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实事求是”的横幅,这是原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陈俊生同志1997年为我题写的。俊生同志离开我们己经快两年。每当回忆起他,我都深深觉得,“实事求是”既是他对我的殷切勉励,也是他作为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一生都在践行的行为标准,更是他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和俊生同志只接触过三次,每一次都是那么难忘,每一次都让我对“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初次领略俊生同志实事求是风范是在1976年底。当时,俊生同志是黑龙江省委办公厅主任,带队到富裕县搞基本路线教育。我作为分管党建的县委副书记,既是省委工作队的队员,又是上传下达的联络员。这次和俊生同志接触的时间较长,足有八九个月。那时“四人帮”刚刚被粉碎,“左”的思想还根深蒂固,许多基层干部都心有余悸,特别是富裕县富海公社9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心里更不托底,他们生产不敢抓,工作不敢管,等着挨整,等着调换。干部靠边站,群众散了心。为了摸清公社生产队的实际情况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脉搏,俊生同志不轻易表态,而是亲自带领工作队深入到富海公社,一“蹲”就是就是两个多月,和公社党委的每一个成员谈话,和一般干部谈心,找9个生产大队的干部了解情况,又找每个大队的群众代表座谈。每一次接触,他都耐心地说服教育,要他们放下包袱,大胆工作,相信群众,相信自己,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过这一番面对面深入实际的“考察”,俊生同志对干部的表现心里有了底,基层干部对工作队的抓法也吃了“定心丸”。 1977年春节前,工作队督促公社党委落实了9个大队的党支部班子,除一名因群众不信任作了调整外,其余8个都稳定不动,“官”复原职。看着这些挺直腰杆带领群众挑起革命、生产两副重担的基层干部,俊生同志欣慰地对我们说:“没有相对稳定的班子,就没有稳定提高的产量,更没有老百姓安稳的日子。只有实事求是地对待干部,打消顾虑解除疑心,尽早落实班子,才能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我们工作队第一阶段的工作才算是打开了局面。”这时,我才明白了工作者队进点后,为什么只谈话(心),不讲话的用意;也终于明白了在那百业待举百废待兴的转折时期,拨乱反正,坚持正义,坚持实事求是,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呀!俊生同志要顶着多大的压力,承受着多大的心理负担,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那年的大年初四,群众还在过年,俊生同志便带着省委工作队一个不少地直接乘火车来到了富海。第二天俊生同志就要下去看看,我这个联络员随即向县委要了吉普车。当车开到公社时,俊生同志和小邵(邵红军是县委派的工作队员)已经上路了,司机撵上了步行的俊生,下车就检讨来晚了。俊生满脸的热气白霜,笑着说:“大胡子(注:吉普车司机的外号),我就不劳驾你的‘212’了,还是坐我自己的‘11’号吧。县里的事多,车忙,快回去吧。我谢谢你了。”就这样,俊生和工作队又开始了下一个工作目标——促生产。俊生同志昼行夜宿,用半个月的时间走完了全公社54个生产队。每到一个生产队,先看队房子干不干净,像不像过日子样,看仓库的种子化肥、绳铧犁套,看生产队的大粪堆,看马棚牲畜的膘头,再走家串户和群众交谈,口粮够不够吃,工分兑现没兑现,孩子上没上学……最后才听汇报“考”干部。他随问随记,晚上有时停电了,还要点着蜡烛过“电影”。涉及县里公社的事,就让小邵分头转达,限期落实。一次完整的调研结束了,俊生同志让我把县里有关部门管业务的领导叫到富海,协调落实贷款,下摆化肥,调剂种子,安排抗旱用的“小白龙”,确定召开“抗春旱保春种备耕现场会”的时间和地点。俊生同志强调:“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解决问题。我们每个工作队员都要学会练好这个基本功。”像这样徒步行走54个生产队的典型调研,俊生同志在8个多月的基本路线教育过程中,完整地进行了两次。事后我才知道,俊生同志的过硬功夫,早在克山任县委书记时就已经练就了。 第二次接触俊生同志是在1989年。当时,俊生同志担任国务委员、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已经是国家领导人了。然而,他身居高位,却时刻想着他曾经工作过的黑土地,始终心系故乡。那时我在泰来县任县委书记,由于1988、1989连续两年嫩江流域涨水,泰来县遭遇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峰,给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了说明情况寻求国家的帮助,我和县委办公室的同志前往北京,就泰来县申报国家级贫困县问题向俊生同志作汇报。我清楚记得,那天是1989年11月7日,上午10点左右,俊生同志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我们。说心里话,虽然我随同俊生同志参加过一期基本路线教育,但事隔十多年,我又是第一次进中南海国务院机关,加上我们县上报的农村人均收入超出国家标准5元,难免心里有些紧张。可一见面,俊生同志就说:“在富裕基教时,我还吃过你家小园的红柿子呢。你爱人和孩子都好吗?”顿时,我们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也让我们紧张的情绪一下子就放松了,又像当年在我们家里接待俊生了。他把我的汇报材料放在办公桌上,便点着名一一问起富海镇9个村党支部书记的近况,询问县里参加省基教工作队员的情况。我一一作答后,便直入主题,说明泰来的现状,解释农村人均上报数字超标5元的原因。俊生打断了我的话说:“超过5元不算什么,高考进入录取分段就可择优录取,你们县农村人均收入进入国家规定的贫困线杠,就可以据实定为国家贫困县”。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请俊生在汇报材料上签属意见,好再去国家扶贫开发办汇报。俊生说:“材料放在我这,我批办后由秘书直转扶贫办落实。县里工作千头万绪,大灾之后工作更难,你们北京没有别的事情,就赶快回去吧。”接着主动提出与我们合景留念。临别时他再次语重心长地说:“一个县贫不贫困,要看经济实力,看发展后劲;一个村贫不贫困,要看老百姓实际收入和生活综合质量。光看统计报表不行,只靠统计数字决策容易误事。泰来县是黑龙江省西部三个重点干旱县(注:龙江、甘南、泰来三县)之一,嫩江流域最低河段流经泰来,既怕旱,又怕涝,俗称‘旱是慢性病,涝是致命伤’,加上工业基础又非常薄弱。国家就是要对这样的县、边远的县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县给予重点扶持。一个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敢于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反映真实情况,千万不能被泡沫数字左右,黑龙江像你们泰来这样的贫困县可不只是一个呀!”俊生的一席话,我觉得很重、很准,很亲、很实。我们回到县里不久就接到省扶贫办电话通知,国务院己正式批准泰来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了。泰来从此走上了扶贫开发、脱贫致富之路,十几年来共争取到国家各项扶贫资金9 000多万元。现今泰来县乡乡通碴油路,村村都和国电联上了网,户户(注:特别贫困的户)都有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项目。泰来县32万各族人民深得国家扶贫开发政策之惠,深感俊生同志“雪中送炭”之恩。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7年。身兼全国供销总社主任的俊生同志来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搞供销体制深入改革调查。我作为分管党群、农业的市委副书记,有幸又一次全程陪同他调研。7月的牡丹江气温高达30多度,已经70岁的俊生同志还是一路走,一路看,一边问,一边记。他先后看了宁安市甜葫芦专业合作社、市区北龙集团,对农民反映的甜葫芦条订单不规范、出口环节不畅通等问题,他都一一记下。这次,我的最大收获是俊生同志为我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晚饭后,在住地,俊生同志不顾一天劳累,还在整理他的调研笔记。当我请他为我题字时,他欣然接受了。高兴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维丰喜欢实事求是,我就为他写实事求是。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是很难的,要一生为之奋斗,要付出代价。”这些年来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化,我的办公室也换了几次,俊生同志为我题写的“实事求是”却一直伴在我的身旁,成为我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像俊生同志那样,努力地实践着。 高山仰止,惠风长存。俊生同志永远走了。但他己在我们心中树起一座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丰碑。他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光辉典范,他的精神将长存在他走过的每一寸土地上,并永远激励我们在新的世纪,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对党和人民负责,身体力行地实践一个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 (此文原名为《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
作者简介:王维丰,男,山东省黄县人。2岁时随父母到海伦县谋生。克山师范中师毕业。1961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富裕三中(原富海中学)教师、县人委文教科中学视察员、共青团富裕县委书记、富裕县委副书记、泰来县委书记、佳木斯市委组织部长、牡丹江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副主任等职。2001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