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县知识青年下乡略述

仇福海

                          富裕县知识青年下乡略述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由于大中专院校不招生，企业不招工，大批城市中学毕业生无法分配工作，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后，全国在斗批改运动中立即掀起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

    1968年12月30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下达了《关于组织城市（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示》，要求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把这项工作作为“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政治任务来抓。富裕县革命委员会紧跟上级部署，迅速进行了宣传教育和组织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工作。1969年8月，富路公社富路大队接收了20名北京知识青年插队劳动。之后，又有334名上海知识青年到黑龙江造纸厂和富路等4个公社12个青年点插队落户。到1978年，全县共有知识青年（含本县下乡和外地到本县）6412人，青年点（农场）89个。

    1973年6月，中央对知识青年相关政策做出调整，其后大中专院校恢复招生，工厂企业陆续招工，知识青年开始返城反籍，到1980年底，除在本县参加工作和与当地农村社员结婚安家而留下的207人外，全部返城，并得到安置。

    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下乡，接触了生产实践，经受了劳动锻炼，增长了才干，为农村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他们中间很多人后来成为了国家干部和各条战线的骨干。但是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了人才浪费和知识断层，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为国家财政、知识青年家长增加了经济负担，同时个别地方还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一、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

    知识青年下乡始于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为了加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于1955年12月向城市广大知识青年发出了“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号召。这一号召不断鼓舞着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实践的热情。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1964】40号文件）。196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共青团书记处《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同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黑龙江省委先后发出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

    按照中共中央及上级党委的部署，中共富裕县委在1964年4月23日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镇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计划》（富发【1964】71号），要求城镇中现有历届毕业生不能升学、待就业的社会知识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学的学生，几年来精简下来的职工，退役复员军人都要下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安置去向主要是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参加工业生产和部分国营农场、机关、企事业管辖的农场城郊生产队。对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后的灾区并有严重地方病的地区不做安置。根据下乡知识青年的文化程度、技术水平等条件，进行适当搭配或者集体插队。

    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知识青年下乡工作，成立了以副县长廉德昌为组长、由各部委领导同志组成的指导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在县民劳管理站设立了专职办公室。县直各单位从党委到党支部都成立了专门领导班子，实行层层包干、一包到底，对城镇现有历届毕业生未能升学、就业的社会青年，应届初中、高中毕业生未能升学的、几年来精简下来的职工、退役军人及有意随上述人员下乡的家属，都动员下乡。县委又从工会、妇联、共青团组织抽调一批干部深入各单位配合专职干部进行工作，县委提出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后群众的原则，通过广播、黑板报、大小型会议进行宣传，县委副书记李宗起、富庚忱等都带头送自己子女下乡插队。

    历经三个月的宣传动员和充分准备工作后，1964年8月1日，县委组织动员了城镇待业青年和应届中学毕业生共38名，成为全县首批知识青年下乡人员，他们分别到了塔哈公社小哈柏大队和肖屯大队落户，设两个青年点，每个青年点19人。到9月未，又有两批知识青年下乡，共192人，分在新兴公社新兴大队、友谊公社小榆树大队等7个青年点，这些青年点都建在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村生产大队。

    1964年9月22日，县委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巩固工作的意见》，强调对知识青年要特殊照顾，积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吃穿住行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在分配粮、棉布方面可假设工分、缓交猪款、缓交粮款等，要因地、因人，具体事宜和知青共同讨论确定。按着县委的要求，有知青点的各大队都较妥善的安排了他们的生活、生产和文体活动，绝大多数青年很快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塔哈公社小西屯下乡青年纪文斌，全年出勤270天，挣到了460元，新兴大队青年点女知青赵长春一年挣到了1500工分，收入300多元。

    1965年，全县又有一百多名城镇知识青年到县良种示范场、东明牧场等地插队落户，到“文化大革命”前，全县已有290名本地城镇知识青年下乡。

    知识青年通过下乡得到了锻炼。塔哈畜牧场由于接收的10名知识青年，他们和农民们大搞科学种田，在试验田里培育出优良品种，向其他大队推广，实现了增产增收。

    知识青年下乡还活跃了农村政治、文化、体育生活。全县青年点先后办起了21个理论小组、4个政治、文化、技术三结合业余学校。他们教社员们学文化、读报、唱歌、识字。塔哈畜牧场过去从不参加上级组织的文化体育活动，知青下乡的当年，这个场在公社、县里组织文艺演出上一举夺冠。篮球比赛、民兵拉练等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1965年，全县290名下乡知识青年中，被评为“五好社员”的有5名；被评为“五好青年”的有41名；一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名加入共青团；74名青年分别担任大、小队干部；75名被评为先进工作者；28人抽到县里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0人担任了农村小学教师。1965年7月23日，富裕县委向中共嫩江地委报告了全县关于知识青年的动员安置和巩固工作的情况，受到了中共嫩江地委的表彰。

    1968年11月，省革命委员会又下发了题为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进一步掀起上山下乡新高潮的《全省知青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件大事，是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培养什么接班人的问题，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要求青年树立一心为公、一心为革命、一切为人民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树立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雄心壮志。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方案的通知》。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规定凡下乡青年，每人发《毛泽东选集》一套、毛泽东语录一本、毛泽东像章一枚；每人发布票15尺、棉花票4斤、建房木材半立方米、玻璃一平方米。

    富裕县这一年又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全年组织动员下乡128人，至1968年底，富裕县安置城镇下乡知青418人，分在七个公社、10个大队、4个农牧分场安家落户，参加生产劳动。

    1969年4月，毛泽东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欢迎他们去”的指示。9月，在黑龙江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肯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农村带来了令人鼓舞的新气象”对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到了鼓舞和推动作用。

二、接收外地知识青年

    1969年8月，由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隋文学为组长，有民政、劳动部门和武装部、妇联等单位抽调的7人，组成动员接收北京知识青年工作组，进驻北京市朝阳区，在当地各级组织和知青办人员配合下，经过两个多月的宣传教育工作，1969年10月，有20名北京青年报名来富裕县插队落户。他们是北京日坛、雅宝路、朝阳和呼家楼四个中学组成的一个知青排。排长张华，副排长陈力，成员有黄萍、董志林、张友节、周建军、曹小宝、王小元、曲玉成、易爱和、丛征、刘洪生、杨荃荃、庞雨、何首珍、王金安、高波、张桂芳、胡为民等。北京市有关部门安排他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庆典。

    10月12日，这些北京知识青年，被分配在全县条件较好的省劳动模范张文秀所在的富路公社富路大队。公社、大队领导和贫下中农代表到离村一公里外去迎接他们。这些青年大的不过20岁，小的才16岁，社员们对他们格外关心照顾，手把手教他们做各种农活，青年们对自己要求很严。有的社员开始时说，你看他们细皮嫩肉的，能干得了咱们的庄稼活吗？很快就得跑回北京去。可是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大多数青年都能和社员一样不怕苦不怕累，一同起早贪黑的做各种农活，受到了广大社员的称赞。青年张友节在铡草时不慎铡断一根手指，治好后，组织上批准他返城，但他谢绝了，决心扎根在富裕县。后来，在富裕县结婚生子，被评为县级和市级的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知识青年返城时，他仍志愿留在富裕县，被安排在富裕酒厂当了工人。在这些青年中，张华、陈力、黄萍、周建军、董志林等很多人都被评为县、公社积极分子或五好社员。女青年黄萍被抽调到大队当了赤脚医生，为了提高医疗水平，给社员看好病，她在自已身上练习针灸，只要有人看病，不管白天黑夜都是风雨无阻，白天背着药箱到田间，一边参加劳动生产一边为社员看病。社员们都心疼地说：这真是青年的好榜样，为了贫下中农把自已都豁出去了。她的先进事迹图版曾在黑龙江省展览馆进行了为期60天的展出。后来她被保送到哈医大进修学习，毕业后，仍回到富路大队当医生。

    富裕县是上海市普陀区知识青年定向下乡点。1969年10月，上海市上山下乡办公室的两名同志和上海市普陀区知识青年代表蔡根宝来到富裕县考察，他们三人先后走访了富路、塔哈、忠厚等公社。回去后，他们在普陀区50多个中学进行了宣传和动员。

    1970年4月，县民劳科派出2名干部专程到上海去接收知识青年。5月4日，第一批上海知识青年32名由上海出发，5月7日到达富裕。在这批青年中，蔡根宝和姐姐蔡惠萍、弟弟蔡全宝三人一起到富裕县插队。5月8日，县里组织召开了欢迎大会，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演出了文艺节目。第三批上海青年6月6日从上海出发，6月9日到达富裕。先后三批上海知青共334人，被安置在县内八个公社的12个青年点。

    1970年6月15日，上海市半工半读办公室的同志带领28名半工半读知识青年到富裕县境内的黑龙江造纸厂农场当工人，其中有25名男青年，3名女青年，班长是朱琪章和颜忠稼。由于生活习惯不同，这些知识青年对农场的艰苦环境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一时很不适应。

    为了解决知识青年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各级组织都做了很大努力。1970年9月3日，富裕县革委会《关于认真搞好下乡知识青年越冬生活安排的通知》下发后，9月11日，嫩江地区向各县转发。知识青年所在的公社、大队（场）都尽力安排了青年点的粮食和过冬蔬菜，留足了土豆、渍了酸菜，拨出黄豆为他们做豆腐、生豆芽。让农民为他们扒炕抹墙搞防寒。生产队还为缺少烧柴的青年点送去了柴草和玉米芯用于取暖。每逢重大节假日、过春节时，县委把留在青年点上的知识青年和来探视的家属接到县委搞联欢活动。1970年国庆节，塔哈公社领导破例给上海知青批了大米，改善伙食，青年们很受感动。

    1970年11月8日，为加强对知识青年工作的领导，县革委会成立了知识青年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原县革命生产指挥部知识青年下乡办公室撤销。至1971年底，全县安置下乡知识青年1 100多人，其中，20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83人加入共青团，55人被选拔到县、社、队领导班子。

    1972年3月，在富裕县革委会制定《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工作方案》中，提出了知识青年的安置主要有集体插队（场）、分散插队（场）两种形式。集体插队（场）在所在的生产大队建立青年点，集体食宿，分散在生产队劳动。

    1972年6月，新一届中共富裕县委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知识青年工作的领导，县直各系统都成立了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工作领导小组；接收安置下乡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各生产大队建立了知识青年再教育领导小组，每个青年点选配1至2名老贫农担任辅导员。

    1972年9月3日至6日，中共富裕县委召开下乡知识青年安置教育工作会议。城镇各系统、各公社党委、有知识青年安置任务的生产大队负责人、知识青年代表80多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到依安县新顺和精进两个生产大队青年点进行参观学习，安排部署老点巩固和新点安置教育工作。

    由于“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的破坏，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中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至1973年3月，富裕县知识青年点有22个，分布在9个公社、22个生产大队。比较稳定的青年点有富路大队北京知青点，富北大队上海知青点，冯屯、东明、安居、红旗大队本县知青点。问题较多的知青点出现了“大队不关心，生产队怕操心，贫下中农担心，下乡知青散心”的情况。富宁、塔哈、春生3个上海知青点解散。

    1973年9月7日至11日，中共富裕县委召开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会议。会上，富海公社、富路公社富路大队、塔哈公社冯屯大队党支部介绍了做好知识青年工作的经验。县委领导在讲话中分析了全县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形势和问题，要求社、队领导在政治上关心下乡知青，解决好青年点的实际问题。会后，各公社、大队干部深入青年点，帮助解决知青们的吃、住、用、医等方面困难，使知青点的工作有所改善。

     1973年6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对知识青年下乡返城等相关政策作出若干调整，富裕县根据国务院文件提出的“在土地较多的地方，单独建立以知识青年为主和贫下中农参加的集体所有制农场”的指示，从1973年末开始，陆续建起了青年农林牧场14个，安置知识青年1551人（含本县）。

    1974年县内下乡知识青年404人，并接收齐齐哈尔市下乡知青109人；有青年点35个。1975年县内下乡知青1248人，接收外市县知青905人，其中齐齐哈尔市893人，青年点增加到63个；1976年县内下乡知青1 165人，接收齐齐哈尔市695人。同时，年度调离农村的知青1 573人，主要包括参军、招工、升学和因病、家庭困难等返城的，其中有齐齐哈尔市295人，上海206人，北京17人。1977年接收安置县内外知青1087人，其中外省市428人。青年点增加到77个；1978年下乡知青人数较少，共有174人。富裕县1978年秋季最后一批知识青年86人下乡。至1978年底，全县共安置接收下乡知识青年总数达到6412人，建青年点89个。累计为知青建房1031间，27164平方米，向各青年点选送各级专职干部160多人次，先后派235名干部担任指导员，驻进青年点“老贫农”150多人次。

    197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8）74号文件下发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纪要》除肯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成绩和提出存在的问题外，着重提出“在本世纪内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形势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也要做适当的调整和改变。城市中学生的安排实行‘四个面向’的原则：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城市积极开辟新的领域、新的行业，大力开展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举办大学分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等，为更多的城镇毕业学生创造升学和就业的条件”。

    根据《纪要》精神，富裕县各系统和单位办起了几十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商业学校、卫生学校、技工学校等也陆续招生。1979年，全县未返城知青中又有3084人调离农村。其中有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考入大中专院校的学生48人。全县在知识青年中招工1 905人。1979年底，全县在农村的下乡知青684人，集体插队的青年队32个，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场、队11个，在农村的带队干部21人。这时的北京和上海知青除在富裕结婚和分配工作的十来个人以外，其余已陆续全部返城。1980年底，除与农村社员和农林牧场工人结婚的207人外，所有知识青年全部返城，陆续安排了工作。至此，富裕县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划上了句号。