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县“文化大革命”动乱与县委稳定局势

仇福海

                  全县“文化大革命”动乱与县委努力稳定局势

1966年初，正当全国人民在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导下，克服了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胜利完成调整任务，开始执行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从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开始，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中间经历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是我国政治生活、社会秩序与经济建设极不正常的特殊历史阶段。

       富裕县同全国一样，无例外地经历了这场破坏社会主义发展的内乱。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一度处于停滞和倒退状态，使全县受到重大损失，对人民思想造成极大扭曲，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1972年6月恢复成立了新一届中共富裕县委员会，结束了革命委员会时党政不分的局面。尤其经过1975年的全面整顿，全县党组织建设、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逐步恢复正常秩序，全县政治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但由于受“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响，县委仍以政治运动为中心开展各项工作，全县“左”的思潮仍未得到彻底纠正。

       富裕人民在这场内乱中深受其害，但是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在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曲折复杂的斗争，特别在生产上克服困难、排除干扰，经过积极努力，全县工农业生产保持了稳定增长。

       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为标志，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历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是全县“文化大革命”中最混乱、各级党组织和社会生活极不正常的三年。全县红卫兵运动从学校扩展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村，从踢开党委闹革命到全面夺权，使党和政府的工作及正常社会秩序均遭到巨大破坏。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又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在全国迅速掀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势的推动下，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全县迅速掀起红卫兵造反运动高潮，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县委领导遭受批斗，各级党政组织被夺权，一度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期间，县委试图使运动沿着有序轨道发展，但在运动开展过程中已力不从心，难以稳定动乱的局面，直至1972年6月恢复新一届中共富裕县委，全县形势逐渐趋于缓和。

             一、全县动乱局面的形成

       1966年5月，“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布后，全国“文化大革命”从舆论阶段和文化学术领域迅速成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随着各地批判声讨“三家村”、“海瑞罢官”行动的步步深入，“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在全国开展起来。中共富裕县委紧跟上级部署，开始组织机关党员干部群众，批判“三家村”，揭露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反动立场，发动干部群众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6月6日，县委决定县直机关政治学习时间由每周两个半天，改为每日半天工作半天政治学习。学习内容主要是《解放军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的社论和“革命大批判”文章。

       1966年6月11日，经中共嫩江地委批准，县委成立了富裕县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王柏仁、李宗起、何经伦、徐潼清、袁喜明、李保山、李经元、任志群等组成。王柏仁（县委副书记主持县委工作，县委书记张若先被嫩江地区抽调赴拜泉县参加嫩江地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任组长。李宗起（县委副书记）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何经伦（副县长）为主任，徐潼清、袁喜明、李保山、李经元、任志群、姜成佩为副主任。县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后，立即召开全县广播动员大会。各党委也都相继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组织。6月下旬至7月上旬，县直机关、各企事业单位按照县委部署，有150个单位、87个党支部、6000多人参加了学习党中央、东北局领导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讲话及各大报刊的重点文章。这时，有少数人开始张贴大字报，对本县文化界一些人的绘画、文章、歌曲等作品进行批判。运动首先是在教育、文化领域开始，发动三年级以上学生揭发老师的问题。在农村也以学校教师为对象，公社的“文革”领导小组按照“政治表现”给校长、老师分类排队，为开展进一步揭发批判做准备。

       7月上旬，中共富裕县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按照省、地委部署，“文化大革命”首先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小五界”集中开展，即新闻、宣传、教育、文化、党校系统进行。7月12日，富裕县“文革”领导小组将“小五界”人员集中安排到县第一中学和富裕镇第三小学，以集训形式进行“文化大革命”。县委派出工作组进行指导，将参加运动的16个单位209人编成宣传、文化、中学三个学习组，边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边组织开展揭发批判。集训班持续了52天，直到学校新学期开学时才停下来。

        富裕县委为加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防止动乱出现，曾经努力控制运动的发展。7月中旬，县委专门发出通知，明确全县“文化大革命”要在党组织领导下进行，并要求富裕县的“文化大革命”要按省委“四不”要求进行，即“不提倡写大字报，不要开示威性声讨大会，不要上街游行，不呼口号”。为了引导运动稳步有序开展，县委提出全县“文化大革命”运动分三步走：第一步鸣放、揭发；第二步批判、斗争；第三步整改建设、组织处理。县委还总结推广了一些单位的做法。

       7月20日，根据中央关于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精神，县委向第一中学、红光中学等四个单位派出了由县委领导带队的15人工作组，工作组规定初中三年级以上学生参加运动，初中二年级以下学生放假，并要求学生不要到县委、县委机关看大字报。7月28日，中央决定撤销驻北京大、中学校的工作组，富裕县派到学校的工作组也随之撤销。

      7月29日，县委对富裕县“文革”领导小组及成员进行了调整，主持县委工作的副书记王柏仁仍然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原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宗起被停职，接受审查、批判，任命县委副书记吕生林为副组长。中共富裕县委作为县级党组织领导核心，这时力图把全县“文化大革命”纳入其领导之下，但没有预料到“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局面难以控制的程度。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复信，热情支持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大字报”，并发表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指向刘少奇等主持中央工作的一些党中央领导人，直接点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锋芒所向。使红卫兵运动迅速风行全国。富裕县红卫兵运动随即从学校、教育、文化部门，扩大到机关、企事业和农村，掀起了运动高潮。许多学生、群众自发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呼喊口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批判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全社会。县委、县人委各机关办公楼内贴满了矛头指向县委副书记李宗起等领导干部的大字报。

        8月上旬，富裕县几所中学纷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从8月3日开始，接连几天，第一中学的红卫兵率先走上街头，破除“四旧’，（即十六条中所指的“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他们出于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热爱，出于对革命理想的热烈追求，以激昂的热情投入到造反的行列中。这些青少年幼稚而狂热,单纯又盲从，没有受过法制教育，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在“造反有理”的号召下，以简单、粗暴的行为，打击他们认定的“牛、鬼、蛇、神”和“封、资、修”的东西。他们把街面一些店铺、牌匾、商标损坏，勒令几处饭店、商店改换有“革命”内容的新名称。红卫兵把带有“四旧”色彩的店铺招牌砸掉，改换新名称。8月16日，全县已有9个单位的10名领导干部被批斗。8月20至23日，县委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县委副书记李宗起。李宗起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对群众在大字报中揭发他的“错误”反复进行检讨。这时，省城哈尔滨的红卫兵批斗省委领导的消息传来，富裕县的形势越来越紧张。8月24日，在省城开会回来的主持县委工作的王柏仁打电话通知李宗起要赶快下乡蹲点，以躲避风头。

       8月26日，县第一中学红卫兵从齐齐哈尔市参加“点火造反”大会（批判市委第二书记宋望平）回县，县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副县长何经伦带领干部群众到车站迎接红卫兵。晚饭后，县第一中学几百名红卫兵聚集在县委办公楼门前，提出要揪斗县委副书记李宗起和邢淑珍（李宗起爱人，时任县文教科长），由于没有找到，便叫喊“李宗起跑了，邢淑珍溜了”。随后，责令县委派人把他们抓回来。

       8月27日上午，富裕第一中学学生到处宣读“十万火急”令，冲击县委正在召开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下午，富裕第一中学红卫兵押着学校教师上街游斗。在押着教师去火车站的路上，手持木棒，扁担的红卫兵，将19名被称为“牛鬼蛇神”的集训班教师戴上高帽，掛上了牌子，抹上了花脸，押至站前广场，和被揪斗的县委副书记李宗起、武朝贵、县文教科长邢淑珍、县委学习室主任张勋芝、党校副校长李殿福、林业局副局长周保振等领导干部一起爬大街。批斗大会一直进行到晚上七点多钟，围观群众近万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富裕县“八·二七爬大街”事件。

       富裕县第一中学红卫兵在批斗大会结束时宣布，各单位要将“牛、鬼、蛇、神”都交给他们进行批斗。这时出席县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一些大队党支部书记，对红卫兵的行为十分不满，他们串联起来，第二天一早就来到县第一中学做说服劝阻工作，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8月28日，县直机关干部职工成立群众造反组织—赤卫队。几天后，赤卫队内部分化、各部委也纷纷成立了各自的群众造反团体。各群众造反组织写大字报，画漫画，贴标语，各机关内外和一些街道两侧的墙壁都贴满了大小字报和“文化大革命”的标语口号。

       8月18日，毛泽东在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的集会上，接见了全国各地红卫兵和大中专院校师生。1966年9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各地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将红卫兵的大串连推向高潮。10月25日，富裕县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负责接待外地来串连的红卫兵组织。富裕县内各学校师生纷纷要求进京大串连。县委领导多次出面，做说服工作，劝阻学生尽量不要盲目进京。10月29日，由县第一中学6名学生组成的一支“红色远征队”，开始去北京进行串连。

       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给社会秩序带来严重混乱，使工农业生产受到直接影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迅速扩散。为稳定局势，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1966年9月中旬，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经毛泽东的批准，中共中央就保证工农业生产问题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坚守工作岗位，完成好生产任务，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串连，不搞群众直接“罢官”等等。县委常委连夜学习了中央的两个文件。9月16日，县委召开了各公社党委书记和县直机关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两个文件精神，要求各公社、各生产企业要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组成生产指挥机构，职工要坚守岗位，不要影响各单位工作的正常开展。县委和各公社党委在有限的条件下，较好地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尽可能稳定工厂、企业和农村的形势。

       10月9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几乎全部被冲击，领导部门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基本停止活动。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只是通过中央领导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接见、讲话和报刊社论来体现。

       11月初，哈尔滨军工学院派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十一分队来富裕参加运动，参与各派辩论、批斗领导干部，直接干预富裕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左”思潮的影响下，一些红卫兵组织和机关赤卫队成员，把斗争对象指向中共富裕县委和领导干部，一时间各种“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大字报、传单、小报随处可见。所谓的“大民主”、“大串联”、“破四旧”活动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学校停课、企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动乱局面开始在全县加剧。

    面对全县“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这种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局势，县委多次召开了各公社领导、县直机关负责人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如何既能使运动正常开展，又保证全县各方面的工作能够有序进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履行职责，敢于抓革命、促生产，要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意见。这样的工作出发点反映出了县委领导的良好愿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动乱局面步步升级的态势下，尽管难以实现，但是充分体现了县委一班人对党、对人民、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是在那种特殊历史时期所采取的正确态度，这正是中共富裕县委对“左”倾错误所进行的抗争。

    12月22日，在县直机关造反派组织的县直机关干部群众大会上，县委副书记王柏仁被迫代表县委常委，向造反派检查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县委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打倒，至此，县委的工作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

           二、“三·二三”夺权及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到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各地大规模地发动起来。运动猛烈地冲击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1967年1月初，上海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权。“一月夺权”事件受到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充分肯定之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纷纷效仿，很快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行动高潮。“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所谓全面夺权的新阶段。在夺权过程中，各造反派不断发生激烈派性斗争，由此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社会动乱。

    面对夺权狂潮引起的严重混乱局面，当时的报刊、电台连续发表社论、文章，传达毛泽东关于“各地革命组织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号召，夺权的指导方针，要求“实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成立临时权利机构——革命委员会”，但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全县各造反派组织之间不断发生冲突纠纷，派性斗争始终没有停止。

    上海“一月夺权”以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造反派首先夺取报社、电台、公检法机关和省委机关的权。各造反派成立联合总部，发布“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文大权公告”。1月31日，召开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

    富裕县群众造反组织受各地夺权风潮的影响，积极酝酿夺权。

    1967年1月28日，富裕县13个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团联合，成立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并发表《红色造反者联合宣言》。《宣言》称，总部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斗争，把无产阶级大权掌握在革命派手里”。

    2月20日，富裕县第一中学又成立了一个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富裕县红色造反团的组织，当日其总部发表《宣言》，声称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者。紧接着一些单位相继成立本单位的接管委员会。在哈尔滨红色造反团驻富裕十一分队的支持下，富裕一中学生造反组织接管了县公安局、占领了县人民广播站、县委和县人委部分办公室，设立了“联络站”。

    3月上旬，县委机关红色造反团连续组织召开机关干部群众揭发县委领导和中层领导干部的问题大会，要求县委常委逐一在机关干部群众大会上做“检查表态”、进行“审查过关”，即所谓“亮相”。造反组织认为，王柏仁，赵德昌，何经伦亮了“真相”，李宗起、武朝贵亮了“假相”。并宣称挖出一个以李宗起为首的“地下黑县委”，主要成员有武朝贵、温喜武、袁喜明、聂纯、姜常志等，外围组织还有10多人。造反组织头目称，“地下黑县委”是地地道道的反党集团，他们控制了富裕县的党政财文大权，必须进行夺权。

    3月23日，富裕县无产阶级革命派“三结合”夺权总指挥部发布《通告》，宣布“夺取了富裕县委、县人委的领导权。县委、县人委党政财文等一切权利，统统归富裕县无产阶级革命派‘三结合’夺权总指挥部”。

    4月13日，经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富裕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富裕县各造反组织和群众一万多人，聚集在县红光中学广场，召开庆祝富裕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嫩江军分区发来了贺电。县革命委员会在会议上发布《第一号通令》。《通令》称，“原富裕县委，县人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对抗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极力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在‘三结合’夺权总指挥部的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县委，县人委的领导权。组成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富裕人民武装部的负责人和革命的干部参加的革命委员会。原富裕县委，县人委的党政财文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

富裕县革命委员会由军代表、造反派代表和原县委老干部“三结合”组成。有委员16名：王柏仁（原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白玉（县武装部政委）、赵德昌（原副县长）、何经伦（原副县长）、洪海江（县武装部长）、姜成佩（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体太（原县监委委员）、任玉章（工人）、隋文学（小学教师）、张正路（工人）、刘恒义（学生）、陈文孝（学生）、石庆福（农民）、李春泉（农民）、丁巨才（工人）、翟凤阁（原公社副书记）。常务委员9名：王柏仁、白玉、赵德昌、何经伦、洪海江、李体太、丁巨才、隋文学、刘恒义。主任委员，王柏仁；副主任委员，白玉、赵德昌。革命委员会下设1办4委：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政治委员会、生产委员会、群众工作委员会、人民武装委员会。革委办下设秘书组、总务组、机要组3个组；政治委员会下设秘书、组织、宣教、保卫、“文革”等5个组；生产委员会下设秘书、农业、财贸金融、工业交通、计划统计等5个组；群众工作委员会下设秘书、工青妇、卫生福利等3个组；武装委员会下设秘书、征集、战备、动员等4个组。

    县革命委员会集党、政、财、文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此后，各公社、生产大队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0个公社革委会有委员185人。其中领导干部28人，一般干部68人，武装干部10人，群众代表79人。

    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全县不断掀起斗争“走资派”的高潮。5月31日，县革委、县武装部在红光中学广场召开“富裕县无产阶级革命派深入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会议上批刘少奇、邓小平，下联李宗起、武朝贵、吕生林，以李宗起、武朝贵、吕生林、邢淑珍为活靶子进行批斗。会后，举行大游行，当众烧毁刘少奇画像。这种大批判，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传播和助长左倾思潮，造成很坏的影响。

    10月，中央发表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讲话。毛泽东重申要“正确对待干部”。根据这一精神，富裕县解放了一批干部。至年末，全县10名县级干部，“解放”9名，“结合”6名；107名科级干部，“解放”92名，“结合”33名；172名县直基层干部，“解放”133名，“结合”10名；157名社直基层干部，“解放”146名，“结合”41名；301名农村生产大队干部，“解放”290名，“结合”129名。

    富裕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全县“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动乱局面，制止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继续泛滥，填补了地方权力的半真空状态，承担了组织生产管理的责任，为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当时“左”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全县“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仍在继续。

    “文化大革命”以来，尤其是在夺权风暴中，富裕县党组织和群众中许多人对“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以当时所能采取的方式进行了一定的抵制，各种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三、开展毛泽东思想大宣传、大颂扬活动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状况下召开的，会议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在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地位得到发展，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

    在当时全国“左”的思潮和个人崇拜泛滥的影响下，形势的影响下，富裕县广泛开展了“三忠于”、“四无限”和毛泽东思想大宣传、大颂扬活动，（“三忠于”即忠于毛泽东、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泽东革命路线；“四无限”即对毛泽东要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无限热爱）。县革命委员会要求各系统、各单位必须达到“环境政治化”，“思想革命化”，要求全县大搞“红色海洋”活动。当时各机关、企事业、学校，包括街道两侧的墙壁显著的地方，都塗上了白灰或红色油漆写上毛泽东语录，或者标语口号。有的制成毛泽东语录牌，悬挂在室内外，机关、学校、单位和居民的大门都涂写上“忠”字和“公”字，各木业社打制的家具也用油色涂写上毛泽东语录。人们的背心、书包上也印上了“忠”字或毛泽东语录。人们说话也要求语录化。见面交谈，说话办公必须先说毛泽东语录。到商店买东西，要首先向营业员说“为人民服务”，营业员回答“完全彻底”后才能提出要买的东西。

    “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是“忠字化”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当时凡毛泽东发表最新指示，上级召开重要会议，有重大庆祝活动等都有这项内容。经常用作跳“忠字舞”的歌曲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贫下中农想念毛主席》等。全县中小学当时的音乐课全部改为革命文艺课，全部学唱毛主席语录歌。所谓思想革命化，即要求人们忆苦思甜、进行新旧社会对比的方式，唤起人们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旧社会的无比痛恨，启发人们自我斗私批修，以此作为自我进行“阶级教育”的必要手段。当时各单位、街道、乡村普遍召开忆苦思甜会、在会上制造出一种特殊氛围：屋内挂起《罪恶的地主庄园》图片和“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等标语，广播喇叭里反复播放“不忘阶级苦”乐曲，人们唱“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人们围着一盏小油灯，吃“忆苦思甜饭”（糠麸野菜小米或玉米面粥），以达到人们提高阶级觉悟，实现思想革命化的目的。

    富裕县在全国各地对领袖个人崇拜之风盛行的影响下各种形式的对党的领袖的个人崇拜活动蔓延到城乡。在到处高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声中，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忠”字化、“公”字化活动。按要求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时称红宝书）、人人佩戴领袖像章、家家挂领袖像、天天读“老三篇”（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三篇文章）、人人背诵毛泽东语录，并把这些表面形式上的东西视为对党的领袖的忠不忠的路线斗争高度来对待。

    当时，各级革命委员会要求广大群众进行“三敬三祝”活动。即每日早、午、晚三遍，在毛泽东像前集合列队行鞠躬礼，集体背诵“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然后齐唱语录歌，背诵最高指示，名曰“早请示、晚汇报”。那些在运动中被群众批斗的“走资派“、“牛鬼蛇神”等只能在毛主席像前“请罪”，不能和革命群众在一起“三敬三祝”。各大小单位每天上班时或召开各种会议时，所有参与人员都要面对毛主席画前站立，手捧毛主席语录本，进行“三敬三祝”，紧接着学习毛主席语录，领读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学习完毛主席语录后，有时还要唱语录歌或革命歌曲。“三敬三祝”完毕以后才能各干各的事情。如果是会议或集体组织学习，结束时还要统一齐唱《大海舵行靠舵手》等歌曲。

    所谓“大颂扬”活动就是用文艺形式，如独唱、小合唱、快板、对口词、三句半、天津快板等来歌颂赞扬毛主席的丰功伟绩，颂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文化大革命”。县直机关单位、工厂学校的文艺宣传队或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大颂扬的主力军。节目内容以自编自演为主。每逢节庆活动，各县直系统和各公社革命委员会都组织召开“颂扬会”。颂扬会成为当时群众性文艺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富裕县革命委员会从1968年10月至1969年12月曾先后在县红光广场组织举办6次大型毛泽东思想颂扬大会。颂扬大会上由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1969年初改称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县第一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县红光中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庆七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颂扬毛主席的歌曲等文艺节目。196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纪念日，又一次掀起“大颂扬”高潮。在县体育场和县革委办公楼前，县直各宣传队进行演出，众多文艺宣传队轮番登台表演。

    为了扩大“三忠于、四无限”活动规模，县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10月作出《进一步在全县开展忠字化活动的决定》，要求全县所有单位，大力学习省革命委员会推广的“安达县升平公社”忠字化典型经验，找“忠”字化的差距，订“忠”字化措施，扎“忠”字化的根，单位成为“忠”字化集体，每个人成为“忠字化”的人，全县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这种形势推动下，全县很多单位都塗写了毛主席语录板，毛泽东思想宣传栏。许多单位、学校校园内部修建了砖混结构的永久性毛主席语录牌板。县农业机械修造厂、县建筑公司等单位在院内修砌了大型标语墙，竖立起毛泽东塑像，落成竣工时，分别举行了庆祝仪式。

这种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之风，从县城扩展到乡村。从单位进入千家万户，给人民群众造成深重的精神负担。

1970年底到1971年上半年，毛泽东多次在批示和讲话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狂热的个人崇拜提出批评，他认为“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从此以后，风行一时的个人崇拜现象基本上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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