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苦思甜》文/肖洪玉

马也

散文《忆苦思甜》文/肖洪玉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迅速席卷全国。
        那年我才11岁，念小学4年，我就读的中心小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因我姥家的社会关系，我无缘参加红卫兵……。
        后来我听父辈讲：“县一中的红卫兵，来我们公社“造反”，破四旧，立四新，好多单位的老唱片被砸碎，粮库办公室的门垛子也被砸坏。
        随着文革运动的开展，好多单位的领导被批斗，有的领导还被戴高帽，游大街。因为当时我年龄小，还不知道这些都是因为什么？
        我记忆犹新的是文革中开展的“忆苦思甜”活动。
         所谓忆苦思甜，是指忆万恶的旧社会的苦，思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甜，那时，我16岁已经正式参加了工作。
        忆苦思甜活动除开展参观“血泪展”，召开批斗会，请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做报告等，再有就是组织开展吃“忆苦思甜饭”。
        我所在单位经过领导研究，决定组织全体职工吃一次“忆苦饭”，教育职工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吃“忆苦饭”这项工作责成老主任负责。之所以让老主任负责，是因为他出身贫农，苦大仇深，在旧社会他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他还未成年，就给地主当了半拉子，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老主任在旧社会吃了不少的苦，遭了不少的罪。
        解放以后，老主任参加了革命工作，在组织培养关怀下，走上了一个粮食基层单位的领导岗位。
        老主任领受任务以后，随即召开相关人员的筹备会。先是传达了公社忆苦思甜活动的会议精神，对吃忆苦饭准备工作进行了安排落实：由总务牵头，团支部书记、炊事员、马倌参加，负责在单位马棚搭建锅灶，保证熬忆苦饭的需要，同时买好蜡烛，选择好摆放蜡烛的地方。由 工会委员牵头和马倌、炊事员、保管员一起，负责忆苦饭的原材料如马料豆饼、玉米糠以及餐具等的准备。
        要求电工负责检查马棚用电线路，确保不留安全隐患。
        要求门卫要把小脚门锁好，不让职工子女前来参观，防止影响活动的氛围，休班的门卫都要到单位的马棚来，拉过一车水，确保不发生火灾等安全事故。
        老主任向来事无巨细，检查验收会上他叮嘱：“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因为吃忆苦饭，着了火可不得了。不能发勺，也不能发筷子，筷子用柳条子，高粱杆解决。”
       检查验收的当天晚间5点，职工以小组为单位，到马号一起吃忆苦饭。
        那是冬天，刮着西北风，还下着小雪，马号里四面透风，点着的有数的几根蜡烛，勉强可以看清人的脸，之所以搞成这样，完全是为了烘托气氛，是形势的要求。
        老主任用带有低沉的语调主持说：“穷哥们们，今天我们在一起吃一顿忆苦饭，目的就是要大家不忘旧社会的苦，牢记新社会的甜……。”
        老主任五音不全，大家从来没有听见过他唱过歌，他在讲完了话，吃忆苦饭之前，还给大家亲自起了歌《东方红》，他红字发音不正确，竟唱成了东方哄，这大概是他平生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起歌，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谁也不敢乐，更不敢吱声，一起唱东方红这首歌就好，因为在当时这涉及立场和态度问题。
        文革时期受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有可能因为不经意间的一句话或写一幅字，搞不好就会引火烧身，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与麻烦……。
        大家一起唱完了东方红这首歌，就开始吃忆苦饭。我自己到灶台前蒯了一八分碗，我无意间看见几个年青的同事，他们碗里的忆苦饭，只有碗底的那么一点点。此时，不是考虑别人的时候，而是把自己的这碗吃光，不管多么难以下咽，不管什么味，都不能剩，因为当时我已经是单位的非党积极分子……。
        “文革”期间开展的忆苦思甜活动，各单位多开展以吃忆苦饭为主，成本低，便于准备，人们不敢有任何挑剔与怨言。但实际上吃忆苦饭总是煮的多，剩的多，只是没有人评说而已。
       忆苦思甜活动的另一个形式是思甜，也就是吃甜饭，时髦的话叫吃“思甜饭”。作为忆苦思甜活动半壁江山的思甜即吃甜饭，在形式上也没有什么不妥，符合“忆苦思甜”活动的总体要求，但组织吃甜饭的单位少之又少，因为吃甜饭，总是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我的同学赵老嘎哒，给我绘声绘色地讲述：“他所在生产小队的社员，一起吃甜饭的事。”
        生产队的汪队长，是参加抗美援朝的转业军人，从部队转业后，组织安排他到市里的一个国营企业，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没的说。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党员老同志，竟然放弃了城市优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回到家乡的生产小队务农，社员信任他，选他了生产小队的队长。
        汪队长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处处为社员群众着想，在社员中享有相当高的威信。
        队委会上的几个年青的队委郑重地建议：“忆苦思甜活动，不单单是忆苦，而重在思甜，既然能吃苦饭，也可以吃甜饭”……。
        汪队长大胆采纳了年青队委吃甜饭的意见。
        汪队长亲自赶大马车到市里，找几个老战友化缘，弄回了好几麻袋的白面。生产队有豆腐房，豆腐不用花钱，生产队自己养猪，又杀了一口猪，汪队长还和菜队要了几样蔬菜，主副食全都弄齐。
        星期天中午，全队70多个社员，50多个“二、三线妇女，有的妇女还抱着吃奶孩子来参加，参加人数之多，是生产队建队以来前所未有。
        汪队长代表队委会发表讲话，传达公社革委会会议精神，阐述开展吃甜饭的重大意义，以及组织吃甜饭的准备情况，汪队长的讲话，不时地被社员们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参加吃甜饭的社员打心眼里高兴，都夸汪队长有魄力，顺应民心，发扬民主，组织开展了大快人心的活动。
        可刚吃完甜饭还没过几天，公社革委会领导就派来了调查组，调查汪队长组织吃甜饭的事，原来，队里几个有病和当天出门没在家的社员，没参加吃甜饭，强烈要求汪队长补吃甜饭，理由是主动接受教育，可汪队长死活就是不同意，这几个社员到公社革委会反映情况……。
        公社革委会调查组的同志找汪队长谈话，让他提高思想认识。汪队长一边卷烟一边检讨说：“我让年青的队委串联的活了心，是老革命遇见了新问题，他们提出要接受教育，这本没有错，可话又说回来了，那也不能再杀一口猪，剩的白面都分给了五保户”……。
         公社革委会调查组同志听汪队长的解释，觉得汪队长紧跟形势，指导思想是好的，没有大吃大喝和铺张浪费之嫌，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调查组同志向公社革委会领导做以汇报，鉴于汪队长组织社员吃甜饭的事，没有造成大的不良影响，后来，也就没有追究汪队长的责任。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几个社员提出的补吃一顿甜饭的想法，也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