字报、整风学习小组、职工大会、个别谈话、意见箱等形式，向党组织反映各种问题。据县委整风运动办公室的统计，至1958年1月10日，全县共写出大字报6837张，提出意见共有46290条。根据这些意见，经过各整风核心小组逐条研究分析，进行了材料分类汇总，按照边整边改的精神，领导干部带着群众的意见，深入群众鼓励群众帮助领导干部改进工作作风，和群众研究改进办法。县直机关群众鸣放中提出的5600条意见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占应整改的80%。对属于县委领导干部作风方面的问题，县委主要领导代表县委领导集体在县直机关党员大会上做了2次检查，表示了坚决整改的决心。对属于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则由企业党支部与职工代表一起，建立健全生产管理制度、原材料和产品检收、保管制度，积极改进。对于一些群众思想认识不清和一时解决不了需要明辨是非的原则问题，放在了大辩论中澄清解决。1958年1月10日至1958年1月20日为整风的大辩论阶段。县委整风运动领导小组提出进行大辩论的基本内容是：应不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要不要民主集中制等。还对参加整风运动的党员群众提出了：领导干部是否应该处处特殊；党的纪律是否给一般干部制定的；在发展党员上是否执行统一标准；农业合作化是否冒进了；党的干部政策是否有宗派主义；提拔干部是否任人唯亲；县委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怎么样；县委执行民族政策怎么样等8个具体辩论题目。
县委在大辩论阶段要求摆事实、讲道理，对事不对人，以理服人，并针对暴露出的问题，重点进行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党的纪律、爱国主义、群众路线、党组织和党员任务等方面的教育。县机关事业单位整风之后，文教、卫生、工商系统、乡镇机关也陆续开展了整风运动。
在县直机关整风运动后期，以集中培训的形式，对全县农村学校教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整风。城镇各系统整风的形式和内容与机关事业单位大体相同。
随后进行的农村的整风运动，县委安排在1958年春耕前分两批完成的。第一批试点从1958年1月6日至24日结束，有74个农业合作社参加，乡党委训练骨干312人，其中党员773人，团员1055人。其余的67个合作社是春节后第二批进行的，历经一个月时间，于3月20日结束。
全县农村整党以粮食统购统销和合作化为中心展开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以整党整社为内容进行整改。全县各社队在整风中普遍进行了“三整”工作，即整思想，检查干部个人主义、右倾保守和走社会主义不坚定的问题；整作风，批判强迫命令、不劳动、不关心群众疾苦和贪污浪费等不良作风；整组织，清除坏分子，纯洁党组织，树立党的威信。整风中有22552名群众鸣放意见30752条，改正17789条，占应改正意见的69.7%。整风结束后，被开除党籍的17名，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18名，撤销党内外职务的6名，党内严重警告的24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8名。
整风运动中整改是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整风的主题。县委依据干部群众在鸣放中提出的批评意见，集中进行了整改，下发了《关于县委成员深入开展整风的意见》，对县委成员的整风整改提出了严格要求。县委书记于志远在机关干部大会上主动“引火烧身”检查个人错误与不足，带头整改。通过整改密切了干群关系，使工作有了很大改观。
富裕县在开展整风运动前期，贯彻执行了邓小平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扩大会议精神，广大干部和群众直接向党组织反映各方面存在的问题，领导干部在整风中虚心接受批评建议，及时改正缺点，转变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提高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对党员干部的思想建设和各方面的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但进入后期，由于党中央对鸣放中的所谓“反动言论”做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使整风运动脱离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轨道。
三、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随着整风运动的迅猛展开，全国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在中央、省（市）党政机关和高等院校各种会议上，除了对党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意见外，社会上极少数人乘“大鸣”、“大放”之机向党的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很快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这种异常现象引起党中央的高度警觉，并被看成是个危险的政治信号。在这种背景下，1957年5月19日，毛泽东开始写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署名文章，这篇文章标志着党中央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正在发生变化，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倾的斗争。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之后，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
1957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9月2日发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此后，党中央相继发出了一系列指示，要求把运动推向地县、市区、大厂矿和中小学教职员工及少数民族地区。
根据党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富裕县的反右派斗争从1958年1月中旬开始首先在县直机关进行的。1958年1月27日，县委召开反右派斗争领导骨干会议。县委副书记富庚忱了作了《关于打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报告。报告要求“机关、企业和学校干部，尤其是共产党员应积极参加这一政治思想路线上的阶级斗争，都应当在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表明自己的政治见解，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都应当通过这场尖锐的斗争考验和锻炼自己”。报告中虽然强调了“贯彻依靠左派，团结中左和中中，争取中右，集中力量打击右派的方针”和“认定右派分子必须准确掌握材料，防止断章取义，防止轻易草率，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原则。但由于受当时反右派斗争形势的影响，县委在“宁左勿右”的思想支配下，不能客观地、辩证地分析问题，在后来划分右派的具体操作中，把一些在“大鸣、大放”过程中，给县委和个人提出意见的人，或对各项工作或问题有不同见解的人被扣上了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政策、污蔑党的干部的帽子。有的把党员对领导干部的批评认定为恶意向党攻击。有的只是几个人在一起自由议论某个领导、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就被说成是反党宗派集团。有的把个别党员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成是思想反动，这样就使反右派斗争偏离了党的政策，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
1958年1月23日、2月5日、2月12日，中共富裕县委分别召开了第三十二次、三十三次、三十四次常委会议，讨论认定了45名右派分子，同年3月、4月，县委又分别召开了第三十五、三十六次常委会进行复查认定，同年5月底右派分子划定工作结束。全县最终审查确定了右派分子75名，其中县直机关干部50名，中小学教师25名。反右派运动后期，县委对被划定为右派人员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了开除党籍公职、劳动教养、下放农村劳动，降职降薪、留单位监督改造、辞退等处理。被错划右派分子的人员，大多数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和“地富反坏”一起并列为五类分子，成为人们专政对象，精神倍感压抑，身心受到创伤，受到不公正待遇，个人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发挥，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不幸。1959年冬，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和省委“关于撤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这些同志全部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仍称其为“摘帽右派”，使他们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这些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人员所长期蒙受的不白之冤，直到1978年甄别改正，1979年全部改正时才予以彻底平反。
在我国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就全国范围来讲，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对势力确实存在，对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整风之机向党猖狂进攻坚决予以反击，借以教育广大党员和人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了根本的大是大非，稳定了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并且沿用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似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斗争方法，致使反右派斗争猛烈发展又没能谨慎而有效地控制，最终被严重扩大化了。
后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由于当时复杂的情况，在富裕县反右派斗争中被卷进去的人的情况虽然各有不同，但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在整风和反右派运动中本着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诚心诚意帮助党整风的态度，谈出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有些批评意见或带有片面性，或有认识上的偏差，或有过激言辞，但都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应当通过思想教育来解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的问题，被错误地划定为右派分子，成为专政打击的对象。这场反右派被严重扩大化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犯扩大化错误的根源之一

第二十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全党整风，开展反右派斗争，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认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经济建设应该搞得更快些。为此，党中央、毛泽东酝酿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相继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因而受到普遍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当时被称为“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称为照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灯塔和一切工作的指路明灯。人们认为大跃进运动是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最好途径；人民公社是通往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最好组织形式。但是，历史证明，这条总路线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作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严重失误，忽视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和量力而行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遭受严重的挫折。
富裕县和全国各地一样，在1957年冬季和1958年春季掀起了以兴修水利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高潮。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在全县范围内积极组织了农业、工业和各行各业的“大跃进”。县委重新编制了不切实际的“二五”规划和1958年跃进指标。在由上而下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指导、推动下，县委在实际工作中助长了弄虚作假的不实之风，开展了放高产“卫星”，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将全县“大跃进”推向高潮，使全县以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形式主义盛行，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严重损失，给生产带来极大破坏，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全县掀起“大跃进”的同时，富裕县委遵照中共中央1958年8月《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中共黑龙江省委提出的“一乡建一社，实行乡社合一，每社1000-2000户”的指示，根据中共嫩江地委建立人民公社工作会议的具体部署，于1958年9月建起了8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仅半个月时间，全县就实现公社化。
人民公社在全社范围内经济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供给制，出现严重的平均主义和“一平二调”问题后果。对于不断暴露出来的问题，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后来逐步察觉并加以纠正。
一、贯彻总路线，开展“大跃进”运动
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之后，党中央认为，我国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人民群众的热情高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可以发展更快些。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9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讲话中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定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的方针，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同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在全国掀起了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
1958年1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南宁工作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反冒进”，在同年3月8日中共中央成都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会后，以追求工农业生产建设和各项事业高速度、高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
富裕县和全国一样，从1958年至1960年底不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
1958年5月20日，中共富裕县委召开了富裕县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和黑龙江省党代会精神。会议做出了《关于在全县普遍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通过县委书记于志远作的《乘风破浪，力争上游，苦战三年，改变全县面貌》的报告，制定通过了富裕县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与1958年的大跃进指标。全县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十化”，即水利化、农业机械化、化肥化、工业化、电气化、绿化、交通现代化、文化教育普及化、生活卫生化、农村住宅基本标准化。计划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1715.7万元，为1957年的6.5倍。其中农业总产值3709.2万元，工业总产值4406.5万元；平均粮食亩产250公斤，粮食总产量达到36.9万吨，为1957年的7.3倍。生猪计划达到306260头，马达到52789匹，牛27107头。造林面积达到45.7万亩。会议确定全县1958年产粮15万吨，造林6万亩。乡乡社社办工业，全县要完成1052个工厂的建设任务等“大跃进”指标。
会议以后，全县按照党代会的决议，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的热潮。县委抽调机关干部、各系统领导、党团员、积极分子深入到工厂、农村、商店、学校、街道等各基层单位作演讲报告，开展广泛宣传，并充分利用广播、电影、文艺演出、漫画、标语、黑板报等各种宣传工具，千方百计地大造声势，扩大宣传效果，使总路线精神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农业生产问题，不切实际地提出了1959年粮食产量8000亿斤至10000亿斤。会议提出“以粮为纲”、开展大炼钢铁群众运动是大跃进的中心任务，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规定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要求两年超过英国的钢产量。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要求全国实现公社化。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在各地普遍兴起。
为了贯彻北戴河会议精神，同年9月，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了一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要求全省各地农业战线要过水利、深翻（深翻土地要占50%）、厚肥（亩施肥万斤以上）、工具改革（实现半机械化）“四关”；工业战线要抓机械、抓钢铁；科技教育战线要搞技术革命，5年普及中学教育、10年普及高等教育等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大跃进”指标。
中央北戴河和省委一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贯彻之后，全县1958年至1959年间持续掀起了“大跃进”高潮。
在大跃进运动中，县委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往往忽视和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夸大了主观意志，不断修改和调高经济发展指标，促使各地争相“放卫星”，虚报产量，浮夸之风盛行。各级党政组织采取发动群众开展不间断地大会战的方式组织各业生产，在城镇为了完成钢铁生产任务，在全县没有正规钢铁厂的情况下，县委组织机关干部、职工自己动手，修建小高炉，开展土法炼钢铁运动。在领导干部带领下，机关工厂投入人力、物力大炼钢铁。由于缺乏高品位矿石和焦碳，用木材、普通原煤炼出来的多是废品，少量成品成本也高得惊人，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在农业生产中，社员早出晚归，中午不休息，每天干十七八个小时农活，有些生产队在离村屯远的地方用木杆草帘搭建起简易的休息场所，生产队派人送水送饭，社员们统一吃住在地里，甚至挑灯夜战。在工业生产和文教、财贸等各条战线，也不断组织开展大规模群众性的大跃进活动。县委在1958年11月22日召开的《决战五九年红专积极分子誓师大会》上盲目地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产指标，组织各公社比武打擂，有的公社表态的产量高的惊人。会后，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舆论宣传影响下，“共产风”瞎指挥愈演愈烈。如深翻地要求越深越好，有的把地下黄土都翻到地表，破坏了土壤耕层结构，造成人为减产。
在全国各地水利建设高潮推动下，县委1958年11月初决定与相邻的林甸县联合修建引嫩江水经富裕至林甸的运河（简称富林运河，设计全长134公里，土方550万立米，富裕承担土方275万立米）。11月3日，县委下达了《关于水利工程冬季施工的指示》，提出大干一冬春，实现水利化的要求。11月14日，成立了以县委副书记李宗启任政委、王锡戍任师长的富裕县民兵师，下辖8个各乡镇（公社）组成的民兵团。12月1日起以民兵组织形式，共6000多人在冰天雪地里，从引水口（讷河县占仁屯）到小榆树屯长达50公里的工地上艰苦奋战了100天，完成土方70万立米。1959年3月备春耕生产开始停止施工，后因工程量过大、农业受灾、纠正“一平二调”等原因富林运河工程全面停止。
1959年2月24日，中共富裕县委召开二届二次会议。会议报告中公布了全县1958年大跃进成果：工农业总产值3142万元，比上年增长78.3%，粮食总产10万吨，比上年增长92%。据后来统计，1958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2512万元，粮豆薯总产只有5.7万吨。在这次会议上，县委要求1959年实现更大的跃进，制定了更加不切合实际的1959年发展计划：粮食亩产500公斤，粮豆薯总产25万吨，种植亩产2500公斤的“卫星田”一万亩。地方工业总产值实现1457万元，是1958年的3倍。1960年5月20日召开的富裕县第三次党代会上公布的1959年经济计划完成情况：全县地方工业产值723万元，粮豆薯总产量8.5万吨。虽然数字虽比计划指标低了许多，但应属高指标、高估产的浮夸数字。据统计部门后来核实，1959年全县粮豆薯总产量只有5.7万吨，地方工业产值实际完成723万元。在县第三次党代会上，通过了《为实现持续的全面的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提出了不符合实际的生产指标。
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指导下开展的“大跃进”是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富裕县干部和广大群众出于尽快发展生产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愿望，积极为大跃进奋斗，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也取得一些成果。但“大跃进”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经济发展规律，急于求成，给经济造成了一定损失和破坏，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大跃进”时期兴起的。“大跃进”运动中，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和浮夸风误导了生产关系急于向所谓更高形式过渡。认为农业合作社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为大社的意见，一些地方试办了千户以上的大社。7月，《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社会基本单位的思想，许多省市开始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以后，全国各地农村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8月下旬，中共黑龙江省委和中共嫩江地委相继召开了建立人民公社会议，部署建立人民公社工作。
1958年9月1日至3日，富裕县召开县、乡、社三级干部会议讨论建立人民公社问题。会上，县委按照省委提出的一乡建一社，每社规模1-2千户，小社的公共财产一律归公社所有，社员入合作社的股金转为公社的股份资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管理，统一领导，统一调动劳动力的原则要求，制定出《全县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决定以乡为单位，一乡建一社，实行乡社合一，一套机构两个牌子，一套人马，乡党委书记兼公社党委书记，乡长兼公社主任，乡人民代表大会即社员代表大会，乡人民委员会即公社管理委员会。
为实现秋收前完成组建全县人民公社的任务，县委抽调了79名机关党员干部，分四片与乡社干部筹建人民公社。9月4日至7日，各乡镇分别进行了有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参加的建社骨干培训班，全县共有3026名骨干，基础宣传员12000名。骨干培训结束后，全县展开了声势浩大、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各乡镇普遍举行了各种报告会，座谈会，利用黑板报、文艺演出、张贴标语、扭大秧歌等，大张旗鼓地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富海乡在主要街道上搭起牌楼，家家插小红旗、户户张灯结彩。和平乡三好农业合作社家门上张贴对联，和过年一样喜庆热闹。经过对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宣传教育，全县农村对人民公社十分向往，纷纷要求加入人民公社。绍文乡全好村100多农民敲锣打鼓，扭着东北大秧歌，赶到乡所在地，向乡党委申请加入人民公社。繁荣乡永发村农民吉凤祥主动找村干部表示，在合作社的300元股金不要了，把人民公社办好就什么都有了。富海乡1512户农民提出把入社多余股金交给公社。农民群众怀着对党的信任，相信只要响应党的号召，大办人民公社，就能过上好日子。绝大多数拥护人民公社，有一定群众基础，但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建立起来的。当时曾做过许多不切实际的宣传，什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这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哄而起的重要原因。
1958年9月中旬，仅用半个月时间，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共建起了富裕镇、富路、乘风、新兴、和平、上游、繁荣、绍文等8个人民公社。下辖136个管理区（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61年改称生产大队。）（1960年3月上游人民公社改称塔哈人民公社，乘风人民公社改称富海人民公社。1962年3月富海人民公社划出忠厚人民公社。1961年8月富裕镇人民公社划出友谊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全县平均每个人民公社2847户，土地17.5万亩，不仅规模大，而且内容全，包括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既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又是县以下农村基层政权机关，拥有乡镇一级的行政职权，人民公社除组织农村农、林、牧、副、渔生产外，还要大办工业、大办商业、大办教育卫生和大办民兵师。在劳动管理上，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以人民公社为单位组建民兵团，生产大队设营，生产队设连，下设排、班，劳动力统一调配。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办集体公共食堂，统一伙食。社员出工劳动记人头分，发给少量生活费或按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劳动强度评定工资等级。
1958年9月24日，中共富裕县委制定下发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若干经济问题处理意见》，决定将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公共财产、牲畜、社员股份基金一律归人民公社所有。提出“对具体经济问题不必详抠细算，随着生产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和人们觉悟的提高，一切经济问题自然就解决了”。这样人民公社将若干经济条件、贫富程度各不相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在一起，一切财产上交人民公社，社员的自留地、家畜也归社有，在全社范围内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既造成合作社之间、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也普遍刮起“共产风”。无偿调用占有生产队的物资、劳力的这种共产风的基本特征是“一平二调”，即集体经济内部平均分配，生产队的物资、劳力公社任意无偿调拨占用。人民公社在各管理区之间“抽肥补瘦”，在分配的干活不计工分，按人均付酬，“干活不论好坏、多少，拿钱一样多”，不承认差别，搞贫富拉平“大锅饭”。许多地方宣布对社员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所需费用都由人民公社供给。如富路公社实行半供给制半工资制的分配制度。其中供给部分占47%，包括统一伙食费、入托儿所幼儿园费、看电影费、医疗费等支出。工资部分占53%，社员工资分五个等级：分别为每月13元、11.5元、9.5元、8.5元、7.5元。从事工业、手工业和农机操作的工资分为五个等级：分别是20元、17元、14元、12元、10元。社员生病、休产假期间工资照发。公社实行大礼拜制，即每月休2天，每年节假日6天。这些情况表明，初期的人民公社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的色彩。一个时期内，这种想当然的以高速度向共产主义过渡之风在全县泛滥起来。
轰轰烈烈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经过几个月后就暴露出许多问题。由于无视生产水平和物质条件，大搞脱离实际的福利造成了严重损失浪费和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全县各人民公社对社员实行的“供给性”和“工资制”很快维持不下去了。原来称道的许多优越性很快走向反面，许多生产队出现了“出工人喊人，干活人看人，收工人赶人，吃饭人比人，待遇人攀人”的现象。公共食堂和大集体的生产生活方式给人民群众带来许多不便，根本调动不起来农民的积极性。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刮“共产风”，大搞“一平二调”的同时，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风也逐渐在全县盛行起来，这种不顾实际、强迫命令、弄虚作假的做法，对干部群众的思想产生了不良影响，损害了群众利益，挫伤了人民群众生产建设的积极性。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成为大刮“共产风”的过程。人民公社化不仅对农民的剥夺，而且使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的破坏。对于这些问题，在1958年底开始进行的人民公社的整顿和后来的国民经济调整中，逐步得到了纠正。
三、人民公社的初步整顿
1958年11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人民公社生产、分配、福利、生活、经营管理中的问题。同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了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提出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不能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人民公社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存款、财物永远归社员个人所有。
195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进一步研究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14句话，作为整顿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利下放；三级核算，各记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会议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其中规定，生产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1959年3月，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又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规定生产队作为包产单位，也有部分的所有制和管理权限。强调凡是县、人民公社调用生产大队的劳动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必须清理，如数归还，或者折价补偿。
中共富裕县委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从1958年底开始对人民公社进行初步整顿。重点在所有制、分配制度、经营方式等方面，纠正一些“左”的作法，建立三级所有、队（生产大队）为基础的所有制，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
1959年2月24日，中共富裕县委召开二届二次会议。会议按照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郑州会议精神，提出了全县整顿人民公社的主要内容和方法步骤，明确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公社、大队（管理区）、生产队三级管理体制。公社管理委员会掌握本公社大政方针，决定财务计划、分配制度、劳力调配、物资调剂、兴办集体事业等重大问题。生产大队（管理区）是分片管理工、农、商、学、兵，进行经济核算单位。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社员日常生产生活场所。生产队下设作业组。会上，县委领导批评了一些干部强迫命令、弄虚作假等不良作风。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全县“共产风”、“浮夸风”的蔓延。
1959年3月23日，县委召开全县五级（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干部会议，有1745人参加会议，其中县直机关干部356人，公社、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干部1389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和省委书记欧阳钦在全省干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在传达了毛泽东讲话和省委会议精神时，除县里大会中心会场外，8个人民公社都设立了分会场，各生产大队、生产队用广播喇叭向群众播放。毛泽东讲话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社员们笑逐颜开，奔走相告。人们说：“毛主席在北京就知道咱们农民的心思，话说到咱们的心坎里了，像一把开心的钥匙，把咱们农民心里的疙瘩一下子给解开了”。会议批评了左的“共产风”和“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做法。会议根据全省农业干部会议精神，制定了《富裕县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若干政策和经营管理问题的几项规定》，规定中对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资金、粮食等物资要进行清理核查，重点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和管理、分配中的问题。从1958年11月中央第一次郑州会议至1959年7月庐山会议的八九个月时间里，随着中央两次郑州会议的贯彻，“共产风”、“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等“左”的错误得到初步纠正，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但是，中央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完全持肯定态度。中共富裕县委二届二次会议和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上，都肯定了大跃进的成就和人民公社优越性，强调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强调批评右倾保守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认为“共产风”、“一平二调”等左的错误是10个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批评。由于纠“左”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倾指导思想的框架下进行的，在全社会依旧把阶级斗争当做社会的主要矛盾，大搞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大背景下，谁怀疑、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谁就会被认为是“观潮派”和“算账派”、“社会主义绊脚石”、保守派甚至是“敌对分子”。因此，“左”倾错误不可能得到彻底纠正。而就在中央和省委、县委制定的一些纠左措施还没有全面落实的时候，1972年7月就发生了庐山会议后期的重大反复，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到1972年8月，全县对人民公社的各项整顿工作基本停顿下来。
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基本教训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
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起来，这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在实际工作中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便从主观愿望出发，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的作用，提出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目标和方针、政策，造成了具体工作中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这种头脑发热的现象，当时在党的各级领导和党员干部中较为普遍地存在，是那个发展阶段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而发生的一种历史现象。
县委一班人当时对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出现的许多混乱和偏差，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但往往只是把它们看作形势发展的支流，是前进过程中难免要付出的代价。“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人们相当普遍地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最重要、最可贵的是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干劲，有了它就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担心纠偏会损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全县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说明，只有正确地领导群众取得切实的建设成果，才能真正保护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做法，夸大的、虚假的、给生产力带来破坏的“跃进成果”，不仅会损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且最终会严重损害他们的实际利益。
“大跃进”活动的最大失误是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盲目求快。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大失误是在所有制关系上随意改变，盲目求纯。两者共同的教训，归根到底，是限于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脱离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现实，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大跃进”运动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为此而付出很大的代价。“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全县生产力造成了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损失。这是党在领导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这其中，可供借鉴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值得永远汲取。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科学、公正的评价。《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略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这个结论，是符合富裕县这个历史时期的客观事实的。

第二十三章　　反右倾斗争和“左”倾指导方针造成的困难局面
在党的领导下，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大跃进”运动开始的时候，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以饱满的热情、最大的干劲，积极真诚投身到这场运动中来。但是，由于在“左”的指导思想的“大跃进”，其各种指标、各种要求都超越了客观实际，使“大跃进”严重脱离了国民经济正常发展轨道。“大跃进”出现不久，各方面的严重问题逐渐显露出来。
伴随“大跃进”运动兴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不久，在农村普遍刮起，“一平二调”（即集体经济内部平均分配，无偿调拨）的“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也盛行起来。对于“左”的指导思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央和各级党组织逐步察觉并且努力加以纠正，开展了一系列纠正“左”倾错误的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后，形势发生了从纠“左”到“反右”的逆转，全县在党员干部中开展了“反右倾、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把很多敢于实事求是的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左工作进展，反右倾之后，“左”的倾向又开始回升，重新确定国民经济发展的高指标，使“大跃进”运动在1959年下半年又继续在全县发展起来。
由于左倾错误的泛滥，致使经济工作上严重失误，加上农业连续受灾，以及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片面撕毁合同，召回全部在华专家，中断援建项目及所有设备，使国民经济从1960年至1962年面临新中国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全县出现了粮食缺乏，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工业原料不足，许多基本建设工程难以进行的严重困难局面。
一、县直机关干部的反右倾运动
1959年7月2日至8月6日，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原定要继续解决全党工作中存在的“左”的倾向，但由于错误地开展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议的中心转向了“反右倾”，并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下发了《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中央反右倾决议逐步传达到各级党组织，一场大规模反右倾斗争在全党范围内展开。
1959年8月21日至9月15日，县委书记于志远出席了黑龙江省省委召开的第十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提出“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当前的主要任务，并开展了对省内一些同志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错误”的揭露与批判，并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分子”的帽子。
为了传达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和省委十二届全委扩大会议精神，中共富裕县委从1959年8月8日至18日，先后召开2次常委会和2次县委扩大会议，成立了以县委第一书记赵东升为组长的学习领导小组。县委多次召开广播动员大会，先后组织了3800多人收听报告。各单位、企业、各人民公社分别召开了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会议，学习上级文件，检查了部分干部的所谓右倾思想情绪，如认为“大跃进成绩不大，问题不少”等等。
1959年8月20日，县委下发了《关于开展克服右倾情绪，厉行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带头学习，带头检查右倾保守思想，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学深学透，彻底检查改正”。
1959年9月3日，富裕县召开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齐化龙在报告中对当时市场供应紧张和过度搞深翻地有意见的干部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1959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反右倾斗争只在党内干部中进行，不涉及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但由于反右倾斗争实际形成了一次政治运动，结果仍然波及非党干部群众。
1959年12月7日，中共富裕县委二届三次会议召开。县委第一书记赵东升做了题为《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和省委第十二次扩大会议精神，坚决开展四条道路和两种思想方法的斗争，彻底克服右倾情绪，鼓足更大的革命干劲，为实现持续全面大跃进而奋斗》的工作报告。报告中批判了“看不到人民公社优越性”、“大跃进雷声大雨点稀效果不好”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表现。会议决定，按照省委、地委要求，全县从1959年冬至1960年春开展反右倾斗争。
这次会议以后，全县反右倾斗争运动进一步升级，提法上从初期称反右倾情绪，到反右倾思想，接着是反右倾机会主义，直至后期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
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中央并没有指定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统一标准，各地普遍发生了任意扩大打击对象的倾向。1959年11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划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中共富裕县委遵照中央文件精神，在“反右倾”斗争后期进行了组织处理。全县在这次“反右倾”斗争中，定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党员干部24人，其中重点批判的16人：其中有县委书记处书记富庚忱，占同级干部的10%；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聂纯等4人，占同级干部的5.2%；公社党委书记1人，占同级干部的12.5%；一般干部10人，占一般干部总数的1.62%。受到组织处理的9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4人，定性为反党分子的2人。
二、农村开展的反右倾斗争
按照省委部署，全县农村反右倾的斗争是以整党整社的形式于1959年利用冬春农闲的时间进行的。为了取得在农村开展反右倾工作经验，县委于1959年11月25日派出工作组，在塔哈公社大马岗管理区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试点工作。试点工作从训练积极分子队伍入手，经过组织党员群众鸣放，确定了以该管理区党支部书记富润起等5人“右倾机会主义”为批判对象，多次召开社员大会批判他们的资本主义言行，并经公社党委批准，撤换了管理区党支部和管委会领导。
1959年12月13日，县委召开农村整党整社工作会议，会上，县委领导向各人民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为保卫党的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决议，传达了省委有关文件，对全县农村开展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总路线”为中心的反右倾工作提出了要求。会议向各公社介绍推广了塔哈公社大马岗管理区试点工作经验。会后，县委抽调精干党员干部，配合各人民公社党委迅速在全县农村展开。
全县农村的反右倾运动，以整党整社为内容分步骤进行。
第一步，首先从公社到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分别召开党委、党支部和党团员、干部、积极分子等一系列会议，层层深入发动，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把干部群众首先统一到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上来。结合思想和生产中的问题，提高对“反右倾”的认识，积极投身运动当中。
第二步，肯定成绩，组织大鸣大放。在干部群众学习讨论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基础上，由党委组织报告会，结合本地新中国成立十年、合作社成立三年以及人民公社成立后的发展变化，启发群众肯定成绩，端正态度。在统一思想后，及时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在鸣放过程中，采取小组检查、大会发言、人民来信、个别谈话、大字报、小字报等多种方式。全县共鸣放各种意见近3万条，张贴大小字报3千多张，对所谓的“右”倾言论进行了批判，对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进行了充分揭露。
第三步，开展回忆对比活动。在全县农村开展了由旧社会到新社会、由过去到现在、由集体到个人、由生产到生活的回忆对比活动，通过干部群众的亲身体验，感受变化，使干部群众提高觉悟，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利用广大群众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阶级觉悟开展政治运动的常用有效手段。
第四步，重点批判，组织审查。在干部群众普遍提高觉悟的同时，对鸣放中暴露出的所谓具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行为，进行了重点批判。全县农村有319名被列为“重点人物”进行以党支部为单位的批判，搞思想“交锋”，全县农村有近400名党员干部、群众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
各公社党组织按照县委的要求，对生产队以上干部、基层党支部成员、基层核算单位领导进行了全面的组织审查，摸底排队。对有一般错误的不予追究。对于运动中表现突出的积极分子予以表扬、奖励、入党入团，有的党团员予以提拔重用。撤换了56名犯有“右倾机会主义”性质错误的党员干部。全县有298名生产队委员会成员以上基层干部被调整撤换。新发展党员153名。全县农村经过反右倾运动，曾经有所收敛的“共产风”、“一平二调”重新盛行。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提出的指标、口号带有明显的浮夸，不切实际。
在反右倾运动中，县委执行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把党内的不同意见的正确讨论，当做阶级斗争来对待，把许多讲实话真话的党员干部批判处理，打击面由县委机关扩展到农村党支部，使左倾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在党内发展起来，中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破坏了党内的正常政治生活。
由于反右倾运动的开展，使“大跃进”以来许多已被指出并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升级。全县一些“左”的提法、新的跃进指标再次兴起，在“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的口号下，1959年2月，全县提出的当年粮豆薯总产量28.3万吨、工业总产值1457万元的高指标，在纠“左”中粮豆薯总产量被调降至5.1万吨，工业总产值被调降至618.3万元，这个调整指标本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在反右倾运动中却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这些生产指标被重新调高。
1960年5月，中共富裕县委三届一次会议上，县委领导在报告中肯定了全县反右倾斗争的成绩，认为：反右倾斗争揭发批判了本县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彻底粉碎了他们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污蔑和恶意攻击；批判各项工作中反映出来的形形色色的右倾保守思想，彻底批判了各种资本主义思想行为，制止了资本主义活动，捍卫了“三面红旗”。会议通过了新的增产指标：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1500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5500万元，工业总产值6000万元。粮豆薯总产值15万吨，大牲畜存栏3.8万头（匹），生猪存栏30万头。这个指标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水平，这是“大跃进”的延续，其结果是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发展，给人民生活造成困难。
高指标带来高估产，高估产促成高征购。1960年12月27日，富裕县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宣布，1960年全县工农业生产总值预计完成7143万元，比1959年增长94.1倍。其中工业总产值2133万元，比上年增长2倍；农业总产值5010万元，比上年增长69.4%。粮豆薯总产量12万吨，造林面积9.7万亩，大牲畜4.5万头（匹），猪存栏5万头。致使上级给富裕县1960年征购粮任务为7.3万吨，至年末只完成3万吨。年后，县里又组织干部下乡抓征购粮，很多地方征了“过头粮”，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全县粮食消费量锐减，农村普遍口粮不足，粮食副食品供应短缺，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粮油肉蛋等副食品市场价格上涨。粮食紧张，食物匮乏，许多地方的人口出现负增长，群众生产生活陷入严重困难的境地。从1959年秋冬至1962年春夏之交进入了被称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

第二十四章　　国民经济和各方面关系的调整
从1959年起，连续三年的严重经济困难，全国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使我们党开始清醒起来。从1960年下半年秋季起，毛泽东和党中央重新着手纠正“左”的错误，逐步把注意力转移到发展国民经济上来，开始调整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1961年3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农业六十条”指出，“人民公社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制；明确社员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农业六十条”经县委传达后，受到全县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在调整经济过程中，全党对我们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广大干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不断调整和艰苦奋斗，终于战胜困难，全面完成了各项调整任务，国民经济重新走上健康发展轨道。
中共富裕县委在这个时期，认真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重点解决当时反映强烈、意见较大的“一平二调”（平均主义、无偿调用生产队集体财物）和“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入手，对全县国民经济和各方面关系进行适度调整，与人民群众一起，为克服经济困难，战胜自然灾害，争取全县国民经济的好转进行了不懈努力。经过近三年的不断调整，实现了对农业、工商业、文化教育卫生的调整任务目标，精减了职工，压缩了城镇人口，使全县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有序发展，成为全县实现六十年代新发展的转折点。
一、对农业和农村政策的调整
1961年4月，中共黑龙江省委遵照中央“农业十二条”、“农业六十条”指示精神，相继制定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关于认真清理“一平二调”帐目，坚决退赔的规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条例的补充条例》及《黑龙江省农村人民公社社队规模调整规划》等文件。中共富裕县委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在全县范围内持续开展了以整风整社、解决“一平二调”问题为重点的对农业和农村政策调整工作。
中央“农业十二条”、“农业六十条”和省委关于农村调整一系列文件下发后，中共富裕县委召开常委学习会议，联系本县实际进行了反复认真地讨论，在明确认识，统一思想基础上，于1961年2月9日，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公社正副书记、县直机关负责人共92人参加会议，会期29天。会议以“小整风”的形式进行，边学习中央文件精神，边结合实际讨论，边揭摆本地“五风”表现，共对照检查出县、公社两级“五风”问题1200多件，为随后召开的县四级干部会议，在全县深入开展反“五风”，解决“一平二调”问题打下了基础。
1961年3月1日至15日，中共富裕县委召开了县、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区）、生产小队四级干部会议（时称“千人大会”），与会人员达1500多人，这次会议是县委成立以来召开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精神，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原则，全面揭发了本县“五风”问题，剖析了“共产风”的具体表现及其危害，批评了县委领导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为了让与会人员充分揭发“五风”问题，县委几位主要领导一再在会议上向大家保证，县委一定做到“五不”，即对揭发“五风”问题的同志不打击、不报复、不辩论、不抓“右派”、不扣帽子，使与会基层干部解除了思想顾虑，积极踊跃揭发各级领导存在的“五风”问题。富海管理区第六队队长马清泉说：“今天我要给县委副书记齐化龙提意见，把心里话讲出来，过去，我不敢讲，现在有了中央‘农业十二条’，我不能把话烂在肚子里了。”他和另一个农民连续指出了县委工作组在富海镇工作期间打骂基层干部群众等严重官僚主义行为。在这次会议上，县委5名书记、2名常委、11名委员和机关10名部长、局长检查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工作作风中的问题。县委副书记齐化龙在大会上痛哭流涕地检查了自己所犯严重强迫命令、官僚主义错误，通过他的认真诚恳的检查，他的错误和不足得到了群众的谅解。
县委第一书记赵东升代表县委在大会上就县委自“大跃进”以来存在的“五风”问题及产生的思想根源做了剖析检查。主要是：县委对公社现行的三级所有制有模糊认识，存在急于过渡思想。县委1959年初曾经提出全县三年完成过渡到全民和公社所有制的规划要求，将24个管理区、2个生产队分别过渡到国营农牧林场和公社所有制，助长了“共产风”。为了尽快实现过渡，县委不切实际地要求每个公社必须建100个工厂，每个管理区建10个工厂的任务，各公社为了完成县里下达的任务指标，大搞“一平二调”，向生产队派调物资、资金和人力。据这次会议统计，县和公社办企业共从农村生产队抽调劳动力820人，各种物资总值254万元。“大跃进”期间，大办公共食堂，伙食实行供给制，无偿占用社员的房屋、家具等物品；县委领导在思想和工作作风上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存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缺乏调查研究，助长了浮夸风蔓延，热衷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了粮食和农副产品减少。1959年在“大跃进”中把全县粮食生产指标一再提高，从12万吨升到20万吨、25万吨、40万吨，一直增加到60万吨。为了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县委提出了过度深翻土地、大量压缩土地面积等措施，强迫下面施行，劳民伤财，根本没有起到增产作用。从1958年至1959年，在没有经过任何科学论证的情况下，县委就盲目决定50公里长的“富林运河工程”上马，要求半年时间完成并使乌裕尔河河南各乡镇受益。结果全县8000多名干部群众大干一冬春，耗费人民币30多万元，动用人工30万个，马工12.8万个，大车5.9万个工日，不但没有受益，反而平调了管理区、生产队大量劳动力、畜力和运输工具，造成很大损失。
另外，县委还不顾实际条件的要求各行各业“齐跃进”，事事“争上游”。如要求全县一年内实现公路砂石化，造成不论农闲农忙随意调用农村人力、畜力、车辆，影响了农业生产。又如，要求40天实现“四无县”（指消除“四害”实现全县无老鼠、无苍蝇、无蚊子、无麻雀），20天全县扫除文盲等不切实际的任务指标。
县委实行这种高指标的做法，带来了高估产、高征购。收购指标制定的过高，县委下达的农副产品指令性收购计划，有些村屯出现了“割马尾”、砸锅卖铁等一些违反政策现象。在征购粮工作中，搞强迫命令，征“过头粮”，个别地方发生了严重的违法乱纪问题。如富海公社曾对少数完不成征购粮任务的基层干部、社员采取过捆绑、打骂、禁闭等行为，败坏了党的形象，严重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
在与会人员充分揭发批评县委领导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县委领导认真检查存在的“五风”问题的基础上，按照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认真清理“一平二调”帐目坚决退赔的规定》，县委在会议后期进行了清理“一平二调”账目、组织退赔工作。县委专门成立了由一名书记任组长的退赔工作领导小组，后扩大为有社队干部参加和社员代表参加的退赔工作委员会，县直机关成立了20多个退赔工作办公室，具体负责退赔工作。会议进行期间，退赔工作就全面展开，一边开会一边退赔兑现。县委在会议结束前在县广场召开退赔大会，把需要退赔的牲畜、大车和物资摆在会场，退赔双方当面看、对面议、当场协商、当场兑现。会议期间，共退赔耕马162匹，大车20辆，耕地2340亩（签字退赔耕地协议书）和价值254万元的各种物资。大会结束时，得到退赔的农村干部社员，有的骑（牵）着退赔回来的马匹、有的赶着退赔的大车，载着各种退赔物资，高高兴兴地返回乡村，基层干部群众对县委的做法表示满意。
全县四级干部会议之后，县委继续按照中央“农业六十条”精神结合富裕县的实际情况，对农业和农村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就供给制、公共食堂、社员家庭副业、耕畜车辆及林木草原水面等的使用权等政策问题进行调研，制定了执行办法。全县于1961年5月开始，先后取消了人民公社供给制；对老弱病残和孤寡户（五保户）实行补助；停办生产队公共食堂；按照生产大队总耕地面积的5%给社员分配自留地；允许社员家庭饲养1-2头大牲畜和猪、羊、兔、鸡、鸭、鹅等畜禽；允许社员从事采集、编织、渔猎、缝纫、养蚕、养蜂等副业生产。
1961年7月下旬，中共富裕县委召开第二次四级干部会议。会议组织与会人员逐条学习中央“农业六十条”，县委根据“农业六十条”精神决定在全县推行“以产计酬、产值双包、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度。下放核算单位，调整理顺经济关系，将原来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所有生产大队为基础，改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所有生产小队为基础，即分配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变为生产小队。这样就使组织生产和分配的单位统一起来，解决了自1956年高级合作社以来就已经存在而在人民公社后更为严重的生产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这一调整措施，受到农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要求县直所属各单位、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进一步搞好退赔工作，截止1961年9月29日，全县共计退赔人民币（包括物资折款）439万元。其中县直退赔71.5万元，人民公社退赔229.9万元、生产大队退赔36.5万元、生产队退赔8.5万元、部队退赔9.5万元，省驻富单位退赔45.6万元、市驻富单位退赔37.5万元。退赔的主要物资有：大牲畜1903头（匹）、耕地10.4万亩、大型农机具152件、房屋742间、猪羊6496头（只）。
在县委的强力号召和督促下，县退赔工作委员会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经过艰苦细致工作，全县纠风退赔工作进展顺利，不仅对1958年以来从农民和生产队中无偿调用的人力、物力和占用的土地物资进行了全面清理和退赔，而且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有效地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了干部的觉悟，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重新树立起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1962年，县委领导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群众认真贯彻中央“农业六十条”，继续坚持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行调整。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调整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规模。为了全面正确贯彻中央“农业六十条”，县委在组织各级干部原原本本向全县农民群众传达中央“农业六十条”的同时，组成专门调查组，在富路公社富路大队、解放大队就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规模、机构、社员分配等问题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征求社员意见。通过与基层干部群众一起座谈讨论，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县委在调查研究充分听取基层干部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把盲目过渡为全民所有制的农村24个管理区（占管理区总数的25.4%）恢复了集体所有制。适当压缩了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规模。调整后，克服了一些生产大队和个别生产小队规模大，公社对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对生产小队经营上管的过死的弊病，扩大了生产小队经营自主权，方便了群众生产生活。
落实粮食定购、农副产品收购政策，实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饲养和家庭副业的政策措施。在全县落实了“国家粮食定额收购，一定五年不变”和社员生猪交售实行“购留各半”政策。为积极鼓励社员大力发展家庭饲养业，对完成生猪交售任务的农户实行奖励政策。给予饲料粮补助和奖售卷（凭卷可按规定购买供应物品），如布匹等。为鼓励社员养大猪、肥猪，县里还规定对于向国家交售150公斤生猪的农户，从社队储备粮中给予一定数量的自留地和饲料地，这些优惠政策，促进了饲养业和副业生产的发展。
落实分配政策，安排社员生活。由于“大跃进”以来政策上的失误和连续遭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全县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城乡群众的粮食消费量锐减，粮食供给不足，各种生活必需品十分匮乏，有一些人因食物不足、营养不良发生浮肿，造成年老体弱人口的死亡率明显增加。在群众生活普遍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县委先后制定下发了《全面组织城乡人民经济生活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安排好群众生活的意见》等文件；分别召开了“全县粮食工作会议”和“全县安排生活勤俭持家工作会议”等会议，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勤俭节约，开展生产自救。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各级干部教育和帮助群众管好用好口粮，做到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农忙吃干，农闲吃稀，精打细算，细水长流。根据农时季节安排，农忙时吃三顿饭干稀搭配，农闲时吃二顿饭以稀为主。农村劳力按照四月份五市两，五六月份七两，七月份四两，八月份二两的标准发放。对本公社、大队安排不了的特殊困难的生产队和农户，县里下发了5175吨救济粮，对国家救济粮的发放，实行逐户摸底，统一安排，张榜公布，一次发放到户的办法，逐生产小队、逐户安排到位，基本保证了青黄不接和农活大忙时有饭吃，稳定了群众的情绪。
各级党组织在困难时期还挖掘各种农产品潜力，采取组织“代食”生产（玉米芯、玉米小麦秸秆、豆皮等加工成含淀粉、粗纤维类物质，用以代替食品），组织群众采集野菜、捕鱼打猎等措施，渡过难关。全县没有出现因饥荒而人口大量外出逃荒现象的发生。
二、对工商业的调整
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中共富裕县委全面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在对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工作进行调整的同时，对全县工商业也进行了调整。
对工业的调整。1958年大跃进后，全县掀起了大攻工业的高潮。县属地方国营企业新增了炼铁、造纸等一批企业，各人民公社也纷纷办起了近百家社办企业。但是由于多数项目没有经过考察论证，盲目一哄而上，摊子铺得过大，战线拉的太长，原材料供应和销路没有保证，不具备长期发展条件。至1960年上半年，一些新上的县办、社办工业企业基本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1961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发布了《国营企业工作条例》（即“工业七十条”），《条例》确定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定产品生产规模、定人员机构、定原料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保产品品种、质量、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设备使用年限）。明确规定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统一的生产行政领导系统的运行职责。这个《条例》的实行，对工业的调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按照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缩短重工业战线，拉长农业、轻工业和手工业战线”的精神，1961年10月14日，富裕县委下发了《关于在工业战线进一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意见》。本着全面安排、区别对待的原则，停掉了县、社不具备“工业七十条”、“五定”、“五保”条件的化工行业和布局不合理、原料无来源、产品没销路的水泥厂、硫酸厂、炼油厂等企业，削减了基本建设投资，压缩了企业规模，精简了企业非生产人员，充实了生产第一线力量。
根据本县实际需要，加强了为农业服务的农机工业和为城乡人民生产生活服务的轻工业，将县糠醛厂、乙醚厂、橡胶厂、酒精厂、人造麻厂转为生产小农具、小商品的企业。将县营工业的20个工厂调整为16个，到1962年底为15个，镇营工业和公社的124个工厂调整为93个。
在对工业企业进行调整的同时，县委多次召开工业各局和手工业企业领导干部会议、企业职工大会，传达贯彻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即“手工业三十五条”），决定恢复县手工业联社。县手工业联社组成工作组，在富裕镇和富路公社进行整顿工作试点的基础上，对全县手工业进行了全面整顿。把原来部分由县社经营的手工业企业，改为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社。经过调整，全县集体所有制手工业企业37家。有1个地方国营工厂（县铁木农具厂）、2个合作工厂、15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3个手工业合作组归口于县手工业管理科管理。
企业调整以后，县委成立了公交政治部，进一步加强了对工业的领导，着力推进中央“工业七十条”和“手工业三十五条”的贯彻落实。在县公交政治部的指导下，推行了定人员、定工时、定产值、定质量、定消耗，超额奖励的“五定一奖”责任制，全县工厂都建立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干部群众都感到中央“工业七十条”和“手工业三十五条”明确了办企业方向，“有了指路明灯，心里亮堂了”，“工作好干了，劲头更足了”。职工们纷纷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企业管理，为办好工厂献计献策，全县职工仅在改善经营管理方面就提出建议5500多条，很多合理化建议被采纳，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企业内部责任不清、奖罚不明、制度不严、管理混乱的状况，出现了职工思想觉悟、劳动生产率、经营管理水平、产品质量普遍提高的新局面。
全县工业企业和手工业经过调整，将大跃进期间仓促上马，不具备发展条件的企业关停下马，虽然数量和产量有所下降，但布局趋于合理，结构更为优化，支农工业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企业得到加强，对全县人民克服困难，渡过难关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商业的调整。1958年至1959年间，在“大跃进”的过程中，富裕县取消了商业各专业公司，实行政企合一，造成商品流通不畅，经营和财产管理混乱，经营亏损。
1961年，根据商业工作“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调整了商业机构和布局。县设立商业局和供销合作社。商业局建立了百货公司、饮食服务公司、煤建公司、食品公司、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土产杂品公司，受上级专业公司和商业局双重领导。县供销合作社下辖各人民公社供销合作社，受县供销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双重领导，各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商业局和供销合作社的业务范围分工也重新做了规定。全县商业系统调整后，围绕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城乡群众生活服务的目标，通过清仓核库、挖掘库存，改善了经营管理，提高了服务质量，增加了生产生活资料的市场供应。铁制生活用品如铁锅、炉具、小五金等都基本满足供应。对部分供应不足的产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时称四大件）则实行凭票证供应的办法，稳定了市场。
在商业调整中，县委还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实行奖售政策，对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较多的集体和个人，给予供应较多的商品。对粮、油、肉等农产品，合理确定收购任务，由商业部门统一收购和组织供应，发挥了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和集市贸易三条渠道的作用，保证了工农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的基本需要。
三、对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调整
文化事业的调整。在对全县国民经济调整的同时，全县文化、教育等事业得到了充实提高。1963年，有县文化馆、县电影管理站、县剧团、县图书馆各一处。公社文化站9处。全县活跃着50多支业余文艺演出队，队员950多人，他们用业余时间在全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模范人物，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
教育事业的调整。1958年以来，全县在“教育大跃进”的口号中，多种教育体制和办学方式一哄而起，纷纷兴起业余教育、红专教育，形成高潮。1959年全县农村人民在公社学校普遍实行集体上课、集体劳动、集体食宿的做法，参加生产劳动挤占了教学时间，影响了教学质量。1961年省教育工作会议提出适当控制发展规模数量，着重提高教学质量，调整了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的关系之后，县委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执行以教学为主、生产劳动和科研活动必须服从教学的原则，各学校开始建立正常教学秩序，全年学习时间必须达到八个月以上。
卫生事业。县委坚持在调整中充实发展的原则，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和“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充实和健全了各级卫生组织和卫生机构。1963年有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卫生防疫站、县妇幼保健院、县结核病防治所各一处；各公社卫生院10处；生产大队卫生室85处。形成了县、公社、大队三级卫生防疫和医疗体系，为广大群众健康提供了医疗保障。
四、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
机关整编、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是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一项重要措施。富裕县委自1960年10月至1962年底，按照中共中央大力压缩城镇人口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精兵简政，精减干部职工队伍，减少城镇人口工作，进一步加强充实了农业生产劳动力。
接收安置齐齐哈尔市下放人口。1960年11月，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决定，将齐齐哈尔市建华公社精减人员下放到富裕县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富裕县及时开展了接收安置工作，至年末，先后接收403户，722人，这些人被分别安置在26个农村生产大队（管理区），5个工业企业和东明畜牧场。
各接收单位根据每个下放人员的具体情况，分别安排了适当的工作。一些有业务专长的被分配到企事业单位工作，在生活方面，粮食供应等和当地人员同等对待，一视同仁。对上级下发的防寒物资及时发放，并发动社员送给一些蔬菜、咸菜、大酱等。绝大多数下放人员思想稳定，安心务农，为富裕县工农业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如从齐齐哈尔商业系统下放到繁荣公社十八号生产大队的共产党员王殿元，在劳动中处处带头，热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新老社员，受到群众好评，后被选为大队党支部委员，后来长期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员。
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为了完成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任务，县委把这项工作纳入了重要议事日程。1960年10月至1961年1月，县委先后成立了整编精减工作和压缩城镇人口支援农业领导小组与办公室。1961年8月10日，县委制定了《富裕县压缩城镇人口方案》，实行了精简安置的具体办法：凡是1958年1月以来从农村参加工作的新职工，原则上都安排回到各自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在农村无家的安置到城镇公社的生产队参加劳动。按照中央政策规定，精减下来的职工，按离职处理，一律不带工资，参加下季农业收入分配。县委同时要求公社、生产大队党组织对下放人员予以妥善安置。1961年，全县压缩本县城镇人口782人，接收外地下放人口1575人，这些人中除安置到本县农林牧场63人，城镇生产大队215人外，都到富路、新兴等公社安家落户。按照县委要求，各地对精简回乡人员都做了较好安排，相关组织对于他们的住房、粮食、蔬菜、烧柴等实际生活问题进行了妥善的安置。新兴公社29%的新村对下放和回乡人员的生产生活十分关心照顾，在困难的情况下，每人分给640斤蔬菜，尽量分配他们适当的工作，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从齐齐哈尔市玻璃厂下放来这里的技术工人高连恒，用半个月时间，主动将生产队坏了几年的4台大车修好，为队里节省修理费800多元，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称赞。
1962年全县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非农业人口任务十分繁重。为此，县委和有关部门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按照上级党委“决心大、行动快、工作细、步子稳、安排好”的要求，先后召开16次干部职工、城镇居民参加的报告会、座谈会，解决下放对象“五怕、三不愿”思想，即怕农村生活苦、怕干不了农活、怕安置不好、怕老社员看不起、怕影响子女前途；不愿到穷队、不愿到距离县城远的队、不愿到交通不方便的队。开展了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工作成熟一户走一户，成熟一批走一批。县委和各公社党委说服教育生产队干部、社员克服怕挤占口粮、怕不好领导、怕麻烦的思想，县委统一为城镇下放人员解决建房木材500立方米，玻璃100箱，下拨棉胶鞋2500双，亚麻布1050米，棉布1500米，棉花500斤，秋衣480件。提供生活贷款14.2万元。这一年，全县精减城镇职工2695人，压缩城镇人口5852人，分别占中共嫩江地委下达任务的100%和146.7%，其中10个人民公社（含2个国营畜牧场）压缩非农业人口4297人；工业系统精减职工450人，占职工总数的34%；基本建设系统精减职工113人，占职工总数的62%；农林系统精减职工1197人，占职工总数的63%；交通邮电系统精减职工16人，占职工总数的8%；商业系统精减职工493人，占职工总数的25%；城市公共事业系统精减职工16人，占职工总数的9%；文卫系统精减职工267人，占职工总数的20%；金融系统精减职工5人，占职工总数的5%；县直机关精减职工138人，占职工总数的15%。全年接收安置齐齐哈尔等地下放人员2144户，6510人。通过这次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为富裕县农村增加4558名劳动力，减少了城镇粮食销量4.6万公斤，减轻了城镇负担，为全县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机关整编、精减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过程中，许多县委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或者带头把亲属子女送到农村去安家落户，表现了为国分忧，顾全大局的奉献精神，为促进国民经济好转，战胜困难做出了贡献。
五、传达贯彻党的七千人大会精神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和省、地、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部分大厂矿和军队的负责人，共7118人，通常称七千人大会。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为战胜严重困难而奋斗。
七千人大会前，各方面的调整已经进行了一年多，“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开始有了转变，但整个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还在逐渐显露出来，人民生活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面对这种形势，党内外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种种疑问和分歧，有些人对困难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因而对调整的必要性缺乏深刻认识，想等待形势好转后继续“跃进”；也有一些人在严重困难面前信心不足；还有一些干部和党员虽然认为应该调整，但怕被说成否定“三面红旗”，被打成“右倾”，所以持观望态度。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总结经验和统一认识的前提下加以解决。
七千人大会集中讨论和修改了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经过与会人员充分讨论，形成《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的定稿，作为大会的正式文件。这个书面报告，比较系统的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肯定了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指出了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报告认为，产生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党内不少领导者不够谦虚谨慎，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就妨碍了党及时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毛泽东在大会上指出：不论党内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代表党中央，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了自我批评。中央领导人带头认真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带头对这几年来发生的问题作自我批评，使与会者解除了顾虑，勇于当面提出批评意见，直抒己见，一些被批评者坦诚接受，恳切道歉，真诚地作自我批评。
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实际上是党内关系的一次调整。会议对待缺点和错误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发扬民主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舒畅，加强了全党团结、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但会议仍然从原则上肯定了“三面红旗”。说明当时还没有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认真清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
中共富裕县委第一书记赵东升、县委书记处书记李宗起参加由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带队的黑龙江省代表团，出席了党的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中共富裕县委于2月21日召开常委会议，县委书记李宗起传达了大会盛况和会议主要精神。3月，县委第一书记赵东升主持召开县委全委会议，会议传达了七千人大会精神，并组织开展了讨论，会期两天。4月，县委第一书记赵东升主持了县委扩大会议，县委委员、城镇副科长以上党员干部、各公社党委书记、公社社长共60余人参加。会议内容：传达七千人大会文件；发动党员干部向县委提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提出各部门、各公社的调整方案，为县党代会的召开作准备；县委第一书记赵东升作会议总结。县委书记李宗起在大会发言时讲了参加七千人大会的体会，对“大跃进”等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
赵东升代表县委在会上检查了“大跃进”以来县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工业生产指标要求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在人民公社工作中，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盲目过渡，违反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犯了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征过头粮、强迫命令等错误；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等。赵东升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全县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坚持搞好国民经济调整的部署和要求。
会议之后，县委对全县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决策措施进一步施行，有计划地压缩了城镇人口和基本建设规模，对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各部门从人力、财力、物力各方面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在加强城乡市场管理、打击牟取暴利的不法行为的同时，恢复农村供销社、信用社的正常经营，发展集市贸易，促进了全县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完成。

第二十五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五反”运动
1962年9月24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1963年2月，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决定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同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认为“四清”是反击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革命斗争。1963年11月，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下发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明确提出社教运动必须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1964年3月，党中央发出了“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教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1964年10月24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的指示》，社教运动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阶级斗争。1964年底，党中央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富裕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按照上级部署，先行在富海公社富民大队进行试点，试点中采取了“扎根串连、大兵团作战”的办法，实行工作队包办代替，“干部洗手洗澡”，人人检查过关等“左”的作法，许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被“上纲上线”，很多有利于搞活农村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的举措被当成资本主义倾向批判，使不少农村党员干部受到打击，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各方面的工作受到影响。
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纠正一些农村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解决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等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与农村社教运动同时，根据中共中央1964年3月1日下发的《关于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富裕县委在城镇开展了“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这次“五反”运动对于解决县直机关和企事业党员干部作风以及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收到一些好的效果。但同样受“左”的思想影响，没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阶级斗争扩大化。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布后，全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被“文化大革命”所取代，从而结束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这一历史阶段。
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
富裕县委为了摸取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按照中共嫩江地委先行试点的部署，首先在富海公社富民大队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从1963年8月中旬县委派出社教工作组进驻，到10月23日结束，试点工作历时70余天，使富民大队成为全嫩江地区第一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农村社队之一。富民大队有6个生产小队，4个自然屯，225户，1107人，党员18名，团员21名，耕地1.3万亩，耕畜198匹。社教运动试点工作分五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工作组扎根串联，发动群众，揭阶级斗争“盖子”。每位社教试点工作组成员按照县委必须做到“三带、一放、四同、两百”（指自带行李、自带劳动工具、自带劳动手册，放下领导和干部架子，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吃百家饭、串百家门）的要求，进村后住在“苦大仇深、为人正派、劳动积极、关心集体”的贫农家里，通过访贫问苦，个别谈话，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来赢得群众信任。在此基础上，工作组召开各种会议，了解情况，发动群众，揭发问题。全大队地富反坏右分子共19人，揭发出有各种破坏活动的7人。在全大队18名党员中，有所谓“阶级立场不稳”的4名，“政治衰退”的2名，搞“封建迷信”活动的1名。
第二阶段，干部“洗手洗澡”，解决“四不清”问题。工作组首先交代政策、解除思想顾虑，启发干部提高觉悟，然后在支委会、党员大会、贫下中农大会上组织大小队干部人人“洗澡”。18名党员干部中有6名痛哭流涕地作了深刻检查，取得了群众谅解。与此同时，工作组发动积极分子，共同查帐目、点库存、清理财物，共帮助干部卸掉包袱374个，在29名大小队干部中，有贪污行为的18人，贪污金额2100元；有多吃多占的27人，占用现金1854元，工分225个，布票42.5米，粮食500公斤。分别制定出退赔计划，进行了退赔。
第三阶段，建立贫下中农组织。大队建立起贫下中农委员会，各生产小队建立起贫下中农小组。除七种人员外，全大队贫下中农出身的社员都参加了贫下中农组织。当时规定不能参加贫下中农组织的七种人是：有严重投机倒把行为的；受过刑事处分的；有严重历史问题的；有严重贪污的；成份不清的；巫医神汉和扎毒吸毒人员。
第四阶段，开展对敌斗争。工作组通过“筛查”，全大队确定了3名斗争对象。其中一名是有拉拢干部嫌疑的地主分子，一名是有迷信活动的地主分子，一名是对现实不满的右派分子。在400多人参加的对敌斗争大会上，对3人的“阴谋篡权、幻想变天”的罪行进行了批斗。
第五阶段，加强思想组织和生产建设，巩固运动成果。各生产队评选出五好社员，生产大队评选出五好生产队，五好干部。全大队调整撤换了大小队干部5名。党支部对党员进行了民主鉴定和登记，对大队共青团员、妇女、民兵、治保等组织做了整顿。经过群众民主讨论，大队制定了三年生产计划。同年10月底，县委通过组织检查验收，试点工作结束。
1964年1月10日，中共富裕县委召开县、公社、生产大队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总结介绍了“富海公社富民大队试点”工作做法。
会议目的是通过学习，提高认识，明确政策，学习方法，为全县有计划、分期分批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打下基础。按照县委部署，会议主要围绕两项内容进行，首先揭摆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言行，对全县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分析。会议采取对四类分子按队整，逐队揭，按户分析，按人过筛子，大兜底的方法，对全县农村的1869名四类分子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中劳动好，守法的683名，占36.5%；劳动一般、基本守法的823名，占44%；表现不好、有破坏行为的363名，占19.5%，共揭发出四类分子的“破坏活动”868起，“资本主义”活动84起，“封建迷信”活动99起。
之后，会议组织与会干部“洗手洗澡”，放掉“包袱”。“洗手洗澡”就是要求干部检查自己“四不清”问题。所谓“包袱”，当时认为由于受到阶级敌人利用和剥削阶级旧思想的影响，干部所作的一些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集体经济、不利于群众利益的事情。与会干部对照县委领导在会议报告中的不认真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多吃多占等十五项77条表现，分别作了“洗手洗澡”和“放包袱”。据会务组统计，与会干部通过“洗手洗澡”共放下各种包袱9439个，其中属于“四清”方面的6855个，占总数的72.7%。县委根据“教育为主，处分为辅；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批判、退赃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政策，提出处理“包袱”的意见，经过个人对号、民主讨论方法，绝大多数“包袱”在会上得以处理，并制定出整改计划。会议根据省、地委指示精神，决定在全县开展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指在没搞社教的社队，按照省、地委的要求，普遍宣传宣讲一次中央《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使广大农民群众了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义、目的和方针政策，将群众初步发动起来，打击阶级敌人，煞住“黑风”，调动生产积极性，迅速掀起备耕生产高潮。
接着，地委统一部署，富裕县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2月21日开始，3月21日结束，历时30天。县委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张若先为组长的全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县委常委刘子均兼任社教办公室主任，县委委员武朝贵、王作兴、聂纯兼任副主任。社教办公室抽调县直机关、企事业干部190人，与省、地委派驻富裕县社教干部统一组成391人的社教工作队分赴9个人民公社、108个生产大队、485个生产小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全县有42413名农民受到教育，占应受教育农民总数的94.5%。
1964年3月17日，县委下发了《关于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计划》，计划1964年全县分三批搞完40个生产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批共计划抽调320名工作队员。
同年3月18日，县委又下发了《关于在富海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的计划》。富海公社共9个生产大队，除富民大队已搞完社教试点外，尚有8个生产大队、46个生产队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县委组织了88人的社教工作队，由县委副书记李宗起带队从2月26日开始，配合公社党委深入各生产大队进行社教试点工作。到5月上旬，全面完成了富海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任务。
在社教试点工作中，共撤换了一名大队干部，13名小队干部，退赔现金9300元、手表6块、缝纫机5台、收音机2台、房屋13间。
同年6月12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了富海公社社教试点工作情况。会议认为，富海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增强了广大农民的阶级斗争观念，改善了干群关系，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取得了良好效果和经验，为全县分批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打下了工作基础。
1964年9月，中共嫩江地委决定各县分批分期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富裕县被列为全地区第三批进行；抽调富裕县委书记张若先到拜泉县参加第一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县委副书记王柏仁主持县委工作）。9月24日，县委组成343人的工作队，编入嫩江地区工作团，赴拜泉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中有县委书记1名，县委副书记1名，县委常委和副县长2名，县委委员2名；科级干部53名，一般干部197名，知识青年87名，党员127名，团员105名；妇女干部51名。
1964年12月25日至31日，县委召开全县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暨三级干部会议，县直机关、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1034人参加，按照中共嫩江地委统一部署，会议主要解决县、社两级干部当年的“四不清”问题。会议发动贫下中农代表揭发各级干部的“四不清”问题1749条。会议期间，有291名县、社副科级以上干部和生产大队、生产队领导检查自己存在的“四不清”问题。有1020名“四不清”干部退赔现金12364元，公债券7101元，手表235块，自行车144辆，收音机219台，缝纫机31台，衣料189件，手推车5台，房子12.5间。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肯定了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要走群众路线，“四清”要落到增产上面，这些规定部分地纠正了“四清”运动中产生的一些过“左”的做法。但是“二十三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人为地制造所谓的“阶级斗争”的阶段。“二十三条”规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为“四清”。
1965年2月23日，富裕县召开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四级干部1174人参加的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制定的“二十三条”，总结了全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会议认为，全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三个方面取得了成果。第一，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运动中，群众给大、小队干部提出各种意见7法725条，其中经济方面的2104条，政治方面的1057条，组织纪律方面的167条，思想作风方面的1442条，封建迷信方面的161条，违法乱纪方面的78条。88%的大、小队干部对“四不清”错误检查全面深刻，退赔比较认真，群众基本满意。第二，基本搞清了当年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全县揭发和检查出“四不清”干部2905名，占四级干部的71%，总金额45.8万元，平均每人158元。其中县直机关干部920名，占60.4%，金额16.9万元；公社干部190名，占70%，金额4.8万元；生产大队干部336名，占84.4%，金额9.7万元；生产队干部1459名，占80.9%，金额14.5万元。生产大队、生产队两级干部共清理出现金24万元。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退赔总金额22.9万元，其中现金5万元，公债卷1.5万元，手表320块，自行车305辆，收音机321台，缝纫机91台，房屋81间，衣料346件。第三，整顿了各级组织和干部队伍。经过“四清”运动，查出领导权被“阶级异己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严重违法违纪分子把持的生产大队18个，占生产大队总数的15.3%。生产队56个，占生产队总数的10.4%。通过“四清”运动的培养和锻炼，全县有294名劳动好，觉悟高，办事公道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被充实到生产大队、生产队两级领导班子。68%的生产大队干部、78%的生产队干部连选连任。
会议检查了全县四清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四清”工作要求过高，想把多年遗留的问题一下子解决；运动中范围无限制地扩大，对打架斗殴等问题都管了起来，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一些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如驻富海公社富北大队工作组反复强迫一女社员交代生活作风问题，致使这个人服毒自杀，在当地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
1966年初，中共嫩江地委计划安排富裕县秋季在全地区第三批全面开展城乡“四清”运动，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始，“四清”运动被中止了。
三、城镇“五反”运动
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着重讨论了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决定以“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形式在城镇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3月，中共富裕县委按照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的通知》，在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有步骤地开展了“五反”运动。
为加强对“五反”运动的领导，县委成立“五反”领导小组和“五反”运动办公室。县直机关的“五反”运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反对官僚主义，分散主义、铺张浪费为主，主要对象是各单位的领导同志。第二阶段以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为主，主要是管钱管物的单位工作人员。第三阶段按政策进行组织处理，落实整改措施。
为了掌握情况，保证“五反”运动质量，1963年3月12日至4月12日，县委“五反”运动领导小组抽调干部组成了工作组，配合各党委对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部分干部职工存在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调查清理，为全面开展干部“五反”运动做了必要的准备。经调查掌握，在全县1780名干部职工中，有各类问题的441人。其中，有贪污盗窃行为的170人，贪污盗窃金额达到2.5万元。问题较多的县粮食系统，仅半年就发生盗窃案件19起，丢失粮食4吨，豆油8吨，面袋和麻袋4900条。在全县干部职工中有投机倒把行为的干部职工41名，有的贩卖统购统销物资，有的搞长途贩运，有些干部和单位领导铺张浪费，用公款请客送礼，讲排场，图阔气，走后门，多吃多占，搞特殊化。有些单位不维护党的统一领导，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损公肥私，只顾本单位局部利益，缺乏全局观念的分散主义。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在县直机关44名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中能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只有16名。
县委根据调查掌握的情况，从6月13日开始，组成了3个工作组深入到政法机关，煤建公司和运输公司进行“五反”工作试点。煤建公司和运输公司共有职工136名，其中干部52名，工人84名。党团员40名，群众96名。“五反”运动前，两个单位经营混乱，损失浪费严重。煤建公司3年损失42万元。工作组举办损失浪费展览会，大讲工人史，厂史，对职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发动群众揭发生产和经营管理上的损失浪费问题，共提意见1455条。本着边整边改的原则，工作组把提出的问题梳成辫子，交给群众想办法，堵漏洞，先后解决982个问题。两个单位都制定了增产节约计划，健全各项制度，开展评比竞赛，很快掀起生产高潮。煤建公司将“眼看嘴说估大堆”的付煤方法改为过斗，过秤，同时加强进货验收，确保煤炭经营不减量。运输公司百吨公里耗油量由31公斤降到25.9公斤，车里程利用率比上年提高3.5%。以反浪费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就。
6月28日至7月15日，试点工作组在政法部门组织领导干部“洗澡”、“下楼”，检查自1962年以来多吃多占，走后门，生活特殊化等问题。7名领导干部检查出多吃多占问题70条，走后门问题87条，生活特殊化问题36条。检查以后，领导干部主动退还了一部分多吃多占的钱物，并组织群众制定了整改措施。
7月9日，根据试点工作情况，富裕县委下发《关于各部门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安排意见》。全县应开展“五反”运动的有158个单位，分两批进行。第一批有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等单位，7月20日开始，9月末结束。第二批国营农、林、牧场和各企业。从11月初开始，到12月末结束。
在县直机关“五反”运动中，县委领导遵照中央和省委、地委指示，率先解决自身的问题。在7月25日至8月30日，县委常委先后召开4次会议，请各部办委局领导帮助县委领导查找问题。县委每位常委对照检查各自存在的问题，先后查找出“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生活作风上的自由化”等问题，在会上做了认真检查，听取了各部门负责人和常委之间的批评意见。县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带头检查问题，组织扩大会议，检查和揭露存在问题，分析问题根源，清算损失的危害，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从领导作风，思想作风和工作生活作风进行整改，提高了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党悟，增强了干部职工的自觉性。
富裕县开展“五反”运动的单位158个，其中机关单位45个，企事业单位113个。县直机关的“五反”运动，于1963年9月上旬全面开展。78名科局级干部，“洗澡”、“下楼”好的71名，一般的7名。从1964年3月30日开始。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集中开展反贪污盗窃和反投机倒把斗争，全县共查出有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问题的干部职工57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总金额为13140元，按政策规定32人退回赃款,退款金额3127元。至1964年6月20日，已有62个单位结束运动。到1964年底，全县“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五反”运动对改变干部职工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解决企业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起了积极的作用。“五反”运动还打击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不法行为。但是，受“左”的思想影响，没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挫伤了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第二十六章　　60年代前期的社会风貌和建设成就
经过全党集中全力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国民经济逐步复苏，各项建设事业有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全县从1962年到1965年，国民经济开始稳步增长，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期间，国民经济达到和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水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改善。
全县国民经济调整的成果日益显现出来，使各条战线呈现出勃勃生机。随着学习毛泽东著作、向雷锋、焦裕禄等英模学习活动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兴起，全县党员干部呈现出学赶先进、战胜困难和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城乡经济建设都取得了突出成就。
六十年代前期，在中共富裕县委的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和各族群众团结一心，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社会秩序稳定，社会风气良好，人们意气风发，乐于奉献，给全县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留下了深刻印记。
一、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老一辈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毛泽东著作中得到集中反映和充分体现。广大干部群众出于对毛泽东的热爱，自觉学习毛泽东著作。1960年至1966年，富裕县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陆续开展起来，逐渐形成了风气。这阶段的学习活动起到了武装头脑、改造世界观、指导各项工作的巨大作用。
由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卓越功绩和历史性贡献，在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威望，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也不断深入。
从1961年到1966年，富裕县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先后出现过四次高潮。
1961年2月，中共中央东北局、黑龙江省委作出了《关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定》，要求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共产党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组织引导干部群众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富裕县委积极贯彻落实上级党委决定，组成了由县委书记任组长的县委理论学习领导小组。3月初召开了县直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学习动员大会，部署了全县各级领导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工作。自此，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逐渐形成风气，出现了全县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第一个高潮。
1963年3月，毛泽东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雷锋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迹传遍全国。黑龙江省委做出了《关于组织干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决定》，要求全省各级党的干部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在三年左右时间，读完《毛泽东选集》。县委把领导和组织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当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在县委的倡导下，各级党委成员带头学习，定期交流学习心得。各机关单位纷纷建立了各种类型的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很多单位建立了学习制度。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普遍展开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形成了全县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第二个高潮。在这个时期的学习活动中，党员干部以雷锋为榜样，学习的自觉性很高，学习的目的明确，注意了学用结合，学习与做好本职工作结合，起到了指导与推动工作，加强世界观改造的效果。
1964年春天，党中央发出了大学毛泽东著作，促进干部群众实现革命化的号召。黑龙江省委、嫩江地委相继作出了《关于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的指示。中共富裕县委进行了认真地研究部署，提出了有关学习的具体意见。强调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的每一阶段，都要用毛泽东思想做指导，并把组织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纳入社会主义教育试点的重要内容。要求对没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试点的公社党委也要把学习毛泽东著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按照县委的安排，县直各系统、各公社党委都召开了所属各党支部书记、宣传委员会议，深入贯彻发动。县委宣传部定期组织人员深入基层了解和检查学习制度。全县共建立学习毛泽东著作小组1100多个，经常参加学习的党员、干部、教师、职工、知识青年达1.3万多人。形成了全县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的第三个高潮。
从1965年秋，中共中央东北局、黑龙江省委分别作出了深入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定，到1966年8月，县委召开第一次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全县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的第四个高潮。1965年8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了《关于深入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定》，中共黑龙江省委做出了《关于坚持开展大学毛泽东著作的决定》之后，中共富裕县委召开了县直单位、各公社干部会议，重点学习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结合学习雷锋、焦裕禄等先进模范事迹，对照先进找差距，制定学习计划。会后，各系统、各公社从上到下开展了大发动、大讲用活动。县委邀请驻本县的3249部队农场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吴铁山等为县直党员干部做学习毛泽东著作经验报告，还组织县、公社干部到全地区学习毛泽东著作先进单位--甘南县音河公社太平大队参观学习。
全县各级党组织在组织党员干部搞好自身学习的同时，加强了对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领导，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干部群众的头脑，去观察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指导一切活动。县委党校举办培训班，培养了大批学习骨干和辅导员。县委组成了“学习报告团”到各系统、各公社作巡回报告。县广播站把“学习报告团”作的《报告》录音向全县反复播放。1965年12月，县委首次召开学习毛泽东著作经验交流会。会上，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介绍了学习经验和体会。他们的事迹，通过广播传到全县，更加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学习热情。全县各条战线涌现出一批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县委表彰树立了富路公社富路大队党总支书记张文秀、塔哈公社冯屯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庆、县运输公司司机张继先等先进典型，号召全县党员干部向他们学习。
1966年6月6日，中共富裕县委总结出“三首先、三学习、三结合、三带、三交”的领导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方法。“三首先”是：布置工作首先布置学习，检查工作首先检查学习，总结工作首先总结学习；“三学习”是：法定学习日集中学习，业余时间自己学习，蹲点劳动带头学习；“三结合”是：会议和学习结合，精读和通读结合，读和写结合；“三带”是：下乡带毛泽东著作，带学习任务，带辅导任务；“三交”是：下乡回来交学习心得，交辅导经验，交学习中的问题。每人每天自学1小时，一周集体学习两天半，一个月集中学习3天，一个季度召开一次学习讲用会。这个经验被中共嫩江地委在全地区推广。
1966年8月26日，中共富裕县委召开了首届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县各条战线和各基层单位学习毛泽东著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与会代表通过了《关于在全县深入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倡议书》。这次会议，对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二、向雷锋、王杰、焦裕禄等英雄模范学习活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是党领导人民战胜严重困难时期，更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从1963年到1966年，先后有雷锋、王杰、焦裕禄、王进喜等一批英雄模范人物涌现。他们高贵的品质、动人的事迹、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令人感慨，催人奋进，教育了整整一代人。
中共富裕县委按照中央和省委、地委的部署，在此期间，先后开展了向雷锋、王杰、焦裕禄等英雄模范人物学习的活动。通过学习极大地激发了全县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推动了全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
沈阳军区某部运输连班长雷锋，以“甘当螺丝钉”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1962年8月15日，雷锋不幸因公殉职，年仅22岁。雷锋牺牲后，党和人民给予他崇高的荣誉，被誉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接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为雷锋题词。《人民日报》报道了雷锋的先进事迹。全国各条战线、各个行业掀起了一个持久的学习雷锋的热潮。
同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东北局和黑龙江省委作出了深入开展学习雷锋活动决定。3月24日，中共富裕县委召开了县直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公社领导、各团委书记、团支部书记参加的全县开展学习雷锋同志活动广播大会。会上，传达了领导人题词，学习了报道雷锋事迹的文章。县委领导做了动员报告。要求各级党团组织加强领导，组织全县党员、团员、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响应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掀起学习雷锋活动高潮。县委办公室还将县委铅印室印制的2000份雷锋事迹材料分发到各单位、各公社，县委宣传部、县人武部、团县委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团组织广泛宣传雷锋事迹，全县党员、团员、青年、民兵和广大群众认真开展学习活动，及时表扬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中的好人好事，层层树立榜样，培养先进典型。
学习雷锋活动的开展，提高了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观念，像雷锋那样做人，像雷锋那样工作、学习和生活，在全县蔚然成风。在机关、学校、农村，学雷锋、见行动，到处涌现出学习雷锋、做好人好事的动人场面，爱岗敬业，助人为乐，热爱集体，不记名利，公而忘私等道德风尚成为社会主流，促进了社会风尚的好转，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团结。雷锋精神对当代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健康成长产生了巨大影响。
1965年11月初，《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连续刊登了共产主义战士王杰的英雄事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先后发出通知，号召向王杰学习。王杰生前是济南军区驻江苏徐州某部工兵一连五班班长。1965年7月14日，在一次训练中为掩护民兵而英勇牺牲。
11月20日，中共富裕县委按照上级部署，下发了《关于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向王杰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通知》指出，要学习王杰同志赤胆忠心为革命，为工作不避艰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学习他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远大理想；学习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他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努力学习的精神；学习他艰苦朴素，永不忘本，爱护国家财产的好思想、好作风。要求在学习活动中做到“三个结合”，即学习王杰要和改造自己的思想结合起来，以王杰为榜样，对照检查自己；学习王杰要与自己的工作联系起来，落实到本职工作中去，更好地完成所担负的工作任务；学习王杰要和学习毛泽东著作结合起来，用毛泽东思想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在县委的组织倡导下，各系统、各单位、各学校都召开了王杰英雄事迹报告会。全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习热潮。
焦裕禄是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1962年在灾情最重的时候，焦裕禄带领县委一班人治理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在肝癌病痛折磨下，仍然带领群众坚持奋战在治沙第一线，不幸与世长辞，年仅42岁。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以《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为题，刊登长篇通讯，并发表了《向焦裕禄学习》的社论。9日、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先后发出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通知。中共富裕县委根据上级的部署，召开了全县党员干部大会，进行了思想发动，动员全县党员干部向焦裕禄学习。以后，县委下发了《关于组织广大干部学习焦裕禄同志事迹的计划》，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焦裕禄同志一切为革命，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的高尚品质；学习他深入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要求以整风的精神，以焦裕禄为镜子，严格对照检查自己，找出本单位、本人在思想上、工作上的差距，制定出改进措施。
在焦裕禄精神的鼓舞下，全县干部的精神风貌和工作作风有很大转变。激励各级领导干部以极大的热情战胜工作中的困难，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力量。干部们纷纷到基层，蹲点包队，支援农业第一线，涌现出许多关心群众，一心为群众服务的好干部，受到群众的欢迎和赞扬。
在连续开展的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过程中，优秀的民族精神得以发扬光大，人们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各类英模先进人物成了学习的榜样，使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形成的良好社会风尚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使全县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更鼓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干劲，鼓舞大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困难，战胜挫折的昂扬斗志。以雷锋、王杰、焦裕禄等为代表的英雄模范，他们以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给困难时期的中国社会以深刻的影响，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座丰碑。
三、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
1964年2月下旬，《人民日报》报道了大庆经过三年多艰苦奋斗，到1963年底已开发建设成全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大庆油田，锻炼出一支以“铁人”王进喜为优秀代表的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的工人队伍的先进典型事迹。中共中央发出了开展“工业学大庆”的通知，号召各地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
通知指出：“自1960年5月起，集中全国石油战线的人力、物力，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开发建设成大庆油田。到1963年，大庆油田的产量达到600万吨，除全部收回国家投资外，还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锻炼成长出有一定管理水平和技术素养的工人队伍。”通知强调，“大庆油田的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适用，在其他部门也适用”。此后，全国工业、交通等行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
1964年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全省工交工作会议，对全省范围开展的工业学大庆活动作出进一步部署。
富裕县委按照省委的部署，在全县开展了“工业学大庆”运动，对促进全县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64年“五一”劳动节前夕，中共富裕县委在县城召开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参加的“工业学大庆”动员大会，会上传达了省委指示，介绍了大庆开展石油大会战经验，介绍“铁人”王进喜及大庆英雄群体的动人事迹。县委领导在大会上要求，各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要大力宣传大庆的先进经验，层层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大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拼搏精神，学习大庆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和严格要求、严密组织、严肃态度、严明纪律的“三老四严”的工作作风。
经过县委和各级党组织广泛深入地宣传活动，全县迅速开展起群众性学习大庆运动。特别是工业、交通系统，学习大庆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扎扎实实。厂与厂之间开展劳动竞赛，互相比干劲、比功效、比产值、比创造；各企业内部股室之间、各车间之间、各班组之间也广泛开展竞赛活动，各种挑战、迎战活动不断。从干部到职工，从党员到普通群众到处呈现出学大庆“铁人”、争先进、找差距、破难题、争贡献的红火场面。在学习大庆活动中，企业干部转变作风，下车间、上岗位，与工人共同参加一线生产劳动，实际动手帮助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工人们主动早上班、晚下班、主动加班，节假日不休息，形成了你追我赶争上游、大干苦干学“铁人”的可喜局面。职工不要加班费，不要补助，有的家庭有事也不请假，有了病也不误工。
中共富裕县委在组织学大庆活动中，在工交财贸等战线广泛开展了深入扎实的“比、学、赶、帮、超”竞赛活动。在竞赛活动中先后树立了许多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典型。各基层单位也评选出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做到了比有对手，学有榜样，赶有方向，帮有对象，超有目标，把“比、学、赶、帮、超”为内容的劳动竞赛活动不断引向深入，达到了预期目的。
1964年到1966年，全县两年多时间的“工业学大庆”运动开展的扎实深入，富有成效。各企业都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并在实践中总结出以下几方面成功经验：1、树立标兵榜样，明确学习赶超方向。各单位、各企业普遍开展在企业内部评选五好车间、五好班组和六好职工活动，集体创五好，个人争六好，人人争先进，成为职工的自觉行动。2、组织先进班组和先进个人与其他班组和职工签订帮学协议，称作“一帮一，一对红”，使先进班组和先进职工都有帮学对象，并将帮学内容、要求、办法等签订在协议上，按照计划进行学习和帮助，按照计划进行检查和评比。3、走出去，请进来，组织先进生产者交流先进经验。工厂有计划地组织“取经组”，到厂外学习先进经验，回厂推广学习；或者邀请外单位先进典型到厂内做事迹报告或经验介绍。有时也组织厂内班组、车间的技术能手、六好职工互相传授经验、交流技术。4、组织技术观摩，传授先进经验。一般是请技术能手现场操作，其他职工在周围观看，在看的过程中学习，看不明白的，还可以向技术能手请教。5、定期检查评比，及时总结经验。厂里检查车间，车间检查班组，班组检查个人，通过检查，评比先进，修订帮学计划。
在学大庆活动中，广泛开展了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号召广大职工学习大庆精神，做铁人式工人，树立主人翁意识，爱国家、爱集体、反浪费、创效益，发扬一厘钱精神，勤俭办企业，勤俭创业，进而提高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降低消耗成本，挖掘增产潜力，扩大产量产值，推动了全县工业生产的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锻炼了职工队伍，职工们发扬艰苦创业精神，为完成调整任务和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四、“农业学大寨”运动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凭苦干实干，将山沟坡地改造成水平梯田，把粮食亩产由解放前的50公斤提高到350公斤以上，为国家作出了突出贡献。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大寨的先进事迹，并发表了评论，号召各地学习大寨精神，全国很快掀起了学大寨高潮。这个时期，中共富裕县委把大寨作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先进典型来学习。全县学大寨的方向是正确的。对促进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业生产、改变农村面貌起到了积极作用。
1965年12月，中共富裕县委召开了全县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县直各部、委、办、局领导，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各公社党政主要领导12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分析总结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成绩和问题，交流了学大寨的典型单位的经验，主持县委工作的副书记王柏仁代表县委做了《认清形势，鼓足干劲，学习大寨精神，夺取高产稳产》的报告，通过了《富裕县1966年——1970年农业学大寨规划》。会议还大张旗鼓地表彰树立了富路公社富路大队为全县学大寨标兵，提出了远学大寨，近学富路的号召。富路大队党总支在书记张文秀的带领下，坚持“以粮为纲，农牧结合，全面发展”的方针，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实现了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大发展，被评为全嫩江地区农业战线四面红旗之一，张文秀获得全省农业战线先进个人标兵称号，县委副书记王柏仁代表县委为富路大队颁发了奖状，为张文秀披红戴花。在此前不久，富路大队和甘南县太平大队（全省仅2个大队）一起被树为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全国共有52个）。富路大队农牧结合，全面发展的先进事迹在黑龙江省展览馆和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展出。为全县全省赢得了荣誉。
这次会议之后，全县农村迅速出现了学大寨、赶富路的生产热潮，推动了农业的大发展。不久，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全县刚刚兴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被迫停止。
五、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成就
从1956年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之后，富裕县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以极大的政治热情，经过艰辛的努力，各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由于受1958年“大跃进”的冲击影响，使全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左倾路线所导致的急于求成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造成了很大危害与损失，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延缓了全县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影响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正常实施。
从1961年开始，中共富裕县委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到1962年末调整初见成效，1963年国民经济全面恢复，1964年和1965年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持续发展，国民收入不断提高。
历经以上几个阶段的曲折探索和不断努力，富裕县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了显著成就。
1965年，全县工农业生产总值3296.4万元，比1956年增长72%。其中农业生产总值2603.7万元，比1956年增加934.8万元；工业总产值1692.7万元，比1956年增加26万元。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同1956年相比增加了6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持续发展
富裕县工业生产虽然受到“大跃进”的严重影响，损失很大，但并不是停滞不前。1962年以后，县委认真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工业七十条）、《工业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手工业三十五条），对全县工业企业进行了全面整顿。关闭了一些“大跃进”中盲目上马、名不副实的炼钢厂等产品不成型、经济效益差的国营企业；进一步充实了农机、铁木、修配等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企业；恢复和加强了手工业生产，调整了手工业所有制，对“大跃进”中变为国营企业的恢复为原来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并恢复了手工业前店后厂、小而灵活传统经营模式；对产品质次价高、原料消耗大、销路不畅的社办企业实行了关停。
县委在不断对工业企业进行充实调整同时，深入开展了增产节约和为农业生产服务活动。1963年8月，县委下发了工业系统开展企业生产竞赛活动的指示，组织开展了以支援农业、满足农业生产需要为中心，以生产品种多、质量好、成本低、消耗少、劳动生产率高为内容的群众性企业生产竞赛活动，全县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持续增长，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生产成本有所下降，企业管理逐步加强，一些过去连年亏损的服装、皮革等企业扭转了被动局面。到1964年全县工业企业除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机修配厂外，基本上消灭了亏损，实现了盈利，到1964年，全县工业调整成果显著，工业生产持续发展。
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为以后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县新建了乳品厂、农机修造厂、食品厂、造纸厂、酱菜厂等工业企业，改造与扩建了制酒厂、砖厂、砂场等。这些企业不仅在当时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生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服务，而且至改革开放初期，都一直是富裕县的骨干工业企业，特别是省内外享有盛誉的富裕乳制品厂、富裕制酒厂至今仍然是富裕县的财政支柱企业之一，继续为富裕县域经济发展做贡献。二是企业技术和工艺水平有很大提高。经过企业技术改造与技术革新以及技术培训、岗位练兵等，企业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明显提高，保证了企业产品合格率的大幅度提升。三是企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十年间生产的新产品达数十种，多数已经成为定型产品。全县34种主要工业产品的年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比1956年有大幅度提高。其中，1965年生产红砖1004万块，比1955年增长40倍。四是产品质量显著提高。富裕制酒厂生产的桂花牌富裕白酒、富裕乳制品厂生产的松鹤牌全脂奶粉等地方工业产品，产品质量达到和超过了省内先进水平，成为全省著名的优质畅销产品，产品供不应求。五是电力通讯交通运输业有了较快发展。1964年全县用电量265万度，比1962年增长了52%，其中农村用电44万度，比1962年增长了120%。1955年全县建立了6个邮电分支机构，邮路总长度110公里。1958年实现汽车邮路25公里。1965年电话线路长度634公里，比1956年增长了4.6倍，其中农村618公里，比1955年增长了5.2倍。1956年县运输企业开始有2台汽车从事运输业务，1965年增加到8台。1958年开始有一台客车运营。1965年货物运输总量25万吨（含胶车），比1956年增长45.6%。客运量6.1万人（含胶车），比1956年增长1.8倍。
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县公路建设有了较快发展。境内新修了宽度在8米以上的公路8条，总里程158.5公里。其中，富裕至新兴（路面宽8米，下同）20公路；富裕至富路26公里（路面宽9米）；富裕至绍文22公里；富裕至和平25公里；富裕至繁荣36公里；富海至忠厚16.5公里（路面宽度12米）；富裕至沿江（富宁）18公里；富海至大泉子9公里；绍文至团结6公里。
农林牧渔业全面丰收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富裕县广大干部群众在县委的带领下，为实现农村的全面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使全县农村经济得到了相应发展。但左倾路线所导致的盲目冒进给农村经济建设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泛滥成灾，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粮食生产上提出了亩产超千斤指标。在畜牧业生产上提出了各人民公社建成万头猪场、十万只禽场的指标。渔业、林业等农村各业也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严重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阻碍和延缓了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
1961年，在党中央“八字方针”指引下，县委对农村经济进行了调整，全县农村经济逐步恢复。1962年，县委认真贯彻党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重新调整了农村各业生产指标，纠正“五风”，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充实农业第一线，从而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全县农村各业生产得到了发展。
1963年夏秋之际，富裕县连降大雨，降水量达265.5毫米，全县发生严重内涝，受灾面积达43万亩，成灾人口7.71万人，损毁倒塌房屋920间，仓房、畜舍328间。
灾情发生后，县立即组织干部群众1.7万人突击排涝。在洪涝紧急时刻日出动驻富裕解放军、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在校生、社员群众7万人次，抢救出15.84万亩庄稼，减轻了受害损失。民政部门及时下拨救灾款25.85万元，发放救灾棉布18.7万尺，棉花3.6万斤，蔬菜1815吨。全县2.5万人得到了救济。
种植业。1963年以后，县委在农村推行田间生产责任制，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推广科学种田，农业生产达到正常年水平。到1964年，全县农业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县拥有农用拖拉机94台，机引农具471台，分别比1956年增加了——。机耕作业面积扩大到31.3万亩，占耕地面积的31.2%，比1956年增加了8个百分点；有效灌溉面积1.1万亩，比1956年提高1.5倍；化肥施用量由1958年的12实物吨增加到1965年的389实物吨。1964年全县粮食亩产106斤，粮豆薯总产1.142亿斤，比1955年增加了0.342亿斤。
畜牧业。1965年全县大牲畜存栏3.7万头（匹），比1956年增加0.77万头（匹）。生猪存栏5万头，比1956年增加3.67万头。山绵羊存栏3.5万只，比1956年增加3.1万只。牧业产值391.1万元，比1956年增加190万元。
林业。1965年全县造林8100亩，育苗1200亩。实现林业产值7.6万元。
渔业。全县从1959年开始实行水产人工养殖，1965年养殖水面近千亩。水产品总产量1100吨，比1956年增加450吨。1965年渔业产值27.9万元，占农业总产值1.1%。
副业。1965年全县副业产值642万元，比1956年增加160万元。
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不断发展
教育事业得到了优先发展。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富裕县教育事业发展很快。1958年，在党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指引下，全党全民大办教育，教育出现了普及提高的新局面。全县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普及了业余初等教育和小学教育。1958年至1961年成立了县师范学校，开始有3个初级师范班，1961年有5个班毕业。1958年县第一中学办起了高级中学教学班。1964年全县办有4个高级中学教学班，比1958年增加了3个班。1964年全县初级中学由1957年的1所学校、12个教学班发展到3所21个教学班。小学由1957年的110所、236个班级发展到143所、404个班级。1964年全县初中毕业生276人，比1956年增加170人。1965年全县有高中教师14人。有初中教师54人，小学教师565人，分别比1956年增加了34人和335人。
随着普及教育的发展，业余教育业相应得到发展。1958年，县委向农村青壮年发出了摘掉文盲帽、攻克文化关的号召。为了巩固扩大扫盲成果，1959年全县80%以上生产大队建立起了红专业余学校，设立了小学班和中学班。1960年在“巩固起来、坚持下去、提高质量、继续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城乡红专业余学校学员达到2万多人。1962年，根据调整精神对农民业余学校进行了整顿。当年在校坚持业余学习的人数为2500人。1963年增加到5812人。1964年增加到8636人，有专职教师13人，兼职教师902人。
文化广播电影事业发展很快。1958年以后，全县办起群众文化站8个，比1956年增加6个。1958年以后，全县办起农村业余俱乐部135个，比1956年增加50个。1957年建起了专业剧院（县评剧院），1964年发展到2个。1958年建起了一处电影院，1954年建立电影放映队，1958年以后增加到5个。1958年全县建立3个农村广播站，1959年发展到7个，1961年发展到8个，1962年以后发展到9个，全县9个人民公社、117个生产大队、397个自然屯实现了广播全覆盖。
1956年，县委为加强舆论宣传工作，引导人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于10月1日创办了中共富裕县委机关报——《富裕报》,《富裕报》对开四版，周六刊《富裕报》总编由县委宣传部长兼任。每期发行8000份。1959年8月1日更名为《富裕日报》，仍为对开四版。1961年10月停刊。
《富裕报》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交流经验指导工作，对于宣传教育群众，团结全县各族人民进行经济建设，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卫生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富裕县的卫生事业逐步加强。从1956年开始开展的以除四害消灭疾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逐渐改善了城乡卫生状况。1964年全县有各级医疗机构56个、住院床位290个，分别比1956年增加28个和230个。其中人民公社医疗机构44个，比1956年增加26个。
1955年成立了县卫生防疫站。1959年成立了县干部疗养院。1960年成立了县结核病院。1956年全县从事卫生医疗人员111名，其中医师4名，医士44名，中医7名，助产士10名，护士28名，私人中医15名。1964年全县从事卫生医疗人员增加到446名。1964年至1965年县人民医院两次扩建，设立门诊部、住院处，增设了科室，增添了医疗设施，医院的医疗水平逐步提高。
1958年富裕县成立了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县委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各人民公社也成立了专门组织，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地方病防治工作，发动群众制定爱国卫生公约和地方病防治公约，在群众中树立讲卫生光荣、不讲卫生可耻和预防为主、防治相结合的新风尚、新观念，城乡卫生面貌逐步改观，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与地方病的发病率。
财政税收和人民生活显著提高
由于经济形势好转，使全县社会商品购买力和城乡居民消费逐年提高。1965年，全县国营商业企业发展到54个，比1956年增加了43个，集体（合作社）商业企业74个，比1956年增加了30个。1965年全县社会商品购买力达到1600万元，比1956年增加400万元。居民消费品购买力1420万元，比1956年增加650万元，其中，职工年均每人购买力152元，社员年均每人购买力75元，均比1956年有很大提高。1965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610万元，比1956年增340万元。其中，国营商业和集体（合作社）商业商品零售总额比1956年增长30%以上。
1964年，全县财政收入实现338.4万元，比1955年增加266.9万元，比1956年增加了32.1万元；完成税收195万元，比1955年增加67.万元，比1956年增加152万元。其中工商税收完成106.6万元，比1956年增加40万元，农业税完成88.4万元，比1956年增加38.4万元。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全县城乡居民的生活不断提高。1958年以后，经济发展受阻，人民生活水平开始下降，尤其是1960年人民生活非常困苦，口粮标准低、吃不饱，只好“低标准、瓜菜代”的生活。很多人因营养不良而患肝病和浮肿病。1961年以后，渡过了困难时期，生活逐渐好转。1965年，全县农村社员人均收入74元，比1961年增加27元。1965年，农村人民公社分配总额123.1万元，比1958年增加41.5万元。1965年农村社员每人平均分得口粮472斤，比1960年增加了204斤，比1961年增加了232斤。可基本满足生活需要。1963年部分职工调升了工资。1965年全县每名职工工资平均419元，比1956年增加217.8元。全县在职职工劳保福利费用43.8万元，比1956年增加了23.7万元。1964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487万元，比1955年增加450万元，比1956年增加345万元。
从党的八大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中共富裕县委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在全面完成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经过艰苦努力和严重挫折，通过不断调整，克服了困难，全县工农业生产取得了突出成就，各项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十年建设所取得的进展，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至今仍在四化建设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作用。

第二十七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建设
加强党的建设，是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三大法宝之一。富裕县委在领导各族人民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辛探索的十年里，贯彻落实调整方针，开展生产救灾，恢复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教育过程中，坚持整顿党的作风，注重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党性教育、党的传统教育，始终把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纳入重要日程，贯穿在各项工作之中。
尽管在这个时期，富裕县的建设事业经历曲折甚至遭受过严重挫折，但由于县委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逐步形成，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加强，全县各条经济战线仍取得很大成就。特别是在党的八大后的一年多，继续执行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从1960年冬开始的国民经济全面调整，县委领导全县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了严重困难，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县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不断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结果。
一、坚持开展整党整风
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过程中，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开展整党整风，这对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更好地团结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7年至1958年，党内普遍开展了整党整风运动，重点纠正党员干部思想上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命令主义等不正之风。经过整顿，全县农村一类党支部由21.74%上升到45.7%；二类党支部由49.29%下降到29.2%；三类的由24.32%下降到14.5%。参加县直机关事业单位整党整风的党支部党组织的战斗力和390名党员自身素质都有很大提高。
1957年至1960年，县委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为中心的整党整风运动，在所谓“粉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的进攻”的同时，检查处理了党员干部中的违法乱纪行为和贪污腐化分子，分别给予开除党籍和撤销党内职务等处分，纯洁了党员队伍。
1961年至1962年，在全县农村整党整社中，县委又处分了违反党的纪律的党员干部40名。
在1963年至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县委对犯有各种贪污盗窃、打骂群众、多吃多占等错误的48名党员干部给予了处分，其中开除党籍18名、留党察看15名、撤销党内职务1名、严重警告和警告14名。
二、加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
在这一历史时期，县委始终注意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对党员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也随着党的中心工作任务而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灵活性和针对性较强的特点。各级党组织结合工作实际，大都采取召开思想动员会、形势报告会、支部学习讨论、上党课、党员培训的方法，以正面教育为主。
1958年县委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路线的学习教育活动。1959年上半年，县委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1959年下半年，中央庐山会议之后，县委根据部分党员干部对“三面红旗”的“怀疑”、“误解”，进行了高举“三面红旗”教育，检查“右倾保守”思想。1960年至1962年，在三年困难时期，县委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中间进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教育，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优秀典型和先进人物。
1962年11月12日至1963年2月10日，县委以省委印发的“形势任务宣传提纲”为教材，先后举办了4期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党员干部训练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1963年9月，为深入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对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县委组织“三史”（指村史、家史、合作化史）宣传队，编排了《血泪恨》等文艺节目，常年下厂下乡巡回演出；在县文化馆举办了“三史”展览。主要展出内容有：富路公社龙水泉大队村史、新兴公社新光大队合作化史、富海公社雇农白殿才和奴隶吉热嘎拉家史。展出172幅画、32件实物、513张照片。对党员干部进行了生动深刻的阶级教育。同年，县委确定了312名党支部党课教员。全县227个党支部，有212个党支部经常上党课，2113名党员受到教育。
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十年中，富裕县各条战线涌现出许多建设社会主义的优秀典型和先进人物。县委在开展党员教育过程中，不断培养树立先进典型，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1964年1月10日，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县委表彰了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先进集体有：富路公社富路大队、塔哈公社小哈柏大队、富海公社富胜大队第四生产队、富路公社长兴大队第五生产队。这些集体被县委树立为全县农业战线四面红旗。先进个人有：绍文公社团结大队党支部书记鲁振环、绍文公社公议大队党支部书记李春林（女）、富海公社小泉子大队第三生产队队长雷太、富路公社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刘兆忠。这些先进个人被县委授予先进个人标兵称号，县委发出向他们学习的号召，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掀起了学习先进，赶超先进的比、学、赶、帮、超热潮。
三、组织干部参加生产劳动
县委在采取多种形式对党员开展教育的同时，把党员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作为提高党员素质、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环节。1958年，县委贯彻中央“精减机构，干部上山下乡”的指示精神，精减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511名脱产干部。抽调296名党员干部充实基层，下派137名干部到农村、工厂参加生产劳动。
同年，县委领导组织党员干部广泛开展试验田活动。县委规定，县委委员以上干部每人每年必须种试验田2亩，科局长每人种2至3亩，一般党员干部种2亩；公社干部种试验田3亩；大队干部种试验田5亩。县委要求，全县各级干部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规定县委委员每年完成70个劳动日，公社干部每年完成100个劳动日，生产大队干部每年完成150至200个劳动日。为推动干部参加劳动，县委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了“比领导干劲、种试验田、比劳动日”竞赛活动。县委给每个县、公社、生产大队三级干部发放“劳动手册”，记录每人参加生产劳动情况，作为本人接受劳动锻炼的凭证。
1959年3月19日，县委做出了《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规定》。要求凡是没有经过体力劳动锻炼的干部，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必须分批分期参加时间不少于1个月的劳动锻炼。同年4月2日，县委抽调98名干部分别到3个农村人民公社的14个生产队、县属7个工厂车间、1个商店参加劳动锻炼，5月4日返回。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党员干部接触了生产实际，学习了一些生产技能，增强了群众观念，从而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富路大队农民称赞在村里亲自赶马车、参加各项农活的县委副书记、县长齐化龙“真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当龙是龙，做虎像虎，干啥像啥”。在领导干部的带动下，全县各级干部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机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蔚然成风。
1963年5月15日，县委又制定下发了《关于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决定》，决定要求，生产队干部实行定工生产、差额补贴的办法，一律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生产大队干部实行定工生产，差额补贴的办法，每人每年必须参加150天劳动；各公社常下乡的干部，每人每年参加60天的集体劳动；县直机关干部，每年参加生产劳动不少于30天。这一年，县委副书记王柏仁、富庚忱等领导干部带头下乡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受到社员的欢迎和好评。
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县委重视和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队伍得到不断发展。县直机关和各公社党委注重在党员数量少或没有党员的单位发展党员。到1963年全县95%农村生产大队，85%以上生产队和街道、企业车间、商店、学校、医院等基层单位都建立起党组织。
1964年4月3日，县委决定在全县每个生产队配备一名由党员担任的政治队长。4月16日，县委又决定在每个生产大队设立一名由党员担任的政治指导员，加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
1964年5月26日，县委下发了《关于接收新党员的决定》，决定要求发展新党员重点应放在党的力量薄弱、特别是没有党员的农村生产大队、生产队和工厂企业车间、工段等基层单位，注重在生产、工作第一线的人员中发展新党员。至1965年末，全县有基层党委15个，比1957年初增加36%，党支部280个，比1957年初增加108%。全县共有党员2890人，比1957年增加了70%。为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各项任务提供了组织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