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富裕县土地改革的经过（余建亭）

仇福海

回忆富裕县土地改革的经过

余建亭

  

  富裕县的土地改革与东北北部许多县份一样，是在中共中央1946年5月4日发出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注：简称五四指示）和东北局1946年7月7日发布的《关于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注：简称七七决议）下达以后逐步开展起来的。

  我军进入东北初期，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英勇作战，广大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不甚了解，思想上受到所谓“正统观念”的影响。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遵照党中央指示，地方各级党委都把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中共中央东北局号召共产党员“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

  日本投降后，东北划分为9个省，以齐齐哈尔为省会的嫩江省辖3个地区1个市。富裕县委由嫩江省第一地委领导。一地委及专署驻地在林甸县，共辖林甸、富裕、泰康（注：即现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所在地）、龙东（注：县城在昂昂溪）4县。

  1945年冬，于毅夫同志领导的嫩江省政府曾派人到富裕县开始进行接收，不久被迫离开了，反动的光复军占领了富裕。1946年春，嫩江军区第一旅曾从宁年区富宁屯一带出发，攻克富裕县城（注：今富路镇）。我军在县城和宁年等地做过一些政治宣传和统战工作，因军事上的需要，暂时撤出。从党的组织来说，全县是空白区。

  1946年5月19日国民党军攻占四平以后，哈尔滨市一度准备撤退。地委分析：泰康、龙东两县地处铁路干线上，可能被敌人占领。林甸距泰康较近，军分区的后方应放在富裕。因此，必须加强富裕县的群众工作，首先在这里建立可靠的革命根据地。

  1946年夏初，省委、省政府陆续派遣一批干部到富裕，建立了县委和县政府。当时富裕县委由我和李舒、韩立中、张文增、郭安、李重民、黄格共七名委员组成，我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李舒任县委副书记，韩立中兼任县长，张文增兼任县大队长，郭安兼任县公安局长，李重民兼任一区区委书记，后任县委组织部长，黄格兼任四区区委书记，后任县委宣传部长。我们七人都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关内各根据地调到东北的干部。其中，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两人，中学文化程度的5人；卢沟桥事变以前入党的两人，抗日战争期间入党的5人；除个别人外，年龄都在30岁以下。

  不久，一地委撤销，富裕县委改由嫩江省委直接领导。

  当时，全县分为5个区，一区是城区，以现在的富路镇为中心，二区是福合区，三区是宁年区，四区是新成立的，区委、区政府设在三马架，后来叫绍文乡，五区是官店区，中心设在繁荣乡。1946年夏，这五个区的区委和区政府都先后建立了。第二、第三、第五这三个区分别由巴风、史治平、赵希由三位同志担任区委书记。

  富裕县北面有个依克明安旗，是蒙古族聚居的地方，也是个县级单位，人口较少，省委确定划归富裕县领导，仍保持原来建制。土改时的干部队伍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关里来的干部，全县约二十人，加上中共西满分局工作队在内，共约四十人。大部分是从西北、华北、华东、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调来的，其中有少数是经过长征或地下工作锻炼的同志。另一部分是抗战结束后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他们多数是贫雇农出身，也有手工业工人和个别中农，大部分是有阶级觉悟，老实正派，念过几年书的年轻人，也有一些具备同样条件做过杠活打头的和车老板子的中年人。

富裕县开始土改时先组织土改工作队，集中学习中共中央1946年五四指示和土改政策，然后由县委带领分几路各去一个村发动群众，进行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后，县、区委各组织一两个工作队到村里去发动群众，进行土改。通过艰苦细致、扎扎实实地一个村一个村地做工作，启发群众的觉悟，鼓励他们自己起来批斗地主，分配土地。由于刚刚解放，没有地下党的基础，当时全国以及东北政治形势还不明朗，基本群众多采取观望态度，县区领导力量又不足，如果各村同时全面铺开，容易被流氓、兵痞钻空子，在村中窃取领导地位，歪曲土地改革政策，挫伤群众积极性。这样有步骤地分批展开工作虽然进度慢一点，但工作更扎实一些。

  富裕县的土改经过清算减租，诉苦控诉，砍挖运动，煮夹生饭，平分土地等阶段。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先建立农会，领导土地斗争。当基本群众有一定觉悟后，选择那些成分好，有阶级觉悟，作风正派的中青年积极分子，采取个别接收的方式发展为中共党员，先建立党的小组，然后建立党支部。当时党员和支部都没有公开，县委对外名义是群众工作委员会。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建立村政权，待这些工作完成了或有一定基础时，工作队就可以转移到别的村庄开展工作。

  在土改开始时，有人提出有些地主除出租或经营土地外还在农村开办粉坊或豆腐坊，在批斗地主，分配土地时，把这些作坊的房屋、用具、牲畜等也同时分给农民。县委经过调查后认为，农村作坊属工商业性质，不属封建土地关系，如将作坊的房屋、用具、牲口等分散分配给农民，会使这一部分生产力受到破坏，也会影响农村市场的供应，从长远看，对农民不利。对作坊怎样处置为好，应该由农会主持发动农民讨论。努力做到不要拆散，使作坊能够继续办下去。1946年夏，在一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我提出了农村作坊政策问题，地委书记吴富善同志同意了我们县委的看法和处理意见，与会同志也表示赞同。后来执行结果作坊多数由农会或村政府接管，继续经营，使这部分生产力保存下来了。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土改开始以后不久，县委曾要求各区区委和各工作队注意克服恩赐观点，一定要发动群众自己起来斗争，解放自己，启发农民首先是贫雇农的阶级觉悟，敢于与地主面对面的斗争，分配土地、牲口等，决不能形成和平分地。要让农民群众认识到分得土地、牲口等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起来斗争的结果，而不是哪一级政府或农会，更不是哪一个人恩赐的。因此，保卫斗争果实也要靠自己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踊跃参军，支援前线。让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都明确认识，土地改革的目的不仅仅是把土地合理地分配给农民就行了，而是要在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指引下真正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自己起来，当家做主，建立革命根据地。土地改革搞得好不好，主要看两条，一是农民群众是不是真正发动起来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如何；二是区、村干部（注：党支部书记、村长、农会主任、民兵队长等）的品质、阶级觉悟和作风如何。

  土改初期有时遇到小股匪徒的骚扰，因此工作队下乡，总有一部分人随带短枪，可能有情况时，晚上便住在有围墙的院子里。有一次，一区的工作队八个人，有四支短枪，由区委书记李重民带领，住在一个村子里。半夜来了一股匪徒，到农民家里，要农民给他们做饭吃，群众没有把工作队的人数和枪支情况告诉他们，由于距离县城近，匪徒们心虚，不敢动手，拂晓前匆匆离去，工作队闻讯在他们后面放了几枪，匪徒们躲在庄稼地里骂骂咧咧地逃跑了。像这样的事例发生过多起。

  到土改中后期，考虑到农民对党的农村政策比以前有了较多的了解，形势也在变化，我军由防御转为进攻，基本群众敢于起来与地主斗争的人多了。为了放手发动群众，加快土改进度，同意一些村庄在没有县区工作队帮助的情况下，自行发动斗争，分配土地。在这样做以前要把党的农村政策交代给当地群众，在农民运动的过程中，经常派人去了解和帮助。土改期间县委办过多次训练班，主要是农会干部、党员、积极分子、妇女等训练班。人数多的百人左右，少的30人、40人；时间一般半个月，短的6天、7天。县委成员大部分都去讲过课，或作报告，分别讲一些通俗易懂的革命道理，农民翻身解放的故事，如何办好农会，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妇女如何才能得到真正解放，以及联系当地实际，启发与灌输阶级意识，宣传党的政策等。训练班的党员回村以后，大部分能起到骨干、带头作用，有的毕业后被选拔为区、村干部。

  当时，富裕县的农民大部分是先后从山东、热河、冀东、辽宁等地移居过来的。他们在日本侵略者的野蛮统治下，遭受地主尤其是大地主的残酷剥削，生活十分困苦，许多人衣不蔽体，一家几口人只有一床破棉被。当他们得到解放，经过诉苦，批斗地主，分到土地、牲口和衣被后，敲锣打鼓，欢腾活跃。他们感到自己翻了身，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主人，纷纷修理农具，积肥修厩，准备好好生产。各项工作，如春耕秋种，动员参军，征购公粮，派遣担架队等，都能顺利完成。

  在土改过程中，县委对如何掌握政策，如何贯彻中央指示，经过多次讨论，反复研究。大家认为，最重要的是正确地贯彻执行紧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集中力量打击地主，尤其是大地主的政策。县委要求各区区委和各工作队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政策，放手发动群众，树立贫雇农优势。在这以前曾发现有些地方农民群众虽然初步发动起来了，但不够充分，执行政策四平八稳，对紧紧依靠贫雇农，树立贫雇农优势，强调不够。县委要求发现有什么缺点或偏差，要迅速采取措施设法改正或补课，务必使基本群众能够充分发动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而奋斗。

  土改开始后为了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有利于发动群众，迫切需要有通俗易懂的联系当地农村实际的教材，而当时东北农民政治课本还没有出版。于是县委决定自己编印简明的农民课本，由我执笔编写。那时县里没有用铅字排版的印刷厂，但可以石印。富裕县一些农民从石印的课本上学到许多很新鲜的道理，心里亮堂了，增添了勇气和信心，积极投入土改斗争。

  大约在1946年秋天，嫩江省委书记刘锡五到富裕县视察工作。他在访问几个单位并同一些干部和群众谈过话以后，对我和李舒同志说：富裕县的群众是发动起来了，县委一班人能够拧成一股绳，县委自己编写了农民课本，很好，可惜省委原先没有看到，要是早知道，本来可以翻印发给各县，现在东北农民政治课本出版了，就用不着翻印了。他在富裕县住了两天，乘大车前往林甸县，当时道路泥泞，由县大队长张文增带领两名战士骑马护卫着，安全到达林甸县城。那时县里各单位和各区都没有汽车，也没有吉普车、卡车，或是轿车。

  土改工作全面展开时，县城和乡镇，商店很少，私人商贩大部分已停止到农村从事购销业务，流通领域缺少必要的渠道，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诸多不便。县委和县政府除积极宣传与执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外，打算开办供销合作社，为土改后的翻身农民服务，因缺乏资金，未能实现。当时我有一位老领导、老战友许兴同志，是从延安来的长征干部，在嫩江省供销合作社任主任。我到省委开会时去找过他，经他同意，富裕县组建县合作社，全部货物都由省供销合作社赊销，直到销售以后才把货款还给省社，这样县里没有拿出任何资金，只是准备干部和房屋，就把县合作社开办起来了。吸收了几名土改积极分子主持合作社的工作。这样富裕县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就诞生了。

  富裕县的土地改革从1946年夏季开始，到1948年春完成，历时将近两年，大部分区、村在1947年秋就已基本完成了。

  1947年秋，省委决定成立讷河中心县委，领导讷河、富裕、嫩江3个县以及依克明安旗党的工作。冯纪新同志任中心县委书记，我任副书记。不久，撤销了中心县委，我继任讷河县委书记，富裕县委书记由孙泱同志继任。他担任过朱德总司令的秘书，后来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研究室任主任。在我离开富裕以前，曾起草《富裕县土地斗争初步总结》一文，经县委讨论后油印成册，报告了省委，那份总结对富裕县阶级状况、土地集中和分配情况，群众斗争，农村政策执行中的问题等做了较详细的分析，并有统计资料做依据。

  作者简介：余建亭，原名朱哲均，男，汉族，江西新建人，1918年5月生。1935年9月考入燕京大学，1936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7月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2年1月任中央军委直属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巡视团主任。1942年12月任军委军事工业局党总支书记兼政治科科长。1945年11月任东北嫩江省军区第一旅政治部副主任。1946年5月后任中共嫩江省林甸地委宣传部长、富裕县委书记、讷河县委书记。1948年6月，任陈云秘书。1949年5月后，任东北化学工业管理局局长，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副处长、生产处处长。1953年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料工业局副局长，工业生产综合计划局局长，国家计委委员、计委党组成员兼重工业局局长。1970年秋任国家计委地质局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1978年3月任轻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1982年在第十二次党代会当选为中央纪检委员。1983年10月至1987年秋任中共中央整党办常务副主任。1988年任全国政协七届委员。1996年5月离休。2015年7月1日逝世，享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